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慧新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电话通讯与1877—1937年间的上海商民生活*

霍慧新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电话作为近代一项重要发明，被引进上海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公司管理的日渐完善、电话制式的不断发展、话务服务的逐步改善和电话广告的大力宣传，其用户数越来越多。电话的使用方便了商业信息的沟通和公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在商业往来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近代上海城市商民生活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电话；商民生活；信息交流；社会变迁；上海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率先引入电话，上海市民将之称为“德律风”。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电话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商业往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了近代上海城市商民生活方式演变的轨迹。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电话的引进和沿革。目前，学界对近代电话的使用及影响已开始关注，但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本文力图梳理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历程，并探讨它对城市商民生活产生的影响。

一、近代上海电话业的发展

近代上海电话业的经营分割于华、租两界，长期分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统辖范围，经历了从单个交换局所到公司规模化管理、从个别分散经营到被纳入市政建设统筹布局的发展历程。随着人们对电话通讯优点认识的加深、市政当局的大力扶持、电话制式的改革以及电话广告的大力宣传，用户日趋增加，电话业逐渐发展壮大，趋于稳固。

大北电报公司等早期电话经营单位为近代上海电话业的开创奠定了基础。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电话的次年，即1877年电话便传入了上海。最初，它并未被看作一种重要的通讯工具，而是被作为一种新奇的游戏器具来欣赏和玩耍。最早认识到电话的通讯前景并试图在上海发展电话业的是经营收发报业务起家的大北电报公司。1879年9月，大北电报公司电工索恩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在租界内建构一整套电话通讯网的申请。但显然，作为一项新兴事物，公司与工部局对电话业持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均担心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和征集到足够的订户[1]686。作为上述计划的修正，1881年10月，大北电报公司提出在工部局的管理下，安装一些电话交换系统所需要的电线杆和电话线，借此试探市场的反应，此项申请很快得到了工部局的批准[1]757。1882年2月，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举办电话交换所，专为外国在沪企业和机构装设电话，规定每户年租费为100银元，初期仅有10余用户，年底时增至68户[2]4334。其他取得电话业经营资格的还有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等，由工部局发给竖立电话线杆等许可证。此时，各个电话经营单位分属于不同的网络，彼此之间互不相通。

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介入下，上海租界电话事业逐步改变分散交换局所经营的格局，开始进入统一、专门化的公司经营阶段，电话业务管理日渐完善，电话事业发展逐步壮大。1883年，经过工部局授权，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购买大北电报公司电话交换所和上海电话互助协会，使得租界内两个电话系统得以并网统一。1900年，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全面接手租界电话业务。1908年5月，工部局允许公司专营公共租界电话业务30年，其营业区域也由最初的租界局部延伸至整个租界，乃至南市、闸北、浦东、沪西、沪北等华界地区。次年，华洋德律风公司将电话费用的征收改为营业和私人两种，年租分别为65两和45两。公司成立之时，全部资本为10万两，经过近20年的发展，到1930年，资本发展至250万两[3]，用户达26 000余户。

早期所用电话为人工接线式，上海电话公司成立后，着手自动电话的改换工作，电话服务得以改善，电话业务得到快速发展。随着使用户数的增加，华洋德律风公司的人工电话设备渐趋落后，话务质量逐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通讯需求，“每一接线生每小时内只能办理接线二百次。假设每一用户于每天中最忙时须于每小时内通话二次，则接线生一人只能管理一百户”[4]。接线迟缓、错误时有发生，甚至有因与接线员言语误会酿成冲突者，用户屡次向工部局提出投诉，而“华洋德律风公司于改良电话一层，显似非经公众之逼迫，未必肯自行举办”[5]。1930年8月，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主持下，通过招标的方式，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取得了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区为期40年的电话专营权。新成立的上海电话公司积极改进硬件设施，提升服务质量。1932年3月，上海电话公司完成自动电话局所的改造和扩建工作，拥有局所9个。自动电话以其“接线断线均归用户自理，毋待他人为之接拆，故可免许多之错误”[6]的优势，受到市民欢迎，安装户数不断增加。1934年上海电话用户总数达54 193户，每门电话每天通话14.3次，日平均可通话1 588 887.3次[7]。上海电话公司自“接办以来，历年盈余，恒在数十万以上”[8]。

另外，电话广告对电话事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早期的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还是后来的上海电话公司，都把电话广告作为拓展市场份额、加快电话发展的重要手段。他们利用报纸、广告牌、小册子等发布了大量的广告，宣传电话通讯的快捷无误、用途广泛、取费低廉和方便舒适。生动形象的情景构造图配以详细的解说，如“电话不独能省写信通函或指挥职员之时间，且能增进朋辈友谊，此为营业上之要素也。且可在办公室中，既安适，复闲逸，与朋辈接谈，毋需乎跋涉长途，或鹄立久候，其利可想见矣”[9]，展现了电话通讯相对于登门拜访、书信往来的优势，拓展了电话业务，推动了电话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相对租界而言，华界电话业起步较晚，设备相对落后，经过交通部和上海电话局的大力发展，电话通讯逐渐在华界市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07年，南市电话局成立，是年拥有用户97户[10]。民初交通部全面规划线路、统一标准、清查线路障碍[11]，从推进国有、提升服务、强化管理等方面推进电政事业的革新，极大地推动了电话事业的近代化[12]。1926年2月，华租两界互通连线，市民纷纷向电话局申请装置电话。1926年实装用户号线为1 838线，1929年增至2 163线。1929年6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为发展上海电话，向美国自动电器公司订购自动机4 800号，于南市总局设3 000号，改建闸北分局设1 500号，添设浦东分局设300号[13]。1933年4月，上海电话局完成南市和闸北两分局的自动电话改装工程，又增加通向上海电话公司的互通出入中继线，要求装设电话者再次迅速增加，1936年，拥有用户4 231户，电话总机及分机达6 000架，居民年通话次数达8 061 578次[14]。

二、城市商民的电话使用及影响

随着电话事业的发展、电话制式的改进以及电话广告的宣传，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话通讯越来越能满足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快速传递信息的需求，“乃成为公私接洽之必需品，几至家有户设之概”[15]254。据时人记载，依据其电话用途的差别，电话用户可被分为两类，“凡电话之用途大部为营业者，则列入营业用户。至于电话偶然用于接洽营业，其余大多数时间作社交或家庭事件者则列入住宅用户”[15]264。电话在人们的商务往来、日常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变迁。

(一)营业电话：商业上不可缺少的通讯工具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由商而兴的城市，商务活动的开展迫切需要市场信息传达的快捷准确，从而把握市场导向，决定出入收放之计，以加快货物周转、减少囤积、牟取高额利润。“经营商业者，除必具有商业上之知识外，尤须注意商场之消息如何也。所谓商场消息者，不仅必知某种商品之价格，且须以现在情形，以推测将来之趋势是也。商品价格之高下，依国际市场之供求而定，其变动甚速，其利益甚大。然苟昧于时势，忽于时机，决不能收什一之利，故消息灵通者，实握操奇计赢之枢纽。”[16]电讯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工商经济的通讯需求，配合并推动了近代上海市内外贸易的发展。

上海自有电话业后，招商局随即“装设局用电话，与各公事房及码头通话。从此以后，商场乃逐渐装设德律风，而成商业上不可少之工具焉”[17]。随手翻看近代一份上海的报纸，我们就可以看见各种类型的商号、工厂、公司商务广告，其中除了包含其名称、业务、商标、地址等外，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即所在单位的联系电话，以之作为拓展业务、招商引资、推销商品和展示服务的必要渠道。商号中最为常见的有银钱业、保险业、地产业、旅馆业、影院、菜馆、商场等，制造厂商则以毛棉纺织染业、丝绸业、化工、机械电工、饮食、建筑、印刷、日用品等为主。作为通商大埠，近代上海的营业电话一直占电话用户总数的绝大多数。据上海通网站记载，1907年上海租界电话用户约2 823线，其中营业电话就达2 300多线，约占用户总数的82%。后来随着公司调整收费标准，大力推进住宅电话的安装，营业电话所占比例虽有所下降，如1930年营业电话16 643线，约占总数的63%，1934年营业电话用户为21 265线，约占总数的56%，但相对而言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

商家利用电话便利的优点，通过“昭告电话”推出电话预定购货、送货上门这一新的商品和服务销售方式。“上海的商店总装设有一具电话，因此许多人便发明了‘电话购货’的这一条‘生意经’。”[18]例如，早期出租汽车因车费昂贵使大部分市民望而却步，30年代各公司降低车费、改善服务并加紧宣传，推出电话叫车等服务项目招揽顾客。在广告宣传中，云飞出租汽车公司凸显业务电话“30189”，谐音为“岁临宴杯酒”，试图给潜在的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祥生出租汽车公司抓住广大市民的爱国心理，利用“公司的新电话号码为‘40000’”，宣传“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车子”[19]，其业务得到极大拓展。

对于一些有对外贸易合作关系的商户而言，他们联络外商重要的一项沟通方式为收发商务电报。电话引进以后，人们逐渐将市内发达的电话系统应用于海外商务电报的收发，从而使有需要的商户不用赶到电报局即可发送或者第一时间得知电报内容。因为此项业务使用的广泛，工商部门特别制定了相应的“市内电话收发电报办法”，作为一项工商法规实施，对申请手续、收发办法以及保密方案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20]。由于制度健全、服务周到，极大地提高了商务信息沟通的效率，商户纷纷采用，电报局营业额也日益增加[21]。其他各电报收发处也纷纷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布告四方。上海邮政管理局受其启发，亦采用电话通知商号领取包裹的办法，开通这两项业务的前提是商户已安装电话。商户与电话通讯的密不可分由此可见。

当然，除了工商业户主等主要的电话使用者外，还有一些其他人群安装的电话亦属营业范围之列，如报馆，医院，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事务所，商界会所等。对于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在日常的业务开展中，电话起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虽然有些部门如局所、学校、团体等为非盈利性组织，但电话作为一项互相联络的方式，用于公务往来，理所当然不可缺少。

(二)住宅电话：日常生活服务中的娘姨

由于使用电话可以加强联络、增进感情、交流信息和拓展视野，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一些紧急事件的处理中，更显得心应手，住宅电话的安装开始得到推广。20世纪初的上海人已经形成了一种重视信息收集、注重交往沟通以及主动与外界联系的风气。另外，由于工商经济的发展，各种奇珍异品竞相出现于大街小巷的橱窗货柜。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与精神世界的七彩斑斓相互碰撞，人们迫切地希望更多的交流与互动。电话的出现恰好反映并满足了这种需求，更加促进了人际互动，提高了信息交流的效率。据资料显示，私人住宅电话相对营业电话虽然用户人数较少，但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在1900年仅6线，1901年增加至100多线，1905年为380线，之后快速增加，到1912年有942线，1919年时为2 959线，1925年的7 154线，到1930年达9 638线，占当时实装用户号线总数的36.7%。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建成自动电话后，电话通话质量得以改善，并适度降低了住宅电话的月租，住宅电话安装急速增加，仅1932年就新装话机3 000多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租界地区出现畸形发展，私人住宅电话也随之剧增，1938年达到20 139线，比1931年增加一倍，之后因为战局原因，曾有几度起伏，但始终保持着相当数量[2]4337。

使用住宅电话者除了工、商、政及文化界等相关人士外，大部分为那些富裕人家中的太太和小姐。她们经常通过电话聊天，互相交流最近四大公司新进了哪些时髦商品，大光明戏院里新近放映什么电影，某家舞厅新装了冷气等[22]；或者通过电话购货让大型商场直接将自己心仪的货品送上门[23]。另外，电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另一项重要作用即处理紧急事务。首先是报告盗匪。近代上海战事频发，盗匪横行，极大地威胁到普通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利用电话可以加强联络，防范未然，无疑是一项很好的抵御天灾人祸的方法。早在1884年，工部局巡捕房就更新了通讯设备，用电话代替了原来的电报联系，并将各岗警及辖区所设电话通告市民，安装电话者可及时与捕房取得联系。这一利用电话防范紧急情况的方法受到推广，“电话通信实为辅助警政之最要机关”[24]逐渐成为警界的共识。利用电话还可报告火警。由于近代上海房租高昂，违章改建等屡禁不止，火灾隐患堪忧。原有的警钟、警铃等火警预报方式传播里程有限，火灾信息反馈速度慢、确切性不足，救火会往往难以及时赶到火灾现场，居民深受其害。20年代以后，电话使用愈加广泛，电话报警成为市民汇报火灾的首选方式。电话报警保证了火灾现场的信息沟通，它与瞭望塔、消防水龙头等消防配备一起使用，对有效控制火灾、降低损失、保障人们人身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5]。再者，如果突发疾病，也可通过电话与医疗单位取得联系，获得及时的救援和治疗。

电话与市民的紧密关系还有很多。在信息服务方面，人们可以通过电话联系电话公司得知天气情况，从而决定自己的行程；或者电话咨询问讯台，享受查找某个联系人号码或询问准确时间等诸如此类的相关信息服务。仅以报时一项业务而言，平日电话公司十几个接线生最忙的时候，每一分钟需要应答两次，夜晚也会有三名接线生值班[26]。由于电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1936年10月租界电话公司推出了代答电话服务，以方便那些因公事繁忙而未能及时接到电话的人们[27]。在一些时人的报告文学如《上海内幕》、《上海一日》等中，也有大量电话使用情节的描述，反映了住宅电话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电话用途如此广泛，无怪乎上海电话公司将电话服务比作日常生活服务中的娘姨[28]。

三、结 语

近代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以及电话通讯快捷准确、用途广泛等特点适应了近代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以及人们信息交流的需要，能够满足诸多人群在商业、公务、人际上的沟通需求。在上海电话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其最初的服务对象为外籍人员和公司，后来逐渐出现华人。就其年达几十甚至上百银元的租费而言，安装者一般为有固定职业、较高收入和广泛人际交往者，如商人、医生、律师等，或者如工部局、巡捕房等市政管理机关以及救火会等社会服务机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电话逐渐被推广开来，使用者越来越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联系愈加紧密。市政当局为“使多数市民尽量享用”，除营业电话与住宅电话外，还大力推进公用电话设施的建设，在“市内市郊繁荣、交通冲要地点”设置公用电话，“以每日24小时全部开放为原则”[29]。到1936年，华界地区公用电话有124部、租界有公用电话213部[2]4340。普通市民倘若遇有紧急事情时，可随时使用。1934年前半年，租界地区公用电话通话次数达97 924次，华界地区为27 580次[30]，到1935年，仅仅4月租界地区公用电话通话次数就达28 000次，华界地区约为10 000次[31]。

电话通讯作为信息传播方式的一种，在近代上海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往往仅关注传播内容，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更替，人们开始意识到传播技术本身的重大影响。在现代传播学派看来，“大众传播真正显示威力，颠覆人类社会生活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从19世纪初电话的发明开始的”。电话技术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关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冲击，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态；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缔造了一个同步参与、无距离沟通的崭新空间，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被重新书写”[32]。从这个角度分析，近代上海商民对电话的使用，改变了城市时空布局，减少了人员流动，在有形的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更为便捷舒适的无形时空。更为直接的是它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方式、经济市场的沟通方式和警报传达方式；便捷了商务信息的沟通，缩短了货物周转和销售周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民众生活方面，满足了日常人际交往的需要，有助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生活呈现出全新的形态。除此之外，随着电话通讯业的快速发展，社会交往广度的扩展和频度的增加，城市居民能够更快地获取各种信息，与更多的人发生互动关系，包括一些短暂而表面化的互动关系。城市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的性质随之改变，传统熟人社会逐渐隐退，社会关系工具化，人际交往非情感化[33]。最后，在电话使用的过程中，随着市民维权意识的增长，电话用户逐渐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通过组织电话用户联合会等团体来进行权益维护。不同于商会、行会、马路商联合会等各类社会团体，电话用户团体属于一种自发产生的维权型社会组织，表现为市民利益交叠性和关系复杂化下群体利益诉求的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员配置[34]。由此，电话通讯的推广与使用，既是近代上海商民生活变迁的一面镜子，又是近代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强大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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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苏全有,邓鹏.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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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有电话,春雨夏日秋风冬雪都不怕[N].申报(本埠增刊),1934-1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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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租界电话公司发起代答电话服务[N].申报,1936-09-17(11).

[28] 娘姨就是服务中的口头语[N].申报(本埠增刊),1934-12-16(6).

[29] 上海市公用局与上海电话局往来函件：Q5-3-700[Z].上海市档案馆.

[30] 上海电话局.交通部上海电话局业务概况[Z].上海市图书馆,19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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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霍慧新.上海电话用户团体研究(1925—1937)[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74-75.

(编辑：段明琰)

TelecommunicationandtheModernLifeoftheUrbanBusinessPeoplefromYears1877to1937inShanghai

HUO Huixin

(InstituteofModernChineseHistory,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ventions of modern times, telephone was introduced to Shanghai and soon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elephone standard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traffic services and popularity of telephone advertising,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installing the telephone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The use of the telephone was conductive to the communication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facilitated the launching of the official activities and improved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ople’s business dealings and daily life,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urban commerce, as well as promoted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Shanghai.

telephone; life of business people; information exchanges; social change; Shanghai

10.3969/j.issn.1673-8268.2013.01.011

2012-09-04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近代上海电话用户群体研究(2010010194)

霍慧新(1983-)，女，湖北红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研究。

K23

A

1673-8268(2013)01-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