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锋旺

(厦门大学历史系 厦门361005)

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强势崛起，建设国家软实力变得更加迫切。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无疑在提升和拓展中国软实力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华侨华人对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具有“主动与被动”并存的特点［1］。反过来讲，实施何种政策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在处理国家“软实力”建设与海外华侨华人之关系时需要更加辩证地分析和看待。

一 已有研究状况

学界对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关注是近几年开始的，暨南大学在这个领域则走在前列，因此承担了相关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2012年3月，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的“和谐与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可称得上该课题成果的集中展示。百位学者从软实力国际比较、文化软实力研究、华侨华人与公共外交、软实力视野下的华文教育、海外新移民与华裔精英的作用、海外人才引进与华人参政等六大方面畅谈华侨华人与国家软实力建设①张小欣、陈奕平:《“和谐与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可以说，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讲，学界现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从侨务工作视角探讨华侨华人与中国国家软实力。陈奕平、范如松在《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一文中讨论了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影响机制及面临的挑战②陈奕平、范如松:《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这是目前为止系统阐述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文章之一。李天治、宋敏锋二位则从华人社团、华文教育以及华文媒体等华社三大支柱出发，各自分析了西欧华侨华人和美国华侨华人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发挥的作用③李天治:《西欧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宋敏锋:《美国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而诸如软实力视野下的华文教育、华文媒体、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研究可视为此类研究的扩展。这些著述不仅从华人社会的运作来思考侨务政策在促进海外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的可能性和操作策略，亦从国内侨务政策来体现新时期海外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其二，从国际关系视角来思考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张学惠、江作栋在《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载体研究》中认为中外关系发展史和华侨华人发展史中存在“作用载体”的踪迹④张学惠、江作栋:《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载体研究》，《八桂侨刊》1997年第2期。。这个“作用载体”的客观存在及其功能实际上与华人华侨是中国软实力构成的论述基本一致。周聿峨、龙向阳在《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思考》一文则就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命题内在的学理逻辑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方面进行了论证⑤周聿峨、龙向阳:《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6期。。黄丽嫦、杨超、尹晓煌等学者则在此基础上对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进行具体探讨⑥黄丽嫦:《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中软实力的提升及华侨华人的推动作用》，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杨超:《老挝新华侨华人与中老友好交往》，《八桂侨刊》2011年第2期;尹晓煌:《美国华人移民与中美关系》，《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8期。。华人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行为主体之一，学者们也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探讨海外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之关系。曹云华、张彦二位在《中国的海外利益:华侨华人的角色——基于软实力的视角》中认为:华侨华人既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承载者”和“拓展者”，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传播者”［2］。此外，关于孔子学院、美国硅谷华人群体、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等的研究成果亦表明了华侨华人是中国公共外交顺利开展的重要推动力。

其三，关于影响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建设关系的研究。除了侨务政策的影响外，华侨华人社会也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方面。其中，华侨华人社会认同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赖映虹通过对泰国华人社会的观察，认为泰国华侨华人与中国并未形成“集体认同”，并指出了这种事实背后的原因⑦赖映虹:《泰国华人身份属性及认同对中国软实力建构的启示》，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构建中国软实力过程中需要具体认识华人社会认同的历史与现实。东南亚作为华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在中国建设国家软实力过程中备受关注。许梅《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推动作用与制约因素》一文在看到东南亚华人对中国在该地区软实力提升具有客观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应该注意到中国因素和东南亚华人自身因素对此的制约效应⑧许梅:《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推动作用与制约因素》，《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6期。。陈遥在《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与华侨华人的作用》中亦指出东南亚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作用仍是一把双刃剑⑨陈遥:《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与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关系学和华侨华人学整合的视角》，《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这些研究反映出各种因素对海外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影响具有复杂性。

综上所述，学界积累的成果论证了华侨华人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从侨务工作和国际关系两个视角提出操作的可能性。同时学界亦认为这个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发挥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作用颇具复杂性。这些成果基本上厘清了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课题的基本脉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已有研究成果注重从实践层面上探讨华侨华人发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途径，却忽略了对课题本身逻辑的梳理。笔者认为要真正认识这个命题的本质，需要从理论层面上进行揭示。这也可以为寻找有效途径发挥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作用和评估由此带来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撑。

二 概念之辨析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这个命题，至少涉及软权力、软实力和华侨华人软实力这三个概念。就单个概念来讲，每个概念都有自身特定的内涵。若要将这些概念组合而成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命题，则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转换。这样，从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这个命题可析出以下两组的转换关系:其一，从软权力到软实力;其二，从华人软实力到中国软实力。这两组概念的转换关系将决定此命题本身的成立与否，而论证概念转换是否成立又须从单个概念的分析入手。以下将从软权力、软实力及华侨华人软实力三个概念出发分析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进而论述华侨华人软实力与中国软实力命题的内在逻辑。

从软权力到软实力虽只有一字之差，概念的实质涵义却大不相同。软权力 (Soft Power)概念最先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当时正值美苏冷战的后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取得初步胜利。软权力概念的提出正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约瑟夫·奈认为:“使别国发生变化或许会被人们称为指示式的实力运用方法。命令式的实力运用主要靠诱惑(‘或萝卜’)或者威胁(‘大棒’)”。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软权力［3］。它可以“使人随我所欲”，并以间接或者同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显然，这种方式与“用主动命令的方式使他人随我的意志而行动的实力表现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它的核心要素包括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2006年，约瑟夫·奈再次强调“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对方的行为，从而使己方得偿所愿的能力”［4］。软权力概念产生后不久就进入了中国学界的视野，但是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学界采取的是“软实力”的说法，并对软实力概念的阐释较为宽泛，它不仅包涵了软权力所指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还包括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号召力，以及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5］。它对内表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民族文化、外交方针等方面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6］。其中，文化在所有软实力构成中又被视为核心要素，文化软实力由此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然而，文化软实力概念虽然出自约瑟夫·奈软权力概念，但已经与之渐行渐远，朝着彻底中国化的方向发展［7］。这样，软权力蜕变而成软实力，成为中国外交话语的重要内容。

从学理上看，约瑟夫·奈是在对西方传统权力理论中所忽视的“非物质力量” (non-physical force)系统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软权力概念，这也是西方学界知识与政治主题的延续与深化。但是，“每一种权力关系都有一定的所指，作为它的效应，也作为它可能性的条件，指向它所参与构成的政治领域”［8］。软权力所延续的是冷战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思维，这种美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当然无法反映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而且，它还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大行其道掩人耳目，“帝国统治的另一种力量存在于文化领域，在美国的世纪中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9］。近代以来，“西学东渐”都得经历中国化的历史洗礼，软权力概念也不例外。在中文语境中，权力具有支配性，目的是要改变他国的内外政策;而实力是客观的存在物，如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它们可以被储藏积累，也可以被现实地使用［10］。鉴于此，中国政府和学界偏向使用“软实力”，并将软实力概念区别于软权力概念的“强制性”。由此看来，从软权力向软实力转换不但是概念内涵的扩延，更是中文语境下对软权力概念价值取向的取舍。因此，无论就事实判断还是就价值判断而言，软实力与软权力都有实质性的区别。

软实力概念是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命题的基础。以此为着眼点，还需要进一步界定华侨华人软实力与中国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基础在于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和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全球各地区的华人在全球华人社会软实力的版图上都占有一席之地［11］。华侨华人软实力因地区差异而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一，华侨华人软实力转换为中国软实力是否存在可能性;其二，华侨华人软实力是否等同于中国软实力。换句话讲，华侨华人软实力转换为中国软实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从转换的可能性来看，若要实现华侨华人软实力向中国软实力的转换，争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是关键。但是，基于目前大部分华侨都加入所在国国籍而变成华人的情势下，争取华人文化认同成为实现转换最为现实可行的途径。当这一转换达成后，一切源于华人文化认同的形式都可以成为中国软实力，最终成为推动中国软实力上升的资源。既然华侨华人软实力可以转换为中国软实力，是否意味着华侨华人软实力可以等同于中国软实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全球华人的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民族”的概念，它也绝对不是“狭隘”或“膨胀”的“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它更多的是建立在对相同血缘和文化认同之上、超越了任何国家和政治版图的一种全球化的身份认同［12］。所以，全球华人软实力不等同于中国软实力，华侨华人软实力只是部分转换为中国软实力并非全部。全球华人软实力与中国软实力两者之间是一种交集关系，而非两个重合的同心圆关系。

概言之，由软权力、软实力和华侨华人软实力三个概念所组成的两组关系是分析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论题的基础。软实力与软权力可视为东西方在国家权力竞逐论题上的不同视角;中国软实力和华侨华人软实力则是海外移民与国际关系之间的探讨。所以，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分析，不仅要避免陷入软权力概念的预设前提，还要提防将华侨华人软实力等同为中国软实力的极端民族主义。尽管概念本身存在模糊性，但不能因此将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之关系进行简单化理解，从而陷入西方话语蕴含的逻辑陷阱。唯有从区别概念涵义和概念关联出发，才能厘清中国软实力语境下的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之关系。在此前提下，讨论华侨华人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力量才具有客观性和可能性，在操作层面上亦可避免华侨华人身份的尴尬，实现推动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正当性。

三 方法之探讨

既然从本体论层面可以确定华侨华人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动力，那么，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实现华侨华人软实力向中国软实力的顺利转换呢?从方法论层面上来讲，实现的途径本身受命题本身逻辑的制约。因此，方法之探讨同样需要警惕本体论意义上的模糊性，这意味着探讨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方法具有复杂性。因此，不仅要从中国文化建设和外交侨务层面统筹兼顾，还要结合华侨华人社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社群的具体情况制定操作方案。唯有如此，中国的侨务和外交实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真正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服务。

第一，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根本在于加强中国文化价值观体系建设［13］。这是推动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前提条件。从理论上讲，只要能够保持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华人成为推动中国软实力的正面力量就会实现。但是国情和世情都在变，如何在新情势下加强华侨华人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对推动华侨华人成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积极参与者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华侨华人对自己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也和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14］。有鉴于此，除了继续巩固华侨华人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外，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从而将华侨华人的传统文化认同纽带延续到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将更有利于华侨华人自觉推动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所以，让华侨华人成为中国软实力推介者的根本着力点在于发展文化事业，创造大繁荣大发展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国通过吸引广大华侨华人，而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这不仅给华侨华人社会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家园，也保障全球华人所共同拥有的文化家园能够得到“他者”的理解和认识。文化中国是推动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根本性资源。若是没有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强国，那么推动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过来讲，中国在华侨华人与自身软实力建设关系方面具有主动权。

第二，推动华侨华人参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开展文化侨务，增强华侨华人与中国的文化联系。1993年国务院侨务会议指出:应当充分利用中华文化传统的优势，来加强弘扬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工作。这是密切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联系，扩大中国影响的重要途径［15］。新时期，国家提出推进软实力建设的战略以后，侨务工作更应“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自觉肩负起侨务工作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承担的重大使命”［16］。文化侨务不仅要加强中国与华侨华人的文化交流，还要支持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的文化合作与沟通。从国内部分来看，侨务部门应当支持华侨华人参与中国文化强国的建设。如针对美国硅谷华人群体，中国在构建软实力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构建硅谷和谐华人群体，发展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的硅谷文化创意产业等［17］。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来延揽海外人才将有助于夯实构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与此同时，文化侨务也要采取“走出去”的策略。近些年深受海外侨胞喜爱的“四海同春”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作为一种融入全球生活的主流文化样式，从东方魅力过渡走出去，以海外华侨华人社区为原点，同时向全球延伸这一“中国年”的影响力。”［18］在侨务实践中，华侨华人特殊文化载体的角色得到很好的发挥，从而提升了国家软实力。可以说，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还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和通道。

第三，将华侨华人纳入到公共外交实践当中来，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持。华侨华人分布于130多个国家，人口超过4，000万，在当地繁衍生活多年，拥有繁荣的商业社会和众多的学者专家［19］。这无疑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很大支持。2008年，欧美等地华人，包括洛杉矶多个华人社团，在同一时刻走上街头，抗议CNN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以及卡弗蒂的辱华言论;3000多名中国学生和华人聚集在伦敦西敏寺议会大楼外及曼彻斯特的BBC广播大楼外，抗议BBC有关中国的报道失实和不公正［20］。这些都显示出华侨华人作为中国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的影响力，有效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仅如此，华侨华人还自觉参与到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当中来。孔子学院的良好运作很大部分就是得益于华侨华人的支持。2008年开始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就地聘用具有一定资质且精通当地语言文化习俗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作为海外志愿者，承担部分教学工作，更有华人抓住这一学习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成了孔子学院的学生［21］。对构建中国软实力来说，孔子学院在推广中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促进了国际话语体系的转换［22］。华侨华人既是中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也是公共外交的对象，将其纳入公共外交实践活动中正可以有效发挥他们沟通东西方文明的独特优势，让世界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

第四，华侨华人社会的运作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成效。在发挥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华侨华人社会的“新三宝”(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华文学校)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全世界约有8900多个华侨华人社团［23］。而且，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的调整与转型更加适应当地社会发展，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华侨华人社团的跨国网络渐趋形成。这种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发展的特点无疑有利于华侨华人社团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作用的发挥。从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海外华文传媒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在国际舆论中有效地传播中华的声音具有正面积极的作用［24］。此外，华文学校也是展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平台。华侨华人在中国与所在国关系中一直以来都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这就可以支持海外华文学校的发展。譬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重建与东南亚华人组织的关系，在柬埔寨等国家的中文学校已经建立起了资助系统并接收来自中国方面的资源”［25］。概括起来讲，华侨华人社会的整合程度愈高，华侨华人社会对住在国的影响愈大，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作用就愈能充分发挥。这在传统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尤其明显，华侨华人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构成的重要内容［26］。华侨华人社会通过自身机制的运作，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中国海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一个有效渠道。

上述四个方面是推动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基本途径，从中可以看出探究华侨华人参与提升中国软实力，不仅牵涉到中国侨务和外交，还与华侨华人社会的有效运作休戚相关。如何具体执行上述之方法，则须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华侨华人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外交事务中，尤其是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时的重要问题，它具有现实的复杂性。王赓武教授甚至认为:无论中国最终的意图是什么，东南亚华人大多与之无关而且并不对中国有利。相反有证据表明，他们或许倒是一个相当大的不利因素，即使现在还不是如此［27］。在将华侨华人纳入中国软实力建设范畴讨论时，需要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双重性进行客观评估以趋利避害。第二，华侨华人分布于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发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作用存在差异。姑且不论欧美与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社会状况之差异，就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来说，他们对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据一份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调查显示:从宗教来看，相比信仰佛教、儒教、道教的人，东南亚穆斯林较少积极看待中国;从民族来看，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则比其他民族更为积极看待中国;从华侨华人社会来看，那些从小到大在家讲英文的人不如那些在家讲中文的人积极看待中国［28］。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发挥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作用需要对当地民族、宗教及教育等因素做层次性分析。

四 理论之揭橥

从相关变量来看，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涉及的学科包括华侨华人学和国际关系学。从国际关系学来看，探讨中国软实力中的华侨华人因素其实就是以国际政治的视角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崛起的关系。从华侨华人学科来说，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之关系则是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要真正揭示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研究的系谱，除了本体论、方法论层面的辨析外，认识论层面的分析也是必不可少，即如何认识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国际关系理论和华侨华人学相关理论。惟有透过理论的思考与分析，才能构建真正属于中国的华侨华人与软实力建设的话语。

首先，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构建。从学科特质来看，“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是以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多层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29］。其中，主权国家是最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际关系现实性因素由此凸显。因此，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必须重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当前学界运用公共外交理论来诠释华侨华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华侨华人被视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和施与对象。由于公共外交“是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的外交决策行为，以国外民众为对象，它强调外交实施国 (主体)与国外民众 (受体)的‘合作’关系”［30］，华侨华人作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的确可以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形象的改善。但是，作为公共外交的施予对象，在发挥其主体作用之前又必须在华侨华人中间首先实现公共外交之目标。所以，公共外交理论在寻求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途径之时需要注意外交实践的层次性。

除此之外，公共外交理论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二者的关系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其归宿点是争夺国际权力的扩张。若是以此逻辑，那么发挥华侨华人对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作用，就可能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然而，公共外交理论不同，它从建构主义视角来诠释当代国际关系，并认为有可能修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途径。因为，“四通八达的信息通讯、便捷的交通运输促进了全球信息、人员和物质的自由流动，人类的社会和时空观念开始具有全球特征，其中全球范围内各大文明、文化的持续互动、交流、融合和补促，逐步形成某种观念和身份的认同，由此构成全球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基石”［31］。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是寻求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实现世界的和谐与共赢。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分析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建设，需要注意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逻辑基点。

其次，从华侨华人学的维度探讨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华侨华人学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32］。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研究所涉及的理论亦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不管涉及理论如何纷繁复杂，绕不开的是华侨华人问题的历史性与现实性。陈奕平、范如松二位在《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一文即分析了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影响机制及面临的挑战［33］。该文对华侨华人在发挥提升中国软实力过程中的前景与挑战进行详细论述后，提出了侨务工作在面临诸多困难时如何因应的措施。这就是说，从华侨华人学出发分析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既要看到华侨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又要认识到当代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客观环境。推动华侨华人社会参与中国软实力建设应该注意侨务政策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这个论题既是国际政治问题，也是国际移民问题。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国际移民的跨国性与民族国家的疆界格格不入，国际移民问题更多地被视为制约移出国与移入国关系的消极因素，而非实现两者关系和谐发展的正面力量。但是，正如刘宏所言:政治、族群和文化认同是国际移民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思潮共通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联接海外华人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纽带［34］。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思潮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移民理论的冲突。这样，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成为华侨华人族群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纽带，发挥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作用的核心要素则在于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国际规范能够对行为体的外在行为和内在认同、利益均产生影响，同时行为体亦能够通过国家互动构成性地改变国际结构。”［35］华侨华人社会作为国际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通过身份认同的构建将自己与中国国家利益联结在一块，从而为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提供了可能。所以，从国际移民理论视角阐发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建设需要借鉴建构主义。

最后，从国际关系学和华侨华人学二者互动看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从国际关系学来看，由于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并存，华侨华人对中国软实力建设而言具有双重性。从华侨华人学视角来谈，侨务政策或移民理论始终也要以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为据。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研究始终需要注意“华侨华人的作用可能仍然是一把双刃剑”［36］。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需要在理论上“趋利避害”。所谓的趋利即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出发，从公共外交理论、国际移民乃至侨务理论等方面诠释华侨华人对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正面意义。所谓的避害则指: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课题，不仅要避免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狭隘，还要从侨务政策以及移民理论层面上建构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以历史主义、建构主义来突破现实主义国际观所设置的障碍。在“走向开放的社会”与“固守封闭的边界”成为全球化时代悖论的今天［37］，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华侨华人学的历史与现实，都使得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研究在理论上变得异常复杂。但透过理论层面上的辩证思考可以厘清这个问题的知识脉络，以更加客观、准确地把握中国语境中的华侨华人与软实力建设。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必须遵循“理论是逻辑分析的基础，历史是逻辑分析的起点，现实是逻辑分析的归宿”的原则［38］。

【注 释】

［1］Shain，Yossi，Kinship＆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7，p.127．

［2］转引自张小欣、陈奕平:《“和谐与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3］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4］Joseph S．Nye，“Jr．Think Again: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ebruary 23，2006．

［5］蒋英洲、叶娟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6］刘绛华:《国家软实力分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7］贾海涛:《试析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岭南学刊》2008年第2期。

［8］(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9］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第415页。

［10］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11］邱立本:《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 《联合早报》2008年6月22日。

［12］李叶明:《新加坡在全球华人社会中的软实力》，《联合早报》2008年7月17日。

［13］余新天:《软实力建设与中国对外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14］韩震: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学术界》2009年第2期。

［15］Fan，Shih-Ping，“The meaning of diplomacy policy on the China's present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International Area Review，Vol.13，No.2，Summer 2010．

［16］李海峰:《充分发挥侨务工作在弘扬中华文化中的积极作用》，《求是》2012年第8期。

［17］杨刚、王志章:《美国硅谷华人群体与中国国家软实力构建研究》，《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2期。

［18］尚文:《“四海同春”彰显中国软实力》，《侨务工作研究》2007年第1期。

［19］Hooghe，Ingrid，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The Hague: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2007，p.28．

［20］纪硕鸣:《华人示威为夺国际话语权》，《联合早报》2008年4月26日。

［21］蔡慧清:《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动因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2］舒泰峰:《孔子学院: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样板》，《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11期。

［23］梅显仁:《海外华人社团的历史和现状》， 《侨园》1996年第4期。

［24］侯东阳: 《在国际舆论中有效地传播中华的声音》，《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

［25］Kurlantzick Joshua，China's Charm: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6，p.3．

［26］Bronson Percival，The Dragon Looks South: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7，pp.111－112．

［27］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224页。

［28］Zhengxu WANG，Ying YANG，Shoji Nishijima，“IS China's soft power dominating Southeast Asia?View from the citizens”，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hina Policy Institute，October 2008．

［29］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30］唐小松、王义桅:《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 《世界政治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31］俞正梁:《论当前国际体系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6期。

［32］李安山:《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3］陈奕平、范如松:《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4］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35］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

［36］陈遥:《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与华侨华人的作用》，《华侨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37］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页。

［38］周聿峨、龙向阳:《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