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波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271000）

论吕思勉史学的学术风格
——以吕氏通史著作为例

李 波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271000）

吕思勉的学术风格，通过他的通史著作可以归总为两点：一是古今通贯、内容周瞻，吕思勉以“通人之学”作史，冀合众事而观其会通，基本上做到了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二是综核名实，吕思勉认为学问在空间，而不在纸上，其治学“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而不为表面的记载所囿”，形成了平实冷峻的著述特色。

吕思勉；通史；学术风格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武进人，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大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又富有获取新知识的热情，他的史学论著有着迥异于时贤的特色。学者徐哲东曾讲：“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似钱晓徵，论证似戴东原，辩达似章实斋，而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1］260吕氏通史著作即是吕思勉“一己之独得”的重要成果。他编写的《白话本国史》与《中国通史》两部通史，涵盖内容范围千古、牢笼万端，记载史事客观理性、实事求是，既体现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史学新风尚，又展示了作者鲜明的学术风格。

一、古今通贯、内容周瞻

通史的写作，向来被史学家视作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一部优秀的通史著作，从纵的角度，要讲求“通”，即线索分明，通贯各时代；从横的方面，要讲求“博”，即内容广泛，周瞻各领域。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留下的各种史料浩若烟海，并且存在许多须待考据论证的问题。这其中的困难，多次计划编撰通史而最后没有成功的梁启超，曾经慨叹：“既使有睱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尚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2］因而，中国通史的编写极易非芜即缺、事倍功半，要做到“通”与“博”，更是难上加难。根据梁启超的说法，合格的作史者应该既“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又“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具备这等条件的史学家，吕思勉自然当仁不让。如当代史学名家谭其骧即称：“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创获。”［1］357港台史家严耕望则称“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3］180吕思勉编著的中国通史就做到了古今通贯，内容周瞻。《白话本国史》与《中国通史》二书甫经问世，便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学界的推重，成为20世纪前半期发行量极大的史学著作，迄今依然在不断地翻版重印。

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绪论》中讲：“原来宇宙之间，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4］3在他看来，历史恰如一条滔滔不息奔流向前的莽莽长河，“才说现在，已成过去，欲觅现在，惟有未来，何古何今，皆在进化之长流中耳。”［5］38吕思勉清醒地看待发生在历史中的古今之变，并把这种对古今之变的把握贯彻到其中国通史的创作之中，他在1923年初版的《白话本国史》中采用了章节体的新体裁形式来展示对社会变迁发展的体认，全书从整体布局上分为5个部分，也正是他对古今之变5个阶段的划分，这5个部分前后相承，通贯一体，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关节、大脉络。另一方面，他所瞩目的古今之变的范围又是极其宏阔的，来自整个“宇宙之间”，“今古之界，既系强分，彼此之名，自然亦系强立。一事也，欲求其因，则全宇宙皆其因，欲求其果，则全宇宙，皆其果耳”。［5］38此种观念体现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就是内容的周瞻全面，网罗宏富。吕著《白话本国史》一书讲述上自远古时代，下讫民国年间的社会沿革，不仅从总体上梳理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线索，而且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关注到社会上的经济情状、生活风俗、政治兴衰、文化教育、民族关系、对外交流等各个领域。1940年初版的《中国通史》一书，下册按照时代线索依次讲述政治上的沿革变迁，上册则辟出了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18个章节，用专题的方式讲述中国的社会文化史，这两册的内容既各自独立成书，又相互联系补充，既包括了“动”的史实，也涵盖了“静”的史实，可谓通贯与周赡兼具。

通贯与周瞻的学术风格，在吕氏通史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止于此。若是仅仅从章节布局上下功夫，划分出几个历史阶段，增设若干的章目，他人也较容易做到，尚算不得多么高明。顾颉刚在1945年《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总结过这些通史最易犯的毛病，诸如相互抄袭、千篇一律、条列史事、缺乏见解等等，这些毛病直到今天仍在许多新编撰的史书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读这一类的著作，对于初学者来说，除了知晓一些零碎的历史知识之外，并不能增长多少思考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更谈不上引导读者迈入学术殿堂的大门了。所以如此，细究其根柢，还是缘于作者的学养不够，学识不高，不具备敏锐的洞察与识知能力，不能够在繁杂的史事中有所别择并予以深入解析，更遑论作史的通贯与周瞻，这等史书读起来自然言辞寡味，极其枯燥。吕思勉的通史著作则不然，他将自己的许多学术创获融铸于书中，“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4］204有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之称的杨联升即非常推重吕思勉的史学论著，他曾讲：“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6］譬如讲解中国古代历史，吕氏通史著作中阐发了许多独到的论断，这些论断虽则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之内，但其贯通古今的精神则是同一的，兹举数例如下：

（经济）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2000多年，中国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 。［4］328

（兵制）几千年以来，内部比较平安，外部亦无真正的大敌。因此，养成中国（一）长期间无兵，只有需要时，才产生真正的军队；（二）而这军队，在全国人中，只占一极小部分的文化。［7］153

（法律）秦汉以后的法律：经晋朝的一大改革，而大体趋于完善；经隋朝的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所以从西洋法律输入以前，沿用千年，大体不曾改变。［4］328

（赋税）中国的赋税，合几千年的历史观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以最大多数的农民所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为基本，随时代变化，而成为种种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终看做最重要的赋税。其（二）自此以外的税，最初无有，后来逐渐发生，逐渐扩张，直至最近，才成为重要部分 。［7］119

吕氏通史著作中这些贯通古今的论断，不是凭空发挥而成的，非周瞻无以通贯，没有对中国古代社会各方面知识的熟练掌握和深刻理解，吕思勉就不可能作出这些“大论断”，真正的“通”必须建立在“博”的基础之上，“冀合众事而观其会通”。吕思勉的史学论著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内容虽不能说周瞻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3］179

博通史家的著作不仅在大论断上能显示卓识，在细微处亦能见真知。吕思勉的史学论著文笔流畅，叙述史事从容淡定、娓娓道来，在质朴无华的辞句中蕴含着极具价值的学术创见，卓绝的史识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而出，纵有经营，也没有刻意斧凿的匠气，而是独具的匠心，数千年史事掂在吕思勉手中，当是举重若轻。例如《白话本国史》第一篇第一章“汉族的由来”，其中解释汉族一词的夹注［4］15，论古道今，既有史迹斑斑，又有现实种种，说明了汉族这一称谓的来龙去脉，古今的文案俱在，只此细枝末节处，即可见通贯、周瞻的精神。阅读这等著作，不仅开阔视野，且能激发学习兴趣，读者若能在字里行间别有会心，有所领悟，更当是受益匪浅。通史贵在其 “通”，史书的高下之别即在于此，吕氏史学著作为后人所称誉，固然因为其书“出处分明，易可检核”（严耕望语），可以作为一般治史者学习研究的基础，但若认为其仅止于此的话，那就忽视了它的更大价值处了。

二、综核名实、平实冷峻

吕思勉认为必须客观理性地观察现实和考论历史，理清社会万象，还原历史真相。他尤其赞赏章太炎分析清末民初政治局势时秉持不鹜声名、注重实效的理性态度，“立宪之论，掩袭一时，他又审中西情势之不同，作《代议然否论》，以明其行之中国，不必能得善果。都可见得他综核名实的精神”。［8］

综核名实，语出《汉书·宣帝纪赞》：“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意指全面考核事物的称说是否与实际相符。综核名实也是吕思勉治学的精神，他非常认同宣帝对汉代儒学的批评：“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因为这种治学精神，吕氏史著形成了平实冷峻的叙述风格。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他讲道：“原来中国人的学问，有一个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谓空，不是抱偏狭底现实主义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对象，在于纸上，而不在于空间（譬如汉朝人的讲经学，就不是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而是以儒家的经为对象）。”［4］657这种治学态度很明显背离了综核名实的精神，导致流传后世的古书中掺杂了许多不尽属实的内容，而世人又一味地尊古讳贤，遂使许多的诡词妄说成为了信史。对于此等名实不符、有名无实的史事，吕思勉在其史学著作中作了认真的考证，以求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9］

例如西周初期摄政的周公，东征平叛、大行封建、制礼作乐、还政成王，有始有终，数千年以来成为后人尊崇的政治家楷模，孔子即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吕思勉却揭示出发生在周公与成王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成王执政之后，周公被迫逃亡楚地，自楚地归来之后，不久莫名而逝，可见，“周公之‘以功名终’，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4］58再如汉武帝刘彻，一直被后世视作一代盛世明主，吕思勉首先肯定其“武功文治亦有可观”，但同时又指出：“他这个人太‘不经济’。”汉武帝的许多措施，诸如讨伐四夷、建设漕渠、迁徙贫民，都是应该做的，然而这些事情“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轻重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4］200而至于巡狩封禅、营造宫苑、问神求仙等举措，则根本就是昏聩之举。所以，西汉前期数十年休养生息的蓄存，“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4］202对这等名实不符的圣主伟业的颂扬讴歌，在愚民专制的社会，无论作俑者还是后起者，皆深陷其中而不自醒，吕思勉在其论著中，通过对历史的客观叙述揭开了这背后的真实情形，不仅复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当有开悟民智的深层意义。

在吕氏通史著作中，除了揭批名实不符、有名无实的史事之外，还对被湮没和误解的历史进行了发掘和澄清。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而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录，数量较少且谬误百出，吕思勉通过对史料爬梳整理，钩稽沉潜，在《白话本国史》中清楚地勾勒出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地理分布、生活风俗、传承变迁的大致轨迹，对此，他在该书序例中自豪地讲：“中国的各种民族，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这么分析的清楚的。”［4］2又如东汉末年，原本为地方监察官的刺史改为地方的军事行政长官，致使割据势力渐次形成。东汉瓦解，三国并立，刺史带兵的制度一直存在着。直到晋初武帝夺刺史之权，回复其监察职能。但西晋国祚短暂，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晋武帝削夺刺史权力导致的。吕著《中国通史》中却肯定晋初推行的是一项久安长治的政策，“惜乎‘虽有其言，不卒其事’。而后世论者，转以为晋武帝的罢州郡兵备，为召乱的根源，真是徇名而不察其实了”。［7］95再如清末政府实行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川、鄂、湘、粤四省的保路风潮，直接导致了武昌首义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因而，这项政策一直被定性为清政府的反动卖国政策。但 《白话本国史》一书中却认为：“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平心而论，原亦无可厚非”。“但是当时人民的反对，也并不是顾虑及此。不过清室积失人心，国民愤郁已极，不觉有触即发罢了。”［4］636联系到这部通史的作书年代，做出这样的评价确属难能可贵，恰如当年大学同事蔡尚思所言：“吕先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11］

三、结语

吕思勉认为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4］415这种理念深刻地表明了史学家的学生使命和社会责任。阅读吕氏通史著作，行文中流露出的，不仅有一代史家通贯古今、网罗全局的学识，而且还有这种时时处处所坚守的综核名实、平实理性的治学精神。吕氏史著无论在讲及大而切要的历史问题上，还是在具体史事的细枝末节处，都能够秉持从事实出发的原则，以求客观公允的撰述史书，反映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吕思勉不是某派文化的托命人，更非某集团的代言者，吕氏史学论著是不可以被简单地视作某种价值符号的标签的。吕思勉认为社会学上有一句话深堪反省：“社会上一切事都是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懂得它的理。”［5］35

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急剧转型。在文化教育领域，新的学术与学科体制逐渐确立，专家之业取代了通人之学。研究者各自据守一个研究领域，从事仄而专的精深研究。不过，综观过去100多年的史学著作，流传广泛且影响深远的，更多的是吕思勉等新知旧学兼具的通人的著作。通人著作的魅力，源于作者的通人之学，就吕思勉来讲：第一，他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学术根基深厚，以一人之力而淹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学术路径偏向博通一途，正契合了通史编撰所要求的通贯周瞻精神。第二，吕思勉治史，深受清代考史之学的影响，综核名实，平实冷峻，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2］此外，吕思勉还承继了家乡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学脉，秉承了中国传统读书人为生民立命的抱负，一生憧憬大同盛世，富有经世济时、民胞物与的热切情怀，他的著作特别致意于考论社会制度的变迁发展，实则蕴意着他对中国社会变革发展方向的关切与希翼，这样在吕氏著述中就平添了一份超越学术本身的感召力量和人文精神。

［1］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书店，1992.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6.

［3］严耕望.治史三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2.

［7］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94.

［9］李波.吕思勉与清代常州学术［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2—93.

［10］李波.从传统人士到现代知识分子——论清末民初时期的吕思勉［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6）：1—2.

［11］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509.

［12］何周.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1—82.

On the Academic Style of LV Si－mian——Taking his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as an Example

LI Bo
（College of Marxism，S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 271018，Chin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shows two main academic style of Lv Simian＇s historical study.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wide－ranging contents of this book concern both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LV Si－mian did historical study combining knowledge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nearly all dynasties.The second one is the fact－oriented way of historical research.He thought that knowledge does not lie on the paper but on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the whole society.Thus in historical study，he could“collate historical classics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facts，rather than be confined to some written records”，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objective feature of his works.

LV Si－mian；general history of China；academic style

I206.6

A

2095—042X（2013）05－0055－04

10.3969／j.issn.2095—042X.2013.05.013

（责任编辑：朱世龙，沈秀）

2013－06－18

李波（1978—）男，山东东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潮、史学理论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S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