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玉华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51063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而其中的大多数人滞留未归，他们或者取得了永久居留权，或者加入了所在国国籍，落地生根，构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华侨华人族群。伴随着年代的推移，新华侨华人的子女成为这个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子女延续传承民族文化，是新华侨华人家长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新华侨华人子女如何协调“文化适应”与“文化传承”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大多局限于个体事例的报道、叙述，缺乏综合分析、系统阐释，尤其是对海外新华侨华人子女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因、外因认识有待深入研究。

新华侨华人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或取得了永久居住权，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华侨华人”群体。据统计，从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移居国外的新华侨华人接近1000万人，参见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海外新华侨华人近千万超半数居欧美》，《中国新闻网》2012年1月11日。子女是第二代移民，他们生长在与所在国社会具有明显差异的新华侨华人家庭，生存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夹缝之中，是“文化冲突”的承载者。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冲击着华人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减弱了传统的华人家庭教育功能，使本民族文化传承与异文化接受之间出现冲突、摩擦，使子女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发生危机。本文考察新华侨华人 (以下简称新华人)子女在“异文化摩擦”中的成长过程;探讨他们在父辈文化和主流社会文化交叠的环境中，接受语言学习、文化传承的状况;分析家庭教育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碰撞对新华人子女成长的影响;从文化认同、价值观形成等层面，阐述在文化传承中，新华人子女如何努力接受多种文化，使中华文化与异文化兼容，逐步具备看世界的更多元、更开阔的视角。

一 民族文化传承的忧虑

教育人类学家在对受教育中的人、群体特征、文化形式和内容以及共同的观念作田野调查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社会中，教育存在着属于他们自身独有的社会化方式。成年人 (家长)是孩子社会化的引导者，他们教给孩子们一定的技能本领、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让他们学习一定的文化知识，其目的是通过这样的社会化使他们自己的文化能够得到传承［1］。然而，面对新华人子女，这种文化传承模式受到严重挑战。

新华人是第一代移民，虽然在海外受到不同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及不同文化的强烈撞击，但业已形成的民族文化观念，使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故土的鲜明记忆和眷恋，大多都执着地继承和传播中华语言和文化。而在海外出生、长大的新华人子女，本能地适应、融入所在国的文化之中，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淡漠或遗忘，使家庭传统教育陷入困境。

1.语言传承的忧虑

语言是民族最鲜明的属性之一，是一个民族身份和认同的重要标识。德国著名学者赫德尔(Herder)说:“人们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见等等都表现在语言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而具备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而语言就是各个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2］继承民族文化，首先要通晓民族语言，华人子女如果丢失了民族语言，对民族文化必将淡漠，民族属性也会随之模糊。

海外出生的新华人子女，自幼接受的是所在国教育，无论是语言、行为、思维方式等都已“西化”，所在国的语言已经成为他们的“母语”。新华人对此往往是欲挽大厦之将倾，以个人、家庭或社区之力实施中文教育，使子女掌握中文，进而传承中华文化，但是收效甚微。在国外出生的子女自不必说，就是随同父母移居的子女，由于受到所在国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汉语水平也迅速退化，甚至忘掉。笔者采访一位日本华侨，他说:“女儿三岁时和我一起来日，孩子日语比我学得快，不久就成了我的小老师。然而，和学日语速度一样的是中文忘得也快，就好像是日语进来了，就把中文赶走了似的，到了六岁几乎一句汉语也不会讲了，后来连听都成问题，渐渐地变成了中文小文盲，真急坏了我们做父母的。”新华人面对不会汉语的子女，相互之间需要运用所在国语言沟通，让他们既感到万般无奈又心有不甘。一位新华侨的话，道出了这种感受:“一家人讲两国话，同族不同语，让我感到心酸。”①笔者于2010年10月—2011年7月赴日本进行社会调查，在东京、大阪、京都、神户、横滨等地进行走访、问卷、座谈 (包括与笔者的朋友，从日本再移民到欧美的同学、同事座谈)。此引文及以下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为此次调查所得资料。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缺失必然导致文化观念的隔阂乃至冲突、碰撞。一位美国新华人说:“和孩子一起看电视，他笑得前仰后合，我却感觉不到任何可笑之处。问他笑什么，他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知道这实际上是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3］以不同的语言为媒介去看待相同的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因为语言与文化有一种“互塑互动”的作用［4］，如果语言不通，很多习惯、习俗和价值观念便难以理解，更难以传承。正像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语言的‘迁移’、‘变异’，会反映出一种文化及相应思维方式的变迁。个人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5］新华人子女丧失了民族语言功能，不仅仅构成交流的障碍，也势必影响其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2.习俗传承的尴尬

在海外定居的新华人，因早年的文化积淀与思乡情感，更重视延续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习俗，如过春节、过中秋节等。但是，子女们对这些传统节日不感兴趣，他们热衷于当地的节日，如新年、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等。

在饮食习惯上，尽管新华人对所在国的饮食特点、方式持开放接受的态度，但他们无论在海外居住多少年，依然偏爱中华料理，在家中大多做中国饭菜，可子女们却恰恰相反。一位在日华人说:“孩子在日本住上半年后就喜欢吃寿司、生鱼片、大酱汤等日本饭菜，西餐的热狗、汉堡、比萨饼、意大利面等更是他的最爱，中餐则不太喜欢吃了。”饮食习惯不仅是生活方式，它也包含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大多数新华人家长都希望子女保留民族的情感和精神，记住自己的文化之根。因此，他们煞费苦心，经常带他们参加一些华人聚集的活动，到中华街购物，到中华料理店吃饭。他们认为，对于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子女来说吃中餐，给他们讲解中国菜，也是在学习中国文化，这对他们的文化认同会产生影响。然而，新华人父母的这些努力，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强势的异文化撞击下，不得不面对子女敷衍的尴尬。

3.身份认同的迷茫

尽管新华人愿意在海外定居下来，谋求较好的工作机会和学习、研究、生活的环境，但是他们不愿意抛弃一些核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他们即使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也会在心理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自己不是所在国人。但他们的子女则明显不同，他们对自己是移民的认同没有那么强，他们对外部加给他们的“中国人”、“外国人”、“华侨”、“华人”等称呼不能很好地理解，体验、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困惑、苦恼。一位德籍华人子女说:“德国是我的出生地，德语是我的母语，我从小在德国文化下长大，你非让我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我肯定说，关键是我的内心会说——我不是。”［6］虽然这个孩子依据法律认同他是德国人，他也宣称自己是德国人，但他的话语却反映出内心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彷徨。因为身份认同并非仅仅是主观的意愿，还有客观评价，即:所生活 (所在国)的具体环境内，多数人认为你是中国人而不是某国人，而主观认定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因此，很多华人子女有时感到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所在国人”;或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所在国人”的“异种混合”状况;或者是生存在“中国人”、“所在国人”、“华侨”、“华人”的交错之中，体验和经历着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迷茫。

二 传承民族文化的努力

由上文中可以看出，新华人因自身的经历，大都保留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他们尽管在学习、工作时，运用所在国语言，举止也入乡随俗，但在家庭生活中，尽其所能为子女营造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说普通话 (或方言)，收听中文广播，订阅华文报刊，看中文电视频道;过传统节日，食用中餐。他们希望靠家庭的努力，使子女对所在国文化能够采取“有所化而有所不化”、“有所认同也有所不认同”的融入基准。新华人为实现这一愿望，从多方面进行着努力。

1.强化语言能力

新华人虽然有保存民族传统的愿望，但要让民族意识淡漠、已经“西化”的子女学习中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笔者在调查中，问到孩子要不要学中文时，十个有八个说不要学，太难了。家长们也说:“孩子对中文有厌学情绪。”

尽管困难重重，华人家长仍然坚定地认为:“培养下一代的民族感情，对他们进行华文教育，培育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是华人父母的责任。”为此，家长们采取在家辅导、送子女去周末中文学校强化学习的办法。还有很多家长让子女在寒、暑假回中国，既能学到中文，还可以体验亲情，学习文化。

华人家长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位孩子说:“我不喜欢中文，但妈妈说:‘你必须学习’，我只好不情愿地进入周末中文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渐渐地感受到了中文的奥妙和趣味。去年，我随妈妈参加了一次‘中文发表会’，在台上我用一口流利的中文演讲，博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别提我有多得意了。从那以后，我不但喜欢上了中文，还认为应该把中文学好。”一位家长说:“我的两个孩子都可以讲汉语，这是我给他们的一把钥匙。有一天，当他们自己有了欲望要进入中国文化的川流谱系时，他们的钥匙可以开启那个世界。”［7］双语、多文化的教育，对培养华人子女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非常重要。一位华侨更富有远见，他说:“儿子的日语、英语都很好，可中文较差，所以，我们决定让她回国一年，学好汉语。让孩子在两三种语言之间流利转换，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学到的不只是语言和文化，还有思维能力和适应能力。从小培养她对中国的感情，这种‘中国背景’对儿子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

以上事例证明，只要家长持之以恒地鼓励子女学习中文，以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子女在异文化的社会中完全可以掌握运用中文。

2.参与民族文化活动

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体现，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因子。基于这样的考虑，很多新华人父母都坚持让子女参加华社的活动，例如:参与春节集会，在舞龙狮、打腰鼓、扭秧歌等表演中担当角色，使子女在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发挥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例如一位华人在谈到过圣诞节时说:“孩子还小，过圣诞节就是图个好玩，这对她融入当地圈子有帮助。但是我们很注意引导她，不要疏离了中国传统节日和习俗，最好能做到两者兼顾。”一位华人孩子说:“我们这一代人长在国外，过圣诞节已成为习惯。不过我们家最重要的节日还是春节，因为奶奶在我家，每年这个时候很多亲戚都会从其他国家赶过来一起过节，非常热闹。”［8］这些充满浓郁风情的活动，蕴含着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很多华人家长只要工作、生活、家庭条件允许，还主动让子女参加由中国侨办等机构主办的各种形式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夏令营，说汉语、游故宫、登长城，增加直接感受。一位家长说:“我深感儿子与中国文化的疏离，让他参加了世界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从首都北京，到古都西安，一路追本溯源。他开始了解到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和灿烂的文化，渐渐地理解了父母对故乡根的思念和浓浓的亲情。当我看到他中文已变得流畅，与祖国不再生疏，想到不久将成长为兼知两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复合型人才，有比父辈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时，感到很欣慰。”由此可见，新华人让子女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良苦用心。

3.体悟民族精神

华人家庭营造的文化氛围，会使子女在情感和意识上逐步走近“中国”。家长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为子女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父辈在异国环境中努力学习、刻苦奋斗的精神，使子女从小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在这种特殊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思维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因此，多数华人子女严格律己，刻苦勤奋，学习非常用功，他们在各种知识竞赛中经常名列前茅，在各级学校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考上名牌大学的比例也较高。例如:一位考入东京大学的华侨子女说:“由于我的中国语写作基础差，入大学后，我选修了中国语(高级)文选课，当我进入教室后发现，在座的11名学生中有7人是和我一样的华人子女，我感到很震惊。”在华人子女中，类似情况屡见不鲜。据美国《侨报》报道，素有“小诺贝尔奖”美称的美国“英特尔科学人才探索奖”，每年华人子女入围的比例都很高，2012年公布的决赛者名单中，全美共有40人入围，其中华裔学生15名，占37.5%。纽约州共有10人进入决赛，其中3名华裔，占30%。还有一些州，华人是唯一进入决赛的学生。华人子女“捷报频传，大放异彩”［9］的事实也无数次地证明:在异文化的国度中，华人家庭注重倡导民族文化精神，对子女的成长大有益处。

三 实践文化的协调和融合

教育人类学者认为，理解文化身份的可能方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本质论的，狭隘、闭塞;另一种是历史的，包容、开放。前者将文化身份视为已经完成的事实，构选好了的本质;后者将文化身份视为某种正被制造的东西，总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从未完全结束［10］。在社会文化迅速变迁的境遇中，海外新华人子女如何协调“文化适应”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尤显重要。在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中，文化属性都会发生因人而异的变化，他们在精神依归、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等方面产生了多样性、多元性，发生文化跨越的现象。

1.文化的纠结、相通

在海外生长，受家庭文化熏陶的华人子女，都经历着“所在国的本土意识”与“中华意识”间的内在纠结、相通的过程，并且会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一位日本华侨说:“令人汗颜的是，在国际比赛中，儿子永远是帮日本队呐喊。在中日两队比赛中，任我在那里为中国队大叫助威，孩子却沉默着，显示出复杂的心态。我问他‘为什么支持日本队?’他称支持日本队，并不一定是热爱日本比热爱中国更多，而是为自己喜欢的偶像加油。当看到我们不太愉快时，他又很懂事地说:‘支持哪一个队，或支持哪一国的选手，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让父母难过的话，我以后支持中国队好了。’接着他又说:‘我和同学们友好相处，彼此相互了解地在一起，其实也是在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呀，同学们透过我，了解到中国和中国人，不是吗?’”这位华侨子女的话，反映出他们在异文化国度与周围同学接触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文化交流意识，并不断地努力协调族群关系。

2.文化的协调和融合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连续性，这种寻求的起因之一，源于生存的社会空间的转换。在同一国家、民族的社会中，人们更多地是无意识地接受既有文化，而对于在海外生存的新华人子女来说，新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迫使他们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归属和价值观的选择。华人子女在自我形成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周围人日常交往的相互作用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地调适自身，在文化传承和文化融入之间找到协调和平衡。例如，一位美国华人子女说:“我们住在中国文化的家里，又出入于美国社会;上了美国的高中，周末又上中文学校学习。我们无论到哪里做什么，都需要融合和运用我们所接触的中西文化。”［11］由此看出，华人子女努力不固执地只接受一种文化，而是包容和接受多种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寻找协调，超越华人家庭父辈文化、所在国文化，使其融合在一种人格之中，学会与其他文化共处、交融，接受双方，融合两种文化，实现共生。

3.文化、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

人生活在社会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生活习俗、家庭形式、亲属制度、社会分工、应该遵守的社会规则等等，都是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着，文化对人的影响和塑造远远大于生物遗传因素［12］。华人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身份认同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一位学习新闻传媒专业的华侨子女说:“我在日本电视台驻北京分社实习当记者时心理很矛盾，因为报道中国好的地方时常会被总编删掉，不采用;揭露不好的地方心里又不舒服，有种帮日本人说中国坏话，自己是叛徒的感觉。还有，我很想当记者，可是记者有紧急情况时需要马上出国，奔赴现场，中国国籍去哪里都要签证，可办完签证新闻变旧闻了。不变国籍，工作会不方便，但如果归化日本国籍又怕将来后悔，我很纠结。经过反复思考后我决定为了事业改变国籍。但是，在我心里一直在鼓励自己要成为‘国际公民’， ‘效忠’全人类的公正、和平，而非哪个国家。”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正是华人子女对文化、身份的这种思索、碰撞和不确定性，使他们逐渐地懂得了文化身份不是给定的，应该是自己设计，并有选择文化的权利;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逐步转化为一种丰富的资源，使他们的文化交流意识逐渐地变为主动和自觉，包容和开放，摆脱狭隘性，奔向更广阔的舞台。

4.重新审视自己的族裔

尽管新华人子女加入了所在国国籍，语言上没有障碍，也融入了本土文化之中，但在当地人的心中，“华人”依然是外国人，让所在国人从心理上承认华人是和他们一样的国民非常难。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华人子女，如果感知到因本身的中国背景而不被接受或受到歧视，就会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支持他们抵御歧视，不自卑，更加向上。例如:一位8岁时来日本，现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华侨子女说:“刚来日本时，我特别想成为日本人，可周围的小朋友总叫我‘中国人’。还有人欺负我，有一次电视报道有中国人犯罪，嫌疑人姓王，同学就说‘是不是你爸爸呀?’我感觉受到侮辱。于是我就暗下决心，更加努力，表现出色。周围同学便说‘你是中国人那么好，还会说中国语’。大约从高中时开始，在我的意识中逐渐地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很有自豪感，现在我很感谢父母没有把我变成日本人。”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在幼儿园或小学期间，华人子女有一种强烈的求同倾向，不愿意表现自己和别人不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受到歧视的一些体验，会使他们自强、努力，表现更加优秀。更有些人会意识到学习中文的必要，上了大学反倒喜欢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甚至后悔小的时候没学汉语。这一现象反映出:海外华人子女身处文化差异和文化交融的环境，直面各种族群和文化的相互浸染、交叠，经历着自身的流变过程。他们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中国人”、“所在国人”的区分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更会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对族裔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确认——“族裔文化的发现”。

这一成长过程，即是:在学校或社会感受到疏离、孤独→求同的心理压力→为消除差异努力融入和同化→伴随自我意识的增强，再重新审视自己的族裔根源。

海外华人子女生活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状态之中，他们继承延续中华传统文化要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华人的家庭教育与父辈的重视尤为关键。华人子女在接受家庭教育、熏陶的同时，汲取着异文化的营养，并不断地调适自身，使不同文化兼容互补，在异文化和不同族群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使文化传承具有吐故纳新的自我发展能力，使他们具备看世界的更多元、更开阔的视角。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反叛与皈依，都成为‘香蕉人’精神追求的层面，……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13］

【注 释】

［1］［10］［12］钱民辉:《当代欧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与趋势》，《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德〉赫德尔著，姚小平译《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

［3］Mrs LA:《华人母子“文化沟”趣闻:同住不同食同族不同语》，洛杉矶华人咨询网，http://www.chinaseinla.com/f/page_viewtopic/t_7315.html，2007年9月28日。

［4］〈德〉伽达默尔著，夏镇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5］〈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0页。

［6］袁静:《海外华人子女在转变:从“香蕉人”到“芒果人”》，《人民日报 (海外版)》2007年8月7日。

［7］同 ［6］。

［8］李秀翠: 《海外华人这样过圣诞》，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16日。

［9］林菁:《美国英特尔奖决赛名单公布 15华裔学生入围》，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1－27/3624120.shtml，2012年1月27日。

［11］张红:《从“香蕉人”到“芒果人” 华裔新生代热盼故土寻根》， 《人民日报 (海外版)》2010年3月2日。

［1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