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清

摘 要：匈奴城址中大多数建筑和使用都与汉人密切相关。其中存在集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防御为一体的城邑，以人名命名的城，有可能用于安置和亲或投降的汉族上层人物，其性质似乎类似于后世隶属大贵族的“私城”，并允许部分汉人在城中从事农耕、屯田、戍边；还有一些具有墙壕防御设施的小型城址更像是临时性的军事堡垒，担负着卫律所说的“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功能。蒙古境内多数城址不能排除用作祭祀庙宇的可能性，或许其中可能有类似单于为贰师将军建祠庙一类的宗教建筑；像“龙城”那样具有诸长“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功能的城，则很可能属于最高统治者单于，或许是由穹庐站长组成的逐水草迁徙的城。

关键词：匈奴；城址；功能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32—08

一、匈奴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相关记载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调查发现和发掘的匈奴时代城址和村落遗址可确定的约有20处。七卡河畔的都列尼村定居点遗址的调查始于1925年；20世纪40年代，哈卡斯自治省发现规模宏大的阿巴坎汉式宫殿遗址，当时有学者定性为李陵宫殿或为汉家公主和亲下嫁时的陪媵。①50年代，在蒙古境内发现有十几处具有墙垣和壕沟以及房屋建筑的遗存，分布于中央省、后杭爱省、布尔根省、肯特省、乔巴山省及东方省，如高瓦道布、特列勒金·多尔布勒金、布尔黑·多尔布勒金，巴隆多尔奥等城址。虽然当时的发掘资料还十分零散，但学者们也试图从其结构、出土建筑材料甚至地名和当地的传说中探索其性质和功能，道尔吉苏荣在《北匈奴》一书中就曾对蒙古境内发现的几座城址的功能属性加以说明，认为匈奴中确有城镇和庙宇。②以后陆续发现的呼勒特·道布、乌德勒·道布、巴彦·布拉格、查拉果拉·赫鲁姆、戍乌台·赫鲁姆、满格斯·赫鲁姆、西拜达里格河畔古城、博日古城等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道尔吉苏荣的推断。这些城址时代最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大小形制、结构布局基本相同，其建筑材料的纹饰、制法与秦汉中原建筑常见的式样如出一辙，而粘土却出自当地，大多仅出土建筑材料，不见任何经济生活用品，与一般意义上的“城邑”不尽相同。

形成匈奴有集农业、手工业为一体的城市和定居点的观点是由伊沃尔加城址的大面积发掘揭露开始的，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4—216米，东侧为古河床断崖，揭露面积大约有7000平方米，并发现了大量的半地穴式房址、窖穴、手工生产作坊、各式的农具，铁犁、锸、镢、镰刀、石磨盘、骨铲、大型的盛储器陶瓮等，显示出这里是一个定居的、兼营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以及渔业和狩猎业的聚落，他们的制陶、冶铁和骨器制造业相当发达。③除了都列尼村、伊沃尔加城址，在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具有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城址还有德日进河边的巴颜—乌德勒城址、希洛克河畔的德满格尔图城址以及吉达河上的伊郝尔村的居住点等。在中国境内西沟畔墓葬附近也发现居住遗存， 有大量保当城址则属于东汉时期归附汉朝的南匈奴人聚居地。这些城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当时匈奴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和多种经济形式有了新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史书关于“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逐兽随草，居无常处”这一记载的绝对性。但是，这些城址的性质功能绝不能简单地以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来衡量，更不能据此武断地得出匈奴社会经济是半农半牧的复合型经济的结论，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匈奴社会的农耕和定居生活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在考古发掘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相关文献的记载或许可以为其补充一些关于当时社会经济和生活的重要资料和信息，为考古发现提供一个有效的阐释背景和深入探讨的可能。

已公布的匈奴城址材料有：中央省尼拉嘎苏木高瓦道布古城，呈正方形，南北长367米，东西宽360米，墙厚3.5—3.7米，高存0.5—0.7米，南北有栅门，城内中央有一大型建筑台基，长56米，宽45米，高3米。周围有11座小型建筑。发现大量圆柱形柱础石、瓦当、筒瓦、板瓦、印花方砖、土坯等建筑材料。中央省克鲁伦河口的特列勒金·多尔布勒金古城，平面方形，边长235米，四周围墙残高0.5—0.8米，厚10—15米，墙外有壕沟，宽3—6米，四周均有栅门。城内有二处大型建筑及数座附属小型建筑，出土瓦当、筒瓦、板瓦、方砖等建筑材料。近年蒙古考古学者再次发掘，出土了砖、瓦、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和陶器、石器、骨器以及漆耳杯等。中央省布尔黑·多尔布勒金古城，方形，边长180米，内有两座大型建筑。位于乌兰巴托与乔巴山之间的巴隆多尔奥古城，近方形，长345米，宽335米，高l—2米，南北各一门，靠北墙处有四座建筑物。④西拜达里格河畔古城⑤：中央有高台和石砌围墙，城内有一个直径约40米的椭圆形大坑，有人推测系供贮存淡水之用。巴隆尔奥古城⑥，位于乌兰巴托与乔巴山之间，平面近方形，长345米，宽335米，高l—2米，南北各一栅门，靠北墙处有四座建筑物。

2005—2007年，蒙古国学者特尔巴图发掘了位于博日川西岸台地上的博日城址⑦，规模接近伊沃尔加古城，发现圆角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址及石块垒筑的火墙，均与伊沃尔加相似，灰坑中发现大麦一类农作物。其他城址如肯特省吉尔嘎特汗苏木成赫林赫鲁姆古城、南戈壁省诺姆根苏木呼勒特·道布古城等，大小形制、结构布局基本相同，出土材料主要是大批建筑材料，纹饰、制法与秦汉中原建筑常见的式样如出一辙，而粘土原料经鉴定出自当地。道尔吉苏荣确定这些城址的时代最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⑧

外贝加尔地区最重要的发现是乌兰乌德市西南16公里的伊沃尔加古城⑨，1995年达维多娃出版《伊沃尔加城堡》发掘报告，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该城坐落于色楞格河古河床左岸台地上，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4—216米，东侧为古河床断崖，北、西、南三面以四道土墙、三道壕沟、外加木栅栏构成总宽度达35—38米的坚固的防御体系；城内发现80多处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居址，以及窖穴、灰坑、水井和取土坑等建筑遗迹607个。房址深度在0.55—1.l米，规模最大者6.85×6.65米，最小者2.8×3.2米；一般在房屋东北角设板石炉灶，烟从房子北壁、西壁的石板烟道通向西南角的烟筒排出户外。这类取暖设备显然是从中原地区的土炕学来的。此外有二处地面建筑，一座是无灶的小屋，另一座则是位干城内中心部位的30×30米方形台基之上的一座规模较大的建筑，面积13×11.5米，发掘者认为是城中首领的住所。其东侧同一台基上还发现了冶铁炉址，结构与河南巩县汉代炉址相似，出土的铁器有犁铧、铲、锄、镰、刀、锥、镞、甲片等。房内出土物不尽相同，F9主要是铁武器、铠甲片和大石球；F25主要是骨角器的半成品，带切割痕迹的鹿角等；F32出铁工具，有斧、刀和浇铸金属的陶坩埚；F41主要是各类陶器，超过30件。城内文化层堆积厚30—40厘米，出土陶器数量较多，器形有大口罐、鼓腹罐、盆、瓮、鼎以及近底处有孔的盛储器，形制、纹饰、制法均同于汉代灰陶；青铜器有盆、鍑、镞、汉代铜境等，铁器数量很多，钁、锸、犁、镰刀等农具与汉式农具相同，其他还有铁刀、锥、镞、甲片、铜矛、镞、饰牌和各种带扣，还有大量的骨角器如骨马镳、弓弭等及半成品。石制品有刻有“党”、“仇”、“岁”、“役”等汉字的砺石。种种迹象表明汉代工匠活跃于这座城中。这显然是一座具有一定设计规划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兼有家畜饲养多种经济形态的永久性定居点，在其附近东北部440米处发现了同一时期的大片墓地，清理墓葬216座共埋有244人。⑩显然这一定居点沿用时间不短，人口较密集。墓中发现有4枚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墓地年代与城址同时期。该城是被烧毁后废弃的。1962年在内侧墙体下发现有叠压的房址和灰坑，有少量房址打破早期的灰坑和房址（F32打破F33），还有少量房址（F30、F31、F37）不见火烧痕迹，是在大火前废弃的，说明该城有较长的使用时间。城内发现可资断代的遗物有7枚战国晚期——西汉中期铜镜残片，索斯诺斯基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达维多娃则认为伊沃尔加城的年代最早的是公元前3世纪末，主要遗存在西汉中晚期，约公元前2至公元前1世纪。城南100米处发现一座平面方形的小城，南北长160米，1950年进行了试掘，没有发现文化层，只发现牲畜的骨骼，发掘者认为是牲畜的圈，也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大城修建过程中临时性的守卫堡垒。

特列勒金城址平面图

恰克图东35公里处的都列尼村，是目前发现的面积较大的一处重要定居遗存。位于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之间的七卡河边，有复杂的地层和文化层，没有发现防御工事遗迹，1号居住区占据了七卡河沿岸约11公里长的范围，大约发掘12000平米，出土了各种类型的装饰品及一枚带有山羊图案的青铜印章；2号地是一个多层叠压的遗址，该遗址的地层经查明有11层。在第5层有匈奴风格的陶器，在第6、7层，同时发现了匈奴风格的陶器和中世纪的陶器。这表明一个富有匈奴文化传统的族群不仅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活动于此，而且一直延续到中世纪。1925年杰别茨发掘3座居住遗址，目前已发掘了6座房屋遗迹和大约628座窖穴灰坑和柱洞。房址结构与伊沃尔加相似，平面长方形，半地穴式，其中3座房屋的东北角有石板砌的灶，与灶相连沿北壁和西壁有石板砌的的烟道兼火墙。发现大量陶器、青铜器。陶器以泥质灰陶罐为主，以肩部饰弦纹和波浪纹为典型特征，青铜器有马纹饰牌、牛头形饰、三叶镞、带扣等。出土铁犁铧和炼铁遗留下的残矿渣和半成品的铁块，以及石器、骨器等。表明当地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年代与伊沃尔加同期。巴颜—乌德勒城，位于外贝加尔地区德日进河边。1988年和1991—1998年，发掘了城址内的部分房址，对城墙进行了详细解剖。该城面积约70×70米，有两重城墙，相距20—25米，墙体用墙边壕沟挖出的土筑成，顶部和基础部位用石头加固，内侧城墙还有木头栅栏的遗迹，与伊沃尔加城修筑方法一致。城内房址中发现的铜镜是流行于西汉晚期的日有熹镜，所以，其年代应与伊沃尔加城接近或略晚。1941、1947—1948年发掘了哈卡斯自治共和国阿巴坎西南12公里的中国式宫殿，中央大殿12×12米，由东西两殿组成，均为夯筑，中间隔墙厚约1.8米，有门相通，南墙、西墙厚约2米，墙壁、地面抹有草泥土，有7扇门。室内地下铺设石板砌筑的暖气管道，类似中原地区的火炕。殿址周围发现大量建筑材料，筒瓦、板瓦、铺首、瓦当以及铜扣、环首刀、陶罐、玉器等；瓦当上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汉字铭文，其主人无疑是在匈奴地区地位特殊的汉人，苏联学者认为是李陵的宫殿，而中国学者又有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降匈奴的丁零王卫律以及云之丈夫须卜当等诸种猜测。1980—1983年葡萄牙考古学家在巴尔格（Баргай）地区谢林河左岸乌兰乌德南60公里的特瑞底（Джиды）又发现了两个居民点，这两个居民点位于墓群旁边，巴尔格的居民点位于乌兰乌德附近的伊沃尔加古城和都列尼村居址之间，比著名的德列斯图依墓地高20米，该居民点填补了外贝加尔地区匈奴遗迹分布状况的空白点。这些遗迹的发现拓宽了在外贝加尔地区匈奴人的居住范围。1999年发掘的陕西神木大保当城址，为五边形，规模不大，城内出土匈奴典型的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和“大泉五十”、东汉五铢钱。时代在东汉中晚期，上限可早到西汉晚期。发掘者认为可能是上郡属国都尉治所龟兹县城，文献记载这里西汉末期以来就是安置降汉匈奴人的处所之一，这里距离鄂尔多斯很近，东汉时期南匈奴入居鄂尔多斯一带，也可能居住在这里。大保当一带曾经出土“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铜印，应是归附汉朝南匈奴的官印。故这座城址已是匈奴接受汉文化的直接影响的产物，抑或就是汉人所筑安置匈奴降人之地，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在汉文献中虽然多次记述匈奴“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但关于匈奴城池的记载也并非没有，提到匈奴屯田以及“谷稼不熟”的相互抵牾之处也时有所见。兹录见之于《史记》、《汉书》的匈奴城池如下：龙城。《史记·匈奴列传》：“五月，大会龙城。”前129年，卫青出塞击匈奴，“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汉书·严安传》：“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赵信城。《史记·匈奴列传》：“北至窴颜山赵信城而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还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书·匈奴传》：“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颓当城。《史记·韩王信列传》：“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范夫人城。《汉书·匈奴传》：“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郅支城。《汉书·陈汤传》：郅支单于攻陷乌孙赤谷城后，在塔拉斯河畔筑内、外二重城“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另《汉书·匈奴传》还记载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后卫律穿井数百，伐木数千，但因有人言“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而作罢。

二、匈奴城址的特点

大致来看，所发现的匈奴城址集中在在公元前2—公元1世纪的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除了伊沃尔加城相对略早，其余多在西汉中晚期以后。即以西汉中期以后单于庭北迁漠北以后最为集中。漠南地区同时期的匈奴遗存缺少城址和居址的发现。这应与西汉中期武帝大举进攻匈奴、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被迫北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失去了中国北方地区这一南下贸易和劫掠的根据地，匈奴才可能不得不建立一些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基地，以补充日常生活和军备所需的粮食和用品。而在此之前，当他们力量强大，占据长城地带的时期，粮食物品的主要来源则是汉的进贡、与汉的贸易以及掠夺。

匈奴城址的平面基本上呈正方形或长方形，一般面积都不大，长宽在200—300米左右，四周有土墙和栅门，墙外有壕沟。城内建筑有一定的规划布局，一般大型夯土建筑位于城内中部，周围分布小型建筑基址。城址的防御设施有围墙、壕沟，伊沃尔加城以四道土墙、三道壕沟、外加木栅栏构成总宽度达35—38米的坚固的防御体系。

城内除个别遗址中房屋较为密集，还发现有作坊、冶炼遗址等，大多分布有不多的房屋建筑。有的城中发现贮存淡水的建筑。其中一些城址如伊沃尔加城内发现80多处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居址，深度在0.55—1.l米，规模最大者6.85×6.65米，最小者2.8×3.2米；一般在房屋东北角设板石炉灶，烟从房子北壁、西壁的石板烟道通向西南角的烟筒排出户外。这类取暖设备有学者认为源自西伯利亚和东北地区。中国境内至迟在西汉时期也发现有这类火墙设施，河北徐水西汉遗址中就有发现。城内出土物包含大量的汉式建筑材料和农具，如圆柱形柱础石、筒瓦、板瓦、卷云纹瓦当、印花方砖、土坯等建筑材料，在阿巴坎汉式宫殿遗址还出土了兽面铺首和“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形制纹饰多与汉同，但制作材料为当地产物。农具的出土数量可观，有铁犁铧、锄、铲、镰刀、鹤嘴斧及石磨盘、石臼等。许多器物与汉时同类器物相似，有的来自汉地有的或即当地材料仿汉器物制作，与汉人生活密切相关。一些城内有余粮储存并有酿酒业。城内还发现一些手工业作坊遗址。有冶铁炉、骨器作坊和石器作坊以及大量的半成品。来自中原汉地的生活用品如铜镜的发现也较为普遍。

伊沃尔加城址出土铜镜

高瓦道布古城出土瓦当 特列勒金古城出土方砖

三、匈奴城址的功能探索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上述文献所记之城的布局结构是否属于一般概念中的高大城墙和宏伟宫殿组成的建筑，但考古实物遗存的大量发现至少证明在匈奴的汉人曾经筑造了土木结构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农具、农作物、农人、农事的存在，说明在匈奴确有集农业、手工业、定居和军事防御于一体的城。某些地位不凡的汉人可以在匈奴境内建造宫室，过着与游牧人完全不同的定居生活，而那些普通的汉人也可以在城市和定居地内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卫律谋筑城之事虽未能实现，但“与秦人守之”一言的背景却值得我们注意，匈奴境内当时必定有大批汉人，其生产生活方式仍保留或部分地保留着定居农耕的方式，成为游牧社会里为匈奴储备粮食、守卫城池的一支力量。这些汉人到底有多少呢？这里仅择录部分史实。

汉高后七年（前181）“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入朝那、萧关，“虏人民畜产甚多”，此后，“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入辽西，“略二千人”，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元朔二年“虏略渔阳二千余人”；元朔五年入代郡，“略千余人”；元狩二年（前121）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元狩三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而去”；太初三年（前102）“略数千人”，又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昭帝元凤三年（前78），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匈奴入边掳掠人口事直到新莽、东汉仍屡有记录，而穷苦边民逃亡出塞、高级将领叛降匈奴者也时有发生。《汉书·匈奴传》竟宁元年（前33）：“又边人奴婢愁苦，然时有亡出塞者。”永初四年（110）万氏尸逐鞮单于降汉，“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者，合万余人”，而这绝非在匈奴汉人的全部。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方面的需要，匈奴统治者允许一些汉人筑城定居，从事农耕、屯田、戍边来安置、利用这些汉人。赵信城储备的大批粮食，伊沃尔加古城房屋的形制、取暖设备以及刻有汉字的砺石、发现的汉式铜镜、五铢钱、农具等大量汉文化因素，阿巴坎宫殿的汉字瓦当等无不显示着汉农人与工匠的活动。有了熟悉农事的人，就有了开展农事活动的可能。随着匈奴统治者对先进汉文化的认识的加深，和由于被迫撤离长城地带而造成的粮食短缺的加剧，匈奴人对农业生产逐渐重视，文献记载“谷稼不熟，单于恐”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从卫青得赵信城积粟一事也可见匈奴已知储粮备急。大约从西汉中期以后（公元前1世纪），匈奴开始出现关于农业活动的记载。单于杀贰师后“连雨雪数日，谷稼不熟”。师古注曰：“北方早寒，虽不宜（黍）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即穿井数百。”可见匈奴人已懂得引水灌溉。从文献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关于酒的记载，匈奴士兵“斩首虏赐一卮酒”，只有粮食有剩余的情况下才可能有酿酒。迫使匈奴统治者参与农事的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西汉中期以后匈奴被迫北迁漠北以后，南下掠夺汉朝粮食的机会大为减少，先前的坐享其成的格局被打破，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障粮食的供应。匈奴人努力参与到筑城与农事中来。无法想象，没有匈奴统治者的支持，汉人怎么可以或敢于修筑像阿巴坎和伊沃尔加这样的宫殿和城池。正如苏联学者吉谢列夫所言：“在匈奴中，处于被掳掠或是投降移居状态的中国农耕者与周围的居民之间，能有权力和手段建造即便是现在仍然残留1.5米以上高度的四重土墙，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这座城塞坚固的防御体系太突出了，又地处匈奴疆域的最北部，我们不得不注意它对于匈奴国家军事边防的意义。城内发现的与汉式农具共存的动物纹角器、铜鍑等典型游牧风格遗物，如果可以解释为匈奴驻守士兵和定居化了的匈奴游牧民的日用物品，那么这座城筑有高大的四重围墙也就不足为怪了。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出土资料，都反映出匈奴的屯田和农业因素似乎与汉人和西域等外来人口密切相关。如《汉书·西域传》记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汉书·匈奴传》：“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军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

另外，房屋的形制、取暖设备以及刻有汉字的砺石、陶器刻划符号、汉式铜镜、五铢钱、农具等大量汉文化因素，无不显示着汉人在匈奴城址和农业活动中的重要性。

农具。伊沃尔加、都列尼等遗址还出土镰刀、铲、锄、锥、镞、甲片等。出土于伊沃尔加城址F14的铁犁铧，与汉式犁铧完全相同，长11、宽8、厚3.5厘米，类似的犁铧在外贝加尔已发现数十件，大部分出自都列尼村居住遗址。不仅仅在伊沃尔加和都列尼村发现大量的农具，在中国北方、蒙古、外贝加尔各时期匈奴遗址和墓葬都发现过大量农具以及相关的手工业产品、作坊等定居生活的遗迹，反映出城内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过着定居生活，而城的修建和居住均与汉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作物。诺音乌拉两座匈奴墓内出土黑色农作物种子，博日城址灰坑中发现大麦；伊沃尔加城北墓地、伊里莫瓦墓地、切列姆霍夫墓地、达尔汗山墓地、台布什乌拉墓地均发现粮食作物遗留。伊沃尔加古城及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制大瓮和近底部穿孔的陶器显然是盛放粮食的器皿。而这些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文献记载中赵信城的大量积粟。手工业。是与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相对于汉，匈奴的制陶业当然显得落后，但大量的建筑材料、陶器均出自匈奴本土，伊沃尔加发现有陶窑，出土大量陶器。代表匈奴陶器最突出特征的是各类饰以波浪纹、弦纹的罐。匈奴的冶金业有相当的水平，尤其是南部边缘诸部族的金器制作独具特色。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金器218件，重4000余克，其中鹰形金冠饰极为精美，虎牛咬斗纹、虎鸟纹等金饰牌浮雕图案形象生动；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也发现金项圈、耳坠、指环等金器，工艺精湛，己采用了铸、压、锤、抽丝等技术，相当成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举世瞩目，短剑、刀、斧、凿、戈、矛、锥、鹤嘴斧、棒头饰、服饰、带饰、马具、车具数量惊人，墓葬中所出铜镞近40种形式。蒙古诺音乌拉匈奴贵族墓出土大量的毛织品，精致的毛毡就出自匈奴工匠之手，M6墓主衣领、袖口、双肩所镶貂皮显示了高超的皮革工艺；贵族所用的棺木葬具十分讲究。匈奴人的木作、车辆制造、穹庐技术也在史书中多相称誉。伊沃尔加城发现了制陶、金属冶炼、制骨、皮毛加工的作坊，F41出土大量陶器及半成品，F32有大量铁器，F25发现骨角器及半成品，城中心台基上有炼铁炉，F32、F37发现钳锅和大量铜渣，显然这座城就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只有稳定的定居生活才可能为手工业发展提供条件。这些发现一再证明匈奴本土确有耕田之业。如果说赵信城的积粟还不能证明匈奴人从事农耕（不能排除其从汉朝获取和掳掠而来），那么《汉书·匈奴传》载“会连雨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则明确说明匈奴人有谷稼。这其中有汉人的巨大影响，但我们不能据此完全否认匈奴人自身的因素。前匈奴时期考古发现的一些现象提示我们，匈奴人中农耕与定居的存在似乎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这种成分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

内蒙古凉城县崞县窑子春秋战国早期匈奴墓M8、M19殉牲中有数量较多的家猪和狗头骨；M8殉猪、狗各5具；M19殉猪头10具、狗头6具，且该墓地陶器较为发达，反映的是一种以畜牧业为主但兼营农业、狩猎业的较为稳定的半定居生活。凉城县毛庆沟遗址发现3座陶窑及制骨作坊，墓地出土罐、瓮、盆、豆等多种陶器，从葬俗看可能已出现两个不同民族杂居的现象，尽管以畜牧业为主，但并不是纯游牧状态，可能已开始半定居了。这些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族系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能不对后来的匈奴文化产生影响，在汉人大规模涌入之前，匈奴本土并非完全没有农业。细查文献，在卫律等汉将为单于出谋划策穿井筑城（前83）之前的100多年前，韩王信降匈奴时（前201），匈奴就已有城——颓当城（见前文引用史料），当时正值冒顿单于立国之初。可见匈奴自身的定居和农耕也是有传统的。虽然这种因素十分弱小，难以补畜牧之不足，其根本原因是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

在整个匈奴发展史上，无时无刻不显示着对中原农业地区的依赖，对粮食的迫切需求。不管是侵略、和亲还是依附归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从中原王朝获取赖以生存的粮食物品。文献记载，匈奴对汉掠夺的时间通常“则候秋熟”，有学者作过统计，“匈奴南犯的季节特征是以秋冬最为集中”。和亲、朝贡、归附的目的则只有一个：从汉朝政府获得粮食什物。《史记·匈奴列传》：刘邦与匈奴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文帝时，“故诏吏遗单于秫糱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89年，狐鹿姑单于遗汉书曰：“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前51）“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诏北地振谷食”。《汉书·匈奴传》：“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元帝初元元年（前48），“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后汉书·南匈奴传》：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除了这些赐赠之外，民间互市贸易和掠夺的粮食可能更多，“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贪，尚乐关市”。由此可见，匈奴的粮食来源主要来自中原，其自身农业经济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我们研究匈奴社会经济，既不能否定其农业成分的存在，也不能过高估计它在经济中的作用，更不能因为发现几座城址就得出匈奴为半农半牧经济的结论。何况这些城塞遗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匈奴的定居和农耕生活，也不能一概而论。

伊沃尔加古城出土的种种迹象表明汉代工匠活跃于这座城中。这显然是一座具有一定设计规划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兼有家畜饲养多种经济形态的永久性定居点，在其附近东北部440米处发现了同一时期的大片墓地，清理墓葬216座共埋有244人，显然这一定居点沿用时间不短，人口较密集。墓中发现有4枚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墓地年代与城址同时期。该城是被烧毁后废弃的。其地处匈奴北界与丁零接壤，最初的修建意图很可能意在防御北边的强敌。都列尼聚落遗址、博日城址应具有同样的功能。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即便是在伊沃尔加这样农业和定居特征较为明显的遗址内，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依然是动物骨骼，绝大多数属家畜骨骼，羊、牛、马、狗、猪占总数的92.5%。家畜中绵羊占22%，牛占17%，猪占15%，马占12%，山羊占4%，骆驼和牦牛占1%，狗占29%。随葬食品以羊、牛、马为主，还有鱼骨。其中猪的比例较大，反映了城内居民一定程度上的定居生活。野生动物只占7.5%，显然狩猎业只起到辅助作用。伊利莫瓦墓地普遍有殉牲，有狗、家畜的头蹄，其中动物比例是山羊39.8%、牛29%、绵羊10.9%、马4.7%、驴3.4%、狗6.1%，没有猪骨，野生动物占6.1%。畜牧经济为居民提供了食品、皮革、毛制品，可见其在经济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

农业经济在匈奴境内无法大规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稳定的环境、气候、雨量、土壤等的局限。匈奴所处之地气候恶劣，冬天严寒，多风沙，夏季短暂，适于作物生长的无霜期短，降雨量严重不足，且分布不均。况匈奴人世代游牧，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既不懂得农耕技术也不可能习惯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所以从事少量农耕活动的仅限于在匈奴的汉人或西域人，地域上也仅限于汉人侨民集中的地点或靠近西域和汉境的周边地区。匈奴社会的支柱性经济仍然是畜牧业。

除了定居、农业和防御的功能外，不同历史条件下，随着匈奴与汉及其它邻邦关系的变化，力量对比的消长，城的功能和性质也被赋予了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多种意义。匈奴中汉族特权人物的私城。阿巴坎宫殿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又发现“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的颂扬汉天子的瓦当，“常”字用法为王莽时期习惯，必定是在匈奴屈附于汉王朝的背景下，某个汉族要人或亲汉的匈奴上层贵族在汉的帮助下修建的宅第。从文献记载的名称“范夫人城”、“赵信城”、“颓当城”等以人名命名的城来看，其性质似乎类似于后世隶属大贵族的“私城”，像辽代大贵族的头下军州城和元代蒙古大贵族的头下城。匈奴建这类城应是安置归降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而城的主人可能是匈奴大贵族或受到单于宠幸的投降人员。匈奴统治中心—政治和祭祀功能的穹庐毡帐。像“龙城”那样具有诸长“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功能的城，则很可能属于最高统治者单于。迄今发现的匈奴高级贵族陵墓区不下7处，蒙古境内的包尔布拉格、德尔利格墓地、诺音乌拉墓地、高勒毛都Ⅰ号墓地、Ⅱ号墓地、哈拉腾·扎夫萨尔墓地，外贝加尔地区的查拉姆墓地，都分布有单于一级的高级贵族墓。通常情况下单于政治中心应距离其陵墓不会太远，这说明匈奴的统治中心应是不断迁徙变换的，故“龙城”应非普通概念的城市，很可能如早前学者们猜测的那样，是由穹庐毡帐组成的可以迁徙的政治中心。

临时性的军事堡垒。蒙古境内多数城址规模很小，大小近似于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一些障塞，城内除发现大量汉式建筑材料外，未见任何与经济生活有关的遗物，其中数座规模较大并有墙壕防御设施的更像是毁于战火的临时性的军事堡垒；另一部分则不能排除宗教性质的祭祀庙宇建筑的可能性。这些所谓的城址规模更小，城内零星的房址内所见除了类似泥桌（普尔赉猜测可能是摆放祭品的祭桌）的摆设外别无他物，不能排除用作祭祀庙宇的可能性。在《史记》中曾提到匈奴听信卫律谗言，杀贰师将军李广利，恰逢天大旱，谷稼不熟，于是匈奴为贰师建祠庙，或许其中的城可能就有属于这种祠庙性质的。据林幹《匈奴的城镇和庙宇》：在蒙语中，“高瓦道布”这个名称的含义就与萨满教祷辞有着密切的联系；“布尔黑·多尔布勒金”古城在当地人传说中是“性情暴烈的男萨曼人和女萨满人的故居“。应属于原始宗教性质的建筑。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对于匈奴的城塞问题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1.匈奴联盟中与汉族毗邻的南部边缘地带的族群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了农业。2.两汉时期，匈奴人不仅在漠北而且在西域和接近汉朝的边塞广泛开展了农业种植，与农业相适应，在匈奴境内存在城和定居点。3.但匈奴城的规模很小，功能性质不一。其中确有集农业、定居和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多种经济功能以及军事防御为一体的接近普通意义上的城邑，如伊沃尔加、都列尼聚落遗址；也有诸如阿巴坎遗址那样的专门为安置和亲使者或降匈奴的汉人上层贵族而兴建的、具有高大夯土台基的汉式宫殿建筑的“私城”；还有部分则可能是的小型军事堡垒，担负着所谓“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功能，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推测这一类“城”大多是在汉人（即“秦人”）参与下修建并由汉人居住守卫的。4.匈奴统治阶层有了一定的重农意识和军备储粮的观念，折射出汉匈战争对匈奴社会的巨大影响。但由于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限制，不能高估农业在匈奴经济中所占的成分。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匈奴粮食来源更多地来自汉朝的进贡或赏赐、对汉朝边境的掠夺、与周边农业民族的互市贸易。定居、城市、农耕并不是匈奴社会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

注释

①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30页。②④⑥⑧林幹：《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13—429页。③达维多娃：《伊沃尔加城》，圣彼得堡，1995年。⑤《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24页。⑦特尔巴图：《蒙古国匈奴城址研究》，“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10月于北京。⑨达维多娃：《伊沃尔加城》，圣彼得堡，1995年。⑩达维多娃：《伊沃尔加墓地》，圣彼得堡，1996年，第31—32页。索斯诺夫斯基：《奇科依河流域匈奴时代居址》，《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简报》ⅪⅤ，1947年；达维多娃：《关于定居的居住址在匈奴的游牧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报》第154期，1978年。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4期。达尼罗夫、热沃罗恩科娃：《巴颜—乌德勒城——外贝加尔的新的匈奴遗存》，《外贝加尔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和遗存》，乌兰乌德，1995年，第26—36页；达尼罗夫：《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德日进地区的匈奴城址巴颜——乌德勒的发掘》，《远东和中央亚洲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符拉迪沃斯托克，1998年，第111—114页；达尼罗夫、费鲁波娃、阿莫格洛诺夫：《匈奴的防御性建筑（新材料）》，《西伯利亚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和人类学问题》第六卷，新西伯利亚，2000年，第277—281页。郭沫若：《苏联纪行》，中外出版社，1946年，第136页；周连宽：《苏联南西怕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4期。科诺瓦洛夫：《匈奴研究的若干总结及任务》，《蒙古古代文化》，新西伯利亚，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〇，中华书局，1959年。《汉书·严安传》卷六四下，中华书局，1962年。《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59年。《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中华书局，1962年。《史记·韩王信列传》卷九三，中华书局，1959年。《汉书·陈汤传》卷七十，中华书局，1962年。姜仁旭：《东亚城址的发达与北匈奴》，“东北亚城址与聚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2年10月于北京。《汉书·高后纪》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〇，《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59年。《后汉书·南匈奴传》卷八九，中华书局，1965年。吉谢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2期。《汉书·西域传》卷九六下，中华书局，196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82页。《汉书·宣帝纪》卷八，中华书局，1962年。林幹：《匈奴的城镇和庙宇》，《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13—429页。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