张乡里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41；2．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林辰先生在《古代小说概论》的引言中指出，小说“至今还被两个若云若雾的怪现象缠绕着，这就是：‘小说’一词，概念不清；作品虽多，没有科学的分类”［1］。这句话指出了当前小说研究中最基础、也是较为困惑的两个问题：一是小说概念的模糊，一是小说分类的困难。小说概念的不清晰直接影响到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之所以会出现小说概念的含混不清，是因为小说观念的古今差异太大，难以给出一个客观而准确的界定。故要想理清楚小说的概念，就必须对小说观念的演变作细致的梳理。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提及“小说”一词的，是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而且，在传统目录学著作中，小说一直隶属于子部。可见，小说与子部著作的关系尤为密切。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先秦诸子关于“小说”的论述，来探讨小说观念的最初形态。

一、庄子的小说观

历来研究古代小说或者小说史的学者，都会提到《庄子·外物篇》中那段关于小说的论述。有许多学者指出，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无关乎大道的言论或思想，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琐屑言谈，不具有文体意义，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小说。这是正确的。但作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小说”的论述，这段话对小说观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后来的小说观念中，都不可避免地会留有庄子所讨论的“小说”的印迹。深入探究庄子在论述小说时的心态，对我们理解小说会有极大帮助。

在《庄子·外物篇》中，论及“小说”的内容如下：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如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2］925。

在这段话中，庄子按照他的方式先给读者讲了一个任公子钓大鱼的故事：任公子准备了巨大的鱼钩，用五十头牛做鱼饵，并且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而从后面的文字——“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来看，那些拿着小鱼竿、到小的沟渠里钓鱼并且以鲵鲋为目标的人，是无法钓到任公子那样的大鱼的。此处，任公所钓得的大鱼，是用来比喻大达、大道的；而那些没有配置好装备、目标也不明确的人，就是“饰小说以干县令”者，是与任公相对而存在的没有得道者。此处的“小说”，是指与庄子所言的“大道”相对的“小道”。那么，这种相对的“小道”、“小说”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庄子》一书在先秦散文发展史上，处于从语录体向专题论文过渡的阶段，其为文已经不同于《论语》、《道德经》等著作中的各段之间完全独立、上下文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在一篇文章中，一般都有相对统一的主旨，上下文之间往往有逻辑关系的承接。故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来探讨庄子所说的“小说”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关于“小说”的论述之后，庄子在接下来的两段文字中，都是将儒家视为“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者进行攻击和批判的：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抑固窭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骜，终身之丑，中民之行，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2］927－930

这些文字都是对孔子的克己复礼和仁义等学说的批判：将儒家学者比喻为盗墓贼，认为他们以残忍的方式对待古人，却又将古人的言论视为至宝；而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等学说，在老莱子看来是因为孔子孤陋寡闻或者是才智不及，所以才会提倡这些会给他自身带来一生臭名的观点。

在《庄子》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对儒家的批判很多，甚至可以说，儒家是庄子的一个箭靶子，在阐发自己观点或辩驳别人观点时，庄子都喜欢拉上儒家。可见，从庄子的立场上来看，被他肆意批判的儒家是不合乎大道的，否则他也不会那么不客气。那么，包括儒家在内的这些不合乎庄子所提倡的大道的学派或学说，是不是可以划归庄子所谓的“小说”呢？我认为是可以的。首先，从庄子的原话看，“小说”是不合大道的言论。从其“是其所是”的角度出发，大道所指的就是庄子他们自己所倡导、所信奉的言论或思想，那么，在“非其所非”的心态下，所有其他各家的言论就都是小说了。其次，庄子在表述了对“小说”的不屑后，下面紧接着的是对儒家的批判，可见，他确实是将儒家的学说看做“小说”的。影响较大的儒家如此，其他各家的学说就更不用说了。

庄子所谓的“小说”，是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以宣传自己的学说和政治理想；诸子在不断地同其他派别的学者互相辩难，有时甚至是相互攻击。而对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人们肯定都认为是最正确、最完美的；那些与自己不同的声音，必然会被排斥，会被目为“小说”。这也可以证明，庄子在《外物篇》中所提到的小说，指的是除道家之外的所有学说。

二、儒家诸子的小说观

在先秦时期，我们所能看到的与“小说”有关的论述，还有子夏和荀子的。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有这样一句话：“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3］188这句话被班固误以为是孔子的话，并在《汉书·艺文志》关于小说的论述中加以引用。可见子夏所论的“小道”，就是班固所谓的“小说”。而且子夏所谓的“小道”这种表述背后的鄙视态度，与庄子是相同的。那么，子夏所说的“小道”是指什么呢？它与小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何晏注“小道”云：“小道谓异端。”［4］738今天我们说“异端”时，一般指向的是异己的思想或言论，何晏所说的“异端”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论语· 为政》说：“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3］57旧注一般解“攻”为“攻击批判”，而关于“异端”或解为杨墨佛老、离经邪说，或解为与儒殊途同归的学说，或解为事之两端。但大多都是把“异端”解释为儒家以外的学说。可见，作为异端的小道，就是指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在后世，它不仅指本土的诸子之说，甚至连佛教都在小道之列。郑注云：“小道，如今诸子书也。”［4］739这就很明确地说明了：小道就是异端学说，是除了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言论。可见，子夏所说的“小道”，也是指和自己所信奉的儒家学说不同的其他言说，是其他诸子的学说。这和庄子将不符合道家思想的言论视为“小说”的言论如出一辙。只是庄子的鄙视态度较强烈，批判的力度也较大；而子夏的态度比较宽容、平和，能兼容并包，承认与自己不同的学说也有存在的价值——“必有可观焉”，只是不能“致远”，不能经世致用，故君子不为。

在《荀子·正名》篇中，亦有类似于“小说”的“小家珍说”：“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5］429此处虽没有明言“小说”，但“小家珍说”一直是被学者看作是与“小说”相关的论述进行研究的。杨倞注云：“知治乱者，论合道与不合道而已矣，不在于有欲无欲也。能知此者则宋墨之家自珍贵其说，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也。”［5］429－430在这 里，宋 子 和 墨 子 等 人 的 学 说 是 被视为“小说”的。和墨子并列的宋子，章太炎认为即是宋荣子。庄子把他推为一家，而且荀子对他的批判也很多。据章氏说，宋荣子是主张非兵的，而且《汉志》中小说家中的《宋子》就是他的作品。只是因为别人说的是高深的学理，只和门人研究，而宋子逢人便说，陈义很浅，所以班固把他列入小说家［6］。可见，宋子也是先秦一个思想学术派别。庄子和荀子对他的批判非常多，说明他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家。至于《汉志》是否因为宋子逢人就阐述自己的思想，并且还说得很浅俗，才将其放入小说家行列，我们对此已无从考证。但从荀子将宋子、墨子等界定为“小家珍说”来看，他所谓的“小家珍说”，指的也是那些和自己的学说、主张不同的其他学派。罗宁先生在讨及荀子的“小家珍说”时，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荀子》中还有一些地方论及‘邪说’、‘奸说’、‘乱世奸人之说’等，这些说法似都与小说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邪说’、‘奸说’之类都是与正道、王制、礼义等相对而称的。”［7］15罗先生还列举了很多例子，认为“在荀子看来，凡不合正道、王制的百家之说，一概可视为‘邪说’、‘奸说’”［7］16。黄朴民先生也认为荀子的“邪辟之说”，“指与儒家学说对立的其他学派的理论”［8］171。而正道、王制、礼义正是荀子学说的主要内容，不符合这些思想的“邪说”、“奸说”等百家之说，和“小家珍说”一样，也都是小说，正如《荀子·正名》所说的“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5］423。“邪”、“奸”、“异”等说法，是依据荀子的“正道”所作出的判断，符合的就是正，否则就是“邪”、“奸”、“异”。而且荀子将“邪说”与“百家”之言相提并论，也表明这两者是可以等同的。

类似的说法在《孟子》一书中也有，如在《滕文公下》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 也。”［3］272－273黄朴民先生也说此处的邪说，为“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最为典型）将一切不合乎儒家基本原则的学说理论斥为歪门邪说”［8］134。而这些歪门邪说，说得客气点就是“小家珍说”、“小说”。甚至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也指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9］这里的“邪辟之说”与荀子的“邪说”、“奸说”、“异说”等，指的都是诸子学说。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就是出于这样的观念而提出的。他和庄子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排他性立场是一样的，唯我独尊，已经没有了子夏等儒家学者的那种宽容心态。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所说的小说与“小道”、“邪说”、“异说”等带有鄙夷色彩的词语是相近的，这些词语都是诸子从维护自身、批判对方的立场出发，对其他各家学说的贬低。在庄子眼中，凡是不合乎大道的言论都是小说，即便影响较大的儒家也不例外。而荀子、孟子等则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学说均是小说，道家、墨家等均在此列。所以，先秦诸子们所说的“小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所指的都是与自己所信奉的学说不同的其他各家学说。这一小说观念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改变，但其中对小说是小道、是异端的判断则被保留了下来，并导致了后世文人、学者对小说的轻视。

先秦诸子的小说观念与今天的小说观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今天所说的小说，指的是与诗歌、散文、戏剧并列的文学四种门类之一。我们一般把它看作是一种叙事文学，要求作品有故事情节、人物、环境以及完整的结构。而先秦时期的小说则指的是诸子学说，故它是以说理为主的，与今天的叙事性的小说有本质区别。虽然先秦诸子的小说观与今天的小说观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这些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小说观念的演变。作为最早的小说观念，它们就像水源一样，在途中可能产生很多截然不同的支流，有大河，有小溪，甚至有瀑布；流水有的湍急，有的平缓，有的清澈，有的浑浊，但任何一条支流中的水和其源头的水在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或者可以说是相同的。所以明晰了先秦时期的小说观念，对于研究古代小说有重要意义。首先，先秦时期的小说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小说在古代的类属问题，因为传统目录学均是将小说放在以明理为主的子部而不是以叙事为宗的史部，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都是如此，这种对小说性质的判定就是受先秦诸子的影响。其次，先秦时期的小说观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人对小说作品的划分。今天在研究古代小说时，学者们往往从小说的叙事特征出发，对唐前的一些作品是否为小说存在疑问，甚至有学者提出唐前没有小说，如郭箴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史》中说：“汉魏六朝实无小说；只有一些零碎的笔记，可以勉强算作小说。”［10］而在了解了小说的最初所指之后，就不会再产生类似的疑惑了。

［1］ 林辰．古代小说概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1．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 章太炎．国学述闻［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1．

［7］ 罗宁．汉唐小说观念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09．

［8］ 彭林，黄朴民．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

［10］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