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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贴身肉搏

2013-03-30陈沙沙

民生周刊 2013年20期
关键词:就业重庆专业

□ 本刊记者 陈沙沙

封面报道cover story

与“就业”贴身肉搏

在重庆读了4年大学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农民子弟王嘉宾“不幸”成为“最难就业季”中求职无望的大学生一员,最终选择了自主创业。在他身边,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求职故事,貌似寻常却又并不寻常。

□本刊记者 陈沙沙

“重庆待4年,到哪都不怕辣,到哪都不怕热。”6月22日,王嘉宾和几位同窗用传统的重庆火锅送别了大学时光。翻滚的辣椒、呛人的热气、充满江湖味的红汤,如同他们闹腾的青春,毕业与就业交汇,伤感与忙碌交织。

他们中,有的已与用人单位签约,尘埃落定;有的从“考公”大军中败下阵来;有的为了爱情留守山城;有的惦念父母,甘愿作返航的候鸟……

作为今年699万高校毕业生中的沧海一粟,王嘉宾和同学们依然混沌,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迷茫。在这个人才供求失衡、教育结构失调的年代,无论他们的语言多么无畏,就业与理想、憧憬与迷茫,每天都在上演着贴身肉搏。

“梦想是个骗子”

2009年,王嘉宾考上了重庆文理学院,学习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院属于1999年后新建的600多所本科院校之一,不算有名,胜在景致,坐落在重庆西郊的丘陵之中。

“一进校门,就想着参加社团、谈恋爱,此外还有模糊的远方吧。”提到“梦想”、“理想”,他会不自觉地皱眉,手指轻叩桌面,一副黑框眼镜给了他“少年老成”的形象。

王嘉宾说,他现在最反感的词汇之一就是“梦想”,“因为它是一个骗子。”

和一些懵懂入学的同学不同,成长于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鲍官屯镇张古风村的王嘉宾对媒体行业充满向往。这也许源于他对文字的喜爱,还有少年时的经历。

“最初选择这个专业是由于自己的出身。农村社会是最底层的,保守又受欺压。我就想,当了记者看到不平的事,总能多说两句。”

在校园,他待得最多的地方是“百步绝命梯”上的山顶图书馆。在那里,他听虫鸣,闻花香,拂过一本本发黄的旧书,守着一个最初的梦想。

“过年回家,每次带回去的是一捆扎好的《南方周末》,30厘米厚,全是勾勾画画的圆圈。”

左图:6月22日晚,在重庆文理学院2013届毕业生授位仪式暨毕业晚会上,即将离校的学生们打出了“谢谢母校,谢谢老师”的横幅。 图/陈沙沙右图:2013届毕业生在导师的带领下步入毕业晚会会场。 图/陈沙沙

为了培养新闻的敏感性、熟悉新闻的逻辑结构,他靠阅读去窃取思想,通过写作去找寻风格。而为了给就业积累经验,他尽可能将假期用在一个个实践上。

大一暑假,王嘉宾自己圈了块儿地,干起了广电新闻培训班,撵着村里的高中生听课;大二暑假,在亲戚的介绍下,他跟着《沧州日报》记者“扫马路”,搜新闻。换了触屏手机后,他还厚着脸皮拉着“微博大V”针砭时弊。

然而,失望来得猝不及防。当直面求职,他多年的准备却无力到可以一笔带过。

第一次感到希望渺茫,是在大三那年的夏天。那是一个酷热的中午,王嘉宾坐了29个小时的火车回到沧州后,并没有直接换乘回乡的小巴车,而是背着行李,汗流浃背地赶到沧州电视台,想谋个实习的机会。

从午后等到傍晚,姗姗来迟的人力资源部主任——一个40多岁的高大男人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在这实习,要交5000块钱,你愿意吗?”

当他迈出电视台大门时,门口保安的眉眼间也尽是嘲讽。“刚好妈妈打来电话,说在家给我包了饺子,问我怎么还不回去,我一瞬间忍不住掉了眼泪。那么高一个男孩,挺丢人的。”

暑假返校后,王嘉宾带着沧州电视台的刺痛,开始了网上求职。2012年9月,正是2013届毕业生求职的第一波高峰。然而,无论他在“大街网”上如何变化关键词,搜索“记者”、“编辑”、“编导”、“报社”、“电视台”等,除了网站编辑外,其余结果几乎为零。

后来,他才从“理论层面”了解到求职“艰难”可以追溯到4年前的报考,甚至更远。

2013年6月30日,在一个名为“‘他们’如何渡过最难就业季?”的教育沙龙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道出:“我敢说新闻专业的在校生,就可以让现在所有的新闻记者全部下岗。新闻记者加上播音主持,10年之间岗位增加不到4万人,可大学新闻系招生人数增加了12倍。这是什么?这是招生的盲目性、专业设置的盲目性。”

学习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王嘉宾渴望得到一份媒体工作。图/陈沙沙

“新闻记者加上播音主持,10年之间岗位增加不到4万人,可大学新闻系招生人数增加了12倍。这是什么?这是招生的盲目性、专业设置的盲目性。”

“3年后,我会离开”

“报考广电新闻的时候,也没人跟我说找不到工作啊!读了个本科,学了这个专业,难道是为了洗碗?”王嘉宾反问道。

他对就业早已没了“恰同学少年”时的自得,而是透着对社会环境的无奈。除了少数依靠“拼爹”的幸运儿外,“无奈”的感受在大部分二三本应届毕业生中蔓延。

聂廷廷,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与王嘉宾同岁、同寝、同分院。

这个看似羸弱的男孩有着一个饱受争议的理想——做一名乡村教师。有人心生敬佩支持他,有人担忧生活劝说他。

“大一就劝,别太不切实际。”王嘉宾属于后者。他反对的原因,是因为相互之间的了解。聂廷廷是重庆北碚区人,和其他农村家庭的孩子一样,由外公外婆带大,爸爸工作不稳定,妈妈在火锅店帮工……

而辅导员胡明清的支持,则是看到了聂廷廷的变化。她用“思想干净”来形容这个有些自卑的学生。“大三,廷廷去小学实习,整整一个学期,他精神状态特别好,脸上带着一种幸福感。”

2012年12月,在武隆县教委带队的校园招聘会上,聂廷廷在3所提供职位的学校中,选择了一所最偏远的小学。

从接到招聘信息,到面试,再到签约,求职过程在一天半时间内高效完成。他兴奋地没有详细询问工资待遇如何、学校偏僻到何种程度,只是在签下就业协议时,注意到合同中有一条备注:“签约3年,就职可享事业编制。如果违约,乙方将赔偿甲方3万元人民币。”

然而,聂廷廷的兴奋之情没有持续到最后。经过5月底的一次亲身探访后,他犹豫了。即使怀有美好的憧憬,构建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在跨入“准社会”时仍然不知所措起来。

那天,聂廷廷早上9时从武隆县城出发,沿途没有人迹,只有“过山车”式的盘山公路蜿蜒曲折。下午5时,他才迈进一所没有操场的小学,随之映入眼帘的,是低矮的3层教学楼、斑驳的墙壁,还有老旧的课桌椅。

“能看到的就是山顶的几户人家,我有些崩溃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聂廷廷还依稀记得在校老师的提醒:“如果下雨了,学校可能会停水停电,没有手机信号。月工资是一千元,学校没有教职工宿舍。”

那晚,他被热情的校长和老师们留下来聚餐。校长说了很多话,有感谢,有希望,还有更多的开解。而聂廷廷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闷头喝了很多酒。

回到学院后,他陷入纠结之中:如果违约,他将支付3万元违约金,并心怀歉疚;如果履行承诺,他不知道未来3年将如何度过,也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帮助父母。

“我曾经想给孩子们带去走出大山的信念,播种一些种子,但真正身处其中,才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和信心。”他语气里充满检讨的味道,双手交叉,由于过度用力,前臂的青筋清晰可见。

聂廷廷这种矛盾的情绪很难用言语表达,却得到了胡明清的理解和尊重,只是为此感到惋惜。6月21日,学校毕业典礼前,聂廷廷做出了决定:“3年中,我会拼尽全力干出教学成绩,但是3年后,我要离开那里。乡村教师的待遇不可能给父母一个保障,以后我要考虑他们了。”

“我一定要留下来”

王嘉宾所在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共160余名学生,6月底前基本都上交了就业协议书,这意味着“就业”步骤的完成。但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就业,却是个未知数。“一个公章,室友齐盖”的现象,更被视为一段谈资。

在辅导员下达6月2日为上交就业协议的最后期限后,内蒙古赤峰小伙王建磊和同屋开始密谋怎么“偷”到王嘉宾的公章(创业时所刻公章)。“他平时就放在寝室,我们近水楼台。” 王建磊说。

6月1日,当他们拿着一模一样的写有“某某组委会”的红色印章上交分院时,老师还打趣地反问:“你们知道公司在哪吗?在成都还是重庆?”

1989年生人的王延均,却成为同窗口中的“少数派”。目前,身材瘦高的王延均正在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下属的民生新闻栏目实习。

提到这段从重庆奔赴浙江的求职经历,王延均仍感庆幸。“每年传媒类的招聘,就在中传和浙传,重庆没有,我只能自己跑去。我投了十几份简历,剩下的就是等待。”

在久久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几近绝望时,他接到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电话。“对方说,能不能留下来就看你的实习情况。如果没有准备好,就直接走人。”

2013年1月4日,王延均冒着大雪赶到了长沙。他形容当时自己有种眩晕感,看着湖南卫视的台标,他默默对自己说:“我一要留下来。”

之后,他的生活每天充斥着打击,了解到在学校得到的技能只是皮毛,一切似乎都要从头学起。

第一天,是疯狂地给编导老师敲字幕。因为不熟悉软件和操作要求,他将标点符号打进了字幕文本,临近播出时才被发现,并受到了严厉批评:“怎么会有标点符号?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还有他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每每出境,必然成为观众投诉的对象。与此同时,因为所在栏目没有明确的签约时间,断断续续,同来的8个实习生,只剩下他一个人。

“你能得到的答复就是,当你能够跟正式记者一样了,我才可能签你。有一天没有达到,都不行。”至今,王延均已经实习5个月了,每个月必须达到26条消息的考核数量,熬出头就是他的目标。

此后,他还要经历看片会、总监会,十个人投票过半,才能获得签约机会。

王嘉宾没有王延均般幸运,挤不进一个有前途的“新闻”单位。在生存与生活的夹缝中,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妥协”的态度。

2013年春节过后,王嘉宾开始向各行业密集投放简历,先后参加了三家银行的笔试,报考了一次公务员。最受挫的一次,是参加北京某地产公司的面试。在985、211毕业生汇聚的现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学历”的差距。

最终,他选择用自主创业的方式摆脱“未就业”的尴尬。

“一个男孩总不能闲着。你一回老家,村里就都知道了,从东头到西头。到时各种传言就出来了,什么上学无用啊,新时代的农民啊……”

对于儿子的创业,王嘉宾的母亲难掩失望。电话中,靠着种地和务工支持儿子读书的她再次对儿子说:“还是找个正规工作才有盼头,学才没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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