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山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爱欲与拯救是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经典的恒久主题，这一双重主题的交织既显示出“爱欲”本身有“被拯救”的需要，也显示出富有爱欲的诗人或作家对“拯救”这一主题的偏爱。基督教经典《圣经》的伊甸园叙事自不必多说，《荷马史诗》中“阿基琉斯的忿怒”，其“忿怒”即源于受伤害的爱欲，而奥德修斯的还乡之旅也必须经历诸多爱欲的诱惑和随之而来的冥府穿越;柏拉图笔下的阿里斯托芬将爱欲归于诸神再造新人类的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疾病或缺陷。而据博尔赫斯的看法，但丁之所以创作《神曲》，主要为了想瞥见已死去的爱人贝雅特丽齐，想让她在自己的诗作中复活;①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必须首先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爱欲幻象，才能够得以断言人生的智慧，而《浮士德》之所以被认为是近代西方人的圣经，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它显明了在人性被“启蒙”之后，西方作家面临爱欲-拯救问题时加剧了的窘迫之感。19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学中“爱欲拯救”的作家笔下，有试图歌唱神秘/神圣爱欲的浪漫“歌手”，也有猎取现实并试图救疗社会疾病的“猎人”和“医生”，作家的“拯救冲动”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对诺瓦利斯《夜颂》、屠格涅夫《县城医生》、契诃夫《第六病室》、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和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的“拯救”主题的解读，可以看到的是，现代性背景下的灵魂失序及虚无主义与“现代爱欲”尤其需要“被拯救”这一需要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

诺瓦利斯的“新神话”

1794年11月17日，22岁半的诺瓦利斯遇见了12岁半的索菲(Sophie von Kühn)，仅仅一刻钟，他就“怀着挚爱洞察了这个还十分幼稚的少女的本性”②，并于次年3月与其订婚。但同年11月索菲就重病不起，于1796年5月离世，时年15岁。诺瓦利斯在信中写道:“我永远摆脱不了她的苦痛。这天堂的灵魂所受的煎熬将始终是我余生的荆冠。”③

如同我们难以理解但丁对贝雅特丽齐所感到的震撼，我们也难以确定诺瓦利斯对索菲所怀的“挚爱”究竟是何性质，其对索菲“本性”的“洞察”所凭靠的又是何物。但他写给施莱格尔一封信似乎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线索:“我最心爱的学习在词根上同我的未婚妻一样。她名叫索菲——而哲学(Philo-sophie)则是我生命的灵魂和开启我最本真的自我的钥匙。”④诺瓦利斯最心爱的活动就是“爱索菲/智慧”(哲学)，但既然在遇到少女索菲之前的“哲学”活动中，他已获得开启自我灵魂的“钥匙”，他为何还要爱上一个叫做“索菲/智慧”的少女并如此急迫地要与之订婚?——康德显然就没有这一需要，至少这一需要并不迫切……可能的是，他在这里颠倒了自己的理解方向，正是与少女索菲的遭遇才使得他对哲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先有一个有身体的“索菲/智慧”才有可能追求/智慧，否则，所谓开启最本真自我的钥匙所开启的，更可能是一道“通向那无声与寒冷绵延的荒原”(尼采语)的门。

不管少女索菲知不知道，她的存在，尤其是她的离世才真正开启了诺瓦利斯生命中的那道神秘之门，如魏尔所说:“通过这种爱与死的经验，他竟找到了进入神性的‘索菲’之真实这条通道”，“其实他这才找到索菲——他固有的、创造性的自我的至今未意识到方面。从墓旁的幻境开始，从《夜颂》报道的灵视开始，我们熟悉的那个诺瓦利斯才具有自己的诗人品质。”⑤在爱人墓旁的经历被诺瓦利斯理解为一种启示事件，“霎时断裂了诞生的脐带——光的束缚”。在诺瓦利斯笔下，囚禁在“日光”之中的，似乎并非真正的生命，或者，能够照亮他真正生命的，并非是这种“贫乏而幼稚”的“光”;他由此得以“站在这世界的分水岭上，遥望那崭新的国度”，也就是说，他的目光“朝下转向神圣、隐秘、难以名状的夜”。

不妨说，《夜颂》⑥就是诺瓦利斯的“新神话”，诺瓦利斯就是那个“诞生于古希腊的晴空之下，从遥远的海岸来到巴勒斯坦”的那位“歌手”和“神圣世界的崇高的报道者”。经过他的吟唱和报道，耶稣这个“用自己的梦轻轻合成”的沉睡者“在诸神的新的荣耀中醒来”，“登上新生世界的高峰”，成为“极乐的爱的守护者”和“永恒的爱”所伸出的“拯救之手”。

“希腊歌手”和“神童耶稣”的关系令人困惑。从文脉来看，神童在歌手之前，但神童其后的牺牲与新生似乎又是歌手所预言和保证的内容，由此来看，歌手又在神童之前——歌手像是《约翰福音》中先知约翰的化身⑦;从神童出现之前“飘向欢腾宴席阴森”和“笼罩心灵的恐怖”的旧世界秩序到神童出现之后“更崇高的人类欢乐”和“大海潮汐般的喜乐之夜”的新世界景观的转变，也不由让人想起柏拉图笔下的悲剧诗人阿伽通所“报道”的“爱欲新神话”⑧——诺瓦利斯的神童耶稣像是一个“新爱神”。在幽深的夜境里，爱欲与拯救的“夜颂”二重奏交响回荡，最后安然隐入“天父的怀抱”里。

“神话家”的“寒颤”

根据一个解读者的意见，《猎人笔记》中“猎人”所要猎取的，是俄罗斯民众中的“隐匿财富”，而作者屠格涅夫或作品中的叙述者正是这样一个“猎人”，属于此类猎人的还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位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猎人笔记》没有提出却又暗含了下述问题:当这些着眼于诊断和治疗民族疾病的人坠入徒劳的自我分裂时，当“病人”(母亲俄罗斯)满足于狂热幻想(其中有些非常美丽)给“她”带来的宽慰时，这种对理想之城的提升如何才能实现呢?⑨——《猎人笔记》有美丽而忧伤的布景和原野，也讲述了很多美丽而忧伤的故事。这些故事里被突出地置于前景的受伤、疾病和死亡(及面对受伤、疾病和死亡的态度)也是“猎人”要猎取的财富吗?

从这一角度看，讲述病人与医生(医生在这个故事里讲述了一个病人与医生的爱情故事)关系的《县里的医生》⑩在整部《猎人笔记》中的位置就具有了某种特殊意味:“从远处打猎回来”的猎人自己“受了风寒，生病了”——医生所讲的故事似乎是医生对“猎人/病人”的某种治疗，而有趣的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又恰恰在于，真正的治疗就包含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女病人的“自我治疗”——提升“理想之城”需要“神话”，而安德列耶夫娜正是这样一个“神话家”:面对疾病和死亡，“这位女性神话家决心在县城医生身上看到他缺少的一切，她也为县城医生带去了生活中痛苦而有益的瞬间。”生病的猎人和这位女性神话家似乎有着一种隐秘的联系。猎人和安德列耶夫娜害的似乎是同一种病(风寒、发烧)，当猎人屠格涅夫让他笔下的县城医生“无缘无故”、“不假思索”、“好像忏悔一样”把这个“相当动人的经历”告诉故事中生病的猎人时，屠格涅夫的叙事行动显得就像是安德列耶夫娜对县城医生特利丰临终嘱托的回声:“别忘记我……”

安德列耶夫娜的父亲是个“作家”，写过“很多书”。安德列耶夫娜受过很好的教育，也“读过很多书”。我们不知道她父亲写过什么书以及在写书之前读了什么书，她读的又是什么书，但我们知道读这些书的一个后果就是“和邻居不同”，与之“交往也很少”，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的是:这些书和她的疾病以及她的“创造神话”的能力有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在用“法语”轻声嘲笑特利丰俗气的名字之前，安德列耶夫娜先是用“好像不是俄语”、特利丰“一点也听不懂”的语言对特利丰说了一番特利丰不能“告诉任何人”的话(说完这番话后她打了“寒颤”)。屠格涅夫没有告诉我们安德列耶夫娜说了什么，估计是已经预先知道我们“一点也听不懂”。

县城医生特利丰显然无法忘怀安德列耶夫娜，可以想见，他会一遍一遍地讲述这个故事，与安德列耶夫娜的相遇使他的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以及在其后回忆这个时刻的无数时刻笼罩在浪漫神话中，在这样的时刻，他得以在和现实达成妥协的同时，也能成为“英雄”和“白马王子”。

契诃夫的“思想病室”

比起契诃夫其他短篇小说，《第六病室》⑪篇幅较长，似乎也更有政治与哲学意味。当然，也可以说，任何哲学都具有政治意味，哲学思考在根本的意义上关乎对现实的态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态度选择。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分别是患被虐狂的疯子格罗莫夫和有些冷漠的医生拉京，二者似乎都有对现实进行哲学思考的能力和兴趣。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占了小说的很大篇幅，作品所呈现出的不同人性类型的差异，以及对于现实苦难的不同态度，可以说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点，值得稍加分析。

从很多细节来看，叙述者对格罗莫夫的“喜欢”态度是非常可疑的，他对格罗莫夫的描述充满着矛盾。我们无法想象得出，一个“古怪而病态”的人如何能够同时是“智慧和理性”的，在他那或“声色俱厉”或“鄙夷讥诮”的“又乱又急”的话语里又如何能有“非常优美的东西”。他大概也可说是一个经历了“家道中落而陷入困顿”的青年，但在陷入困顿之前、“每个月收到六七十卢布，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贫穷”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了，因此，他后来的发疯更像是一个过分敏感的天性，即便在一个平淡无奇的生活环境中都可能会有的自然结果;其实，在与医生的对话中谈及的“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倒是他自己性格“实质”的恰当注脚。这种人恐怕受不得一点苦，如他所说:“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他对自己敏感到病态程度的夸耀与他对别人的“忿怒和愤慨”相辅相成，基于自己的“受苦”，他毫无根据地推测医生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医生没有解释父亲对自己天性喜好的“刻薄挖苦”，由此导致错误的职业选择可以说是医生悲剧人生的重要原因)，指责医生是“疲沓的懒汉”，诅咒他哪天“一下子中了风”……

这个年轻人招来医生的“喜欢”也难以理解:“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他此时明明“头低垂着，脸色发红，显得凄苦而悲伤”，一点都不快活。不夸张地说，在他被当作疯子被关进“第六病室”之前，他先是已经走入了格罗莫夫这个危险的年轻人混乱的“思想病室”里，并感染了其病毒。在一个小人物也喜欢“谈谈哲学”的时代，医生看似一个“哲人”，热爱智慧，喜欢读书，在糟糕的环境里保持这难得的内心平静，但由于“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他稀里糊涂地走了进去，从而暴露了他的不谨慎;他踏进这道门时格罗莫夫所发出的欢呼和咒骂似乎是后来发生事件的一个不祥预言:“到底来了!……打死这个败类……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一般认为，医生的富有反讽意味的悲剧结局是契诃夫的刻意安排，他要让医生通过实实在在地受苦甚至惨烈的死亡经历来获得认识的转变，即反对之前所持的“不抵抗主义”或“托尔斯泰主义”。但该如何理解医生的“转变”呢?二十五年后卡夫卡笔下的乡村医生倒是说过:“写处方是容易的，但与人们达成理解却是难事。”⑫医生在将死的时候曾想到不死，但也只是“想了一想就算了”。此外，他还看到了一群非常美丽优雅的鹿和一个拿着挂号信的农妇。

《日瓦戈医生》:“姑娘呆若木鸡”

日瓦戈既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诗人，这双重身份似乎对应着他理解身体和灵魂的双重能力。当拉丽莎对日瓦戈表示她“不仅不爱”科马罗夫斯基，而且“简直仇视他”，试图安抚日瓦戈那“妒火三丈”的心时，日瓦戈说了一段令拉丽莎震惊不安的话，可看作他对拉丽莎灵魂的“诊断”。他说:“你未必那么了解你自己……我由于你而妒忌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某种下意识的东西，妒忌某种无法解释、无法想象的东西。”⑬也就是说，他真正为之恐惧不安的东西存在于拉丽莎心灵的深处，是拉丽莎心中那些与科马罗夫斯基相契合的那些东西。它无以名状，不好“理解”，但似乎又以某种确定不移的物质的形式存在着，让人感受到它那恐怖的权力。日瓦戈感到这种力量既“神秘莫测”，又“坦露无遗”，“使他心碎”。

不无悖论地，拉丽莎吸引日瓦戈的因素恰恰就是某种异质性的东西，那种异国他乡色彩的东西，就像日瓦戈医生的妻子冬尼娅不无妒忌和伤感地评价:“不同寻常的女人”、“一生离奇曲折”。日瓦戈是唯一理解拉丽莎的心灵苦难、真正欣赏她的性格魅力的男性，他深深地陶醉于她多层次的心灵构造与充满张力的灵魂空间。他把她形容为“带电的女人”:“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触动她，就会迸发出火花照亮房间，要么把人击死，要么给人充上电，使人终生怀着磁铁般的回忆和忧伤。……如果爱一个人，吞进电去是多么痛苦，那么做女人，做电，引起人爱慕，多半会更加痛苦。……”⑭而日瓦戈也正是由于洞悉了拉丽莎内心深处的隐秘与痛苦而赢得了她的心。法国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指出，面对卑贱物，男人“用承认的方式表现卑贱，并通过这一方式进行净化”。⑮

面对拉丽莎的苦难，日瓦戈医生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他只是用一种充满隐喻色彩的抒情话语道出了拉丽莎心中无以名状的卑贱物，换言之，他给拉丽莎心中的“魔鬼”命了名。借助于爱情代码，拉丽莎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自己的全部身心能量，并获得了实际上包含着千百种矛盾的“同一性”幻觉。在这种幻觉中，在这种对于卑贱物的认同中，似乎异化真的被消除了，压抑物真的消失了，似乎两人真的得到了解放——拉丽莎兴奋、感动而又得意地夸奖日瓦戈:“你真聪明啊!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理解得了，你是我的堡垒，是我的后盾，是我的知音。我是多么幸福啊!”⑯

但科马罗夫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出现了，似乎那“卑贱”、人心中的“魔鬼”又回归了，他和他的时代一起破坏了拉丽莎与日瓦戈的爱情。那爱情曾“得到周围人们的喜欢，那程度恐怕胜过了他们自己对爱情的欣喜”，因而这爱情就是沉沦于“世界末日”的人的希望。科马罗夫斯基带走了拉丽莎，也带走了世界的希望。拉丽莎嫁给了科马罗夫斯基，她感到“犯了天大的罪过”。克里斯蒂瓦断言，“压抑物的回归将构成我们的‘世界末日’，在这上面，我们无法逃脱宗教危机的悲剧性痉挛。”⑰在离别拉丽莎之前或之后的灵魂痉挛中，诗人日瓦戈为爱人吟出“童话一则”:“战马和死龙，并卧在沙里。骑士昏迷不醒，姑娘呆若木鸡。”⑱

昆德拉的“手术刀”

据说，米兰·昆德拉“看不起深度思想”⑲，可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上来却又是满有深度的尼采的“永恒轮回”、巴门尼德的“对立的二元”以及偶然与必然、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等等既让人眼花也让人心烦的灵巧思辨……说他“看不起深度思想”，是不是在说他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进行“深度思想”，却有兴趣和能力装出一副比深度思想更有深度的思想者的样子?昆德拉当然首先是在写小说和讲故事，富有哲学意味的“思想”更像是调味品，但也就是写小说和讲故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忍不住要拉扯上古老经典中的文学故事，比如《旧约》、《俄狄浦斯王》、《会饮》，其用意若非仅仅在于装点门面、哗众取宠，从其所用之典和用典的方式入手或许倒也不失为进入其叙事脉络的一条路径。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故事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但不知昆德拉是否有意嘲笑托马斯或自嘲，以至他或他让他复述的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如此丢三落四、颠三倒四、破碎不堪:昆德拉或托马斯版的俄狄浦斯故事里只有一个牧羊人，但我们知道，两个牧羊人的对质才构成完整的“真相”;昆德拉或托马斯版的俄狄浦斯故事里也没有斯芬克斯之谜，似乎俄狄浦斯对此一无所知;更莫名其妙的是，这里没有“神谕”(俄狄浦斯的被遗弃以及他后来的出走因此就没有了着落)，但却出现了迁怒于“民众”的“命运”——俄狄浦斯成了一个反抗邪恶命运的存在主义英雄。

托马斯也是这样的英雄吗?无论如何，他倒是“乐于”用这一把尺子去衡量“他们”。“他们”曾大无畏地、用许多生命的代价捍卫那条“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但后来证明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他们”也就成了杀人凶手:“由于你们的无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也许将丧失几个世纪，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觉得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你们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该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⑳

托马斯的爱欲之旅倒是显得更富有哲学意味，他的深层动机与其说是性满足，毋宁说是“认识”和“自我认识”。既要从无限多的肉体认识其各具特点的灵魂(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㉑，也要透过她人的肉体来认识自己(“我”的独特性恰恰隐藏在人类无法想象的那一部分)㉒。他显得清醒、聪明、有智慧，把自己的爱欲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直到遇到特蕾莎;托马斯不想在特蕾莎身上揭示什么，“在耗费心思揣摩她做爱时是什么模样以前，他已经爱上了她”，但爱上特蕾莎之后的托马斯的头发上仍常常散发出不同女人下体的味道。

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不一样，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的“认识”动机里包含着一个让人害怕的比喻:“用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的躯体”㉓。在小说世界里，这被划开的“躯体”首先就是特蕾莎的“灵魂躯体”——刘小枫说:“托马斯的觉悟过程，是特丽莎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托马斯的幸福掺杂着特丽莎的不幸。特丽莎经历的是一次凉彻心骨的伤害，痛不欲生的不幸……她发觉自己身体上的灵魂像一条蛛丝般的细线，很容易断裂，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毫无意义的地方。”㉔托马斯难道不会感到恐惧?

注释:

①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与死者协商》，严音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22-123页。

②魏尔“诺瓦利斯及其隐微诗文”，收入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230-231页。

③魏尔“诺瓦利斯及其隐微诗文”，收入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231页。

④同上。

⑤同上，第244页。

⑥诺瓦利斯.《夜颂》，收入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32-45页。

⑦对勘.《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之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之前。’”和合本译文。

⑧对勘柏拉图《会饮》197B-C悲剧诗人阿伽通的讲辞:“爱神出现之前，如传说讲的那样，由于命定神掌权，神门中间的残暴五花八门。自从这位神诞生以来，对美的东西的情爱便给神们和人们带来了种种好的东西。……人间充满和平，/大海平滑如镜，/风暴已经沉默，/忧伤也已酣睡。”刘小枫译文。

⑨德里克:《〈猎人笔记〉中的哲学、神话与技艺》，载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13-326页。

⑩屠格涅夫.《县里的医生》，收入《猎人笔记》，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6-45页。

⑪契诃夫:《第六病室》，收入《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 契诃夫》，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9-132页。

⑫Franz Kafka，The Complete Stories，Schocken Books，1971，p.223.

⑬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白春仁，顾亚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487页。

⑭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519页。

⑮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3页。

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652页，519页。

⑰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第299页。

⑱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652页。

⑲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⑳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11页。

㉑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38页。

㉒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38页。

㉓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39页。

㉔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