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良君，孙惠欣

(1.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0；2.延边大学 教务处，吉林 延吉 133000)

梦游录是朝鲜古代以梦游的形式表现作家思想和寓意的、具有独特结构形式的一种汉文短篇小说，由朝鲜士大夫创作，在16至17世纪这段时间出现最多，作品有沈义(1475— ？)《大观斋梦游录》，申光汉(1484—1555)《安凭梦游录》，林悌(1549—1587)《元生梦游录》，崔睍(1563—1640)《琴生异闻录》，尹继善(1577—1604)，黄中允(1577—1648)《达川梦游录》，仁兴君(1604—1651)《醉隐梦游录》，以及作者不详的《皮生冥梦录》、《寿圣宫梦游录》(又名《云英传》)、《金华寺梦游录》(又名《金山寺梦游录》)、《浮碧梦游录》、《江都梦游录》等。这些朝鲜朝时期的梦游录，除了那满纸的汉文字符号在永久地昭示着它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血肉关系以外，同样令读者感到惊奇的是它们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从一个侧面表明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悉与认同

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及其国家政权的由来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议一样，对于古朝鲜民族及其国家政权的起源、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人们还未能圆满而令各方信服地加以解决，其中尤其是它与中华民族及其国家政权之间的种种关联和纠葛，直到今天，国内、国际学界还是难以取得共识。例如，“东夷”是华夏民族对东方民族的称呼，朝鲜和韩国学者认为，现代朝鲜人可能是东夷的一支，朝鲜半岛有5000年历史，但因为缺少直接证据，没有得到中国以及日本史学界的承认。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中国西汉时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君王纣的兄弟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史称“箕子朝鲜”。此事虽在朝鲜人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太原鲜于氏世谱》等书中亦有载录，但当代朝鲜、韩国史学家以缺乏考古学的证据为由，一般不愿承认“箕子王朝”的存在。然而，这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不正好表明半岛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确曾经存在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吗？我们从梦游录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关系密切到了怎样的程度。阅读一些梦游录，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它的由来，读者会以为所欣赏的只是中国古代的哪一部野史笔记或者志怪、传奇中的文学故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小说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如数家珍，表明它的作者必定深谙中国历史文化。

在《金华寺梦游录》中，作者写梦中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四代王朝的“创业之主”举办宴会，“文武诸臣，各分东西而立”。有谋臣武将汉代张良、韩信等19人，唐朝魏征、李靖等18人，宋朝赵普、曹彬等15人，明朝刘基、徐达等16人；再有汉光武帝、汉昭烈帝、唐肃宗、宋高宗四位“中兴之主”被请来，率光武左右侍卫之臣邓禹、吴汉等14人，昭烈前后侍卫之臣诸葛亮、关羽等12人，唐肃宗左右侍卫之臣李泌、郭子仪等7人，宋高宗前后侍卫之臣岳飞、张浚等5人；又有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楚伯王四位“非请之类”分率左右李斯、蒙恬等6人，张华、邓艾等8人，王通、李澡等6人，范增、周兰等5人赶来；还有汉武帝及其侍臣董仲舒、霍光等8人，唐宪宗及其侍臣韩愈、陆贽等3人，晋元帝及其侍臣周顗、王导等4人，宋神宗及其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4人；还有陈王、魏公及其“讨虏从者”郭嘉、荀彧等9人，等等，几乎把清以前的中国政治、军事著名历史人物给全盘端了出来，并且对于许多人物都给予了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和品鉴，如借汉高祖之口赞赏“张良运筹帷幄，萧何固守根本，陈平杖计策，随何知形势”，借唐太宗之口评价“长孙无忌竭忠诚，魏征好直谏，杜如晦临事善断，褚遂良爱民忧国”，乃至借唐明皇之口历数项王“背关之约”、“烧咸阳宫，掘骊山冢”、“坑秦降卒二十万”等十大罪状，所论皆与历史事实相符。

更为有趣的是，小说结尾处还让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出来替汉高祖的王朝重新“搭班子”，根据“古今圣贤”、“群臣”的个人才德专擅，分别安排相应的职务和岗位：“以孔明为左丞相，萧何为右丞相，范仲淹为左仆射，徐达为大司马，曹彬为大将军，韩信为都元帅，关云长为执金吾，范增为京兆尹，庞统为观察使，彭越为节度使，董仲舒为御史大夫，魏征为谏议大夫……”一口气“任命”了75人。“班列已毕，满座大笑曰：‘可合于职次也。’”东方朔原本就是一位擅长诙谐幽默的人，《史记》上说他在武帝身边，其言谈“人主未尝不悦也”[1]滑稽列传905。《汉书》上还记载了关于他的几则小故事，例如有一次，在酷热的伏天里，武帝诏令官员到宫里来领肉，却不见分肉的官员到来，东方朔就自己拔剑割了一大块儿，并鼓动同僚们都来自己下手割肉。第二天，武帝命他自责，他说：“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按指其妻子)，又何仁也！”结果竟把武帝给逗乐了，说：“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2]东方朔传852《金华寺梦游录》中让这样一位满身都是喜剧细胞的历史人物来为汉高祖的王朝主持“关公战秦琼”式的“人事安排工作”，亦堪称“知人善任”，难怪博得了个“满座大笑”。不过，这“大笑”中也分明含有一种敬佩之意，即大家都认为东方朔的人事安排和调度才真正算得上是“知人善任”，所谓“合于职次也”。我们要说的是，无论谁的“知人善任”，总归体现的是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素养和熟悉程度。

更有甚者，如比较早期的申光汉(1484—1555)的《安凭梦游录》，其整体构思既已出于“槐安之说”，就连小说的背景(包括书生安凭所处之现实背景及其梦中环境)、人物都完全是中国的。特别是叙及一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凭着对中国历史文化非同一般的了解和熟悉，信手拈来，驱遣自如：

有书生姓安名凭者，累举进士不第，就南山别业居闲。……(入梦后有女侍称其寡君有请)曰：“寡君氏，陶唐尧之胤子，丹朱苗裔也……”(又答生问曰：“妾姓绛名乐，第十二，汉世绛侯婴之后……”(女王出，与生相见)登殿坐既定，王顾女侍曰：“可召李夫人来，令与班姬谐。”

丹朱，尧之子。《史记·五帝本纪》：“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女王既出于丹朱，所以说是尧的后代。李夫人，《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悯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班姬，即班婕妤，名不详，《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为婕妤，……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浸盛于前。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求共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小说中的女王年仅“十七八”的妙龄，却因丈夫“东皇”，“自恃青年，霆车风驾，月巡花遊”，致使上帝怒弃，谪于东方之地，因而使其夫妻“南北海邈，处风马牛不及”，只落得个“夜看牛女宽愁思”。李夫人与班姬，一个得宠而竟早卒，一个失宠而远离皇帝，可以说都是不幸的女性，用这两个人作为女王形象的陪衬，还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如果作者不是熟谙中国历史文化，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谈何容易。读这样的小说，其口吻让人感到已经不止是把中国历史文化“如数家珍”，而简直就是在把中国历史文化当成“家珍”来“数”了。[注]只是小说中“汉世绛侯婴”之说于史无凭。“汉世绛侯”本是周勃，传亚夫，直至其玄孙之子恭，不见有叫“婴”的周姓绛侯；而汉代名婴的侯有昭平侯夏侯婴、颍阴侯灌婴、魏其侯窦婴等，没有人受封绛侯。可见所谓“汉世绛侯婴”是作者的一个小小的笔误。见《汉书》。

二、对中国地理文化的推崇和向往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载，宋神宗时高丽国主王微不堪契丹诛求，“常诵《华严经》，祈生中国。一夕，忽梦至京师，备见城邑宫阙之盛，觉而慕之”，并为诗以记。如果说一定的外力压迫是导致王微企慕中华文化的一个原因，那么朝鲜朝时期的梦游录中对于中国地理文化的推崇和向往，表现得就更加自觉和突出了。

在崔晛(1563—1640)的《琴生梦游录》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小说一开头先明确交代主人公琴生为“东国”人，似乎很有些“东人意识”了，然而接下来的叙述却令人颇感意外：

生跌宕不羁，常有远游之志，乃慨然叹曰：“登山必登绝顶，观水必观大海。大丈夫安肯瓢系偏方，窣窣为坎井之蛙乎！我欲纵观帝都文物之盛，因遍游天下，禹迹之所未及，子长之所未睹，穷搜历览而无余焉。然行远必自近，我既在日出之方，当始于青丘，而终于昆仑乎。”

琴生之“远游”，首先是“欲纵观帝都文物之盛”，进而“遍游天下”，游大禹之所未及，览马迁之所未见。《读史方舆纪要》(正文卷三十八)山东九。“青丘或曰在高丽境。《子虚赋》：秋猎于青丘。盖谓此。服虔曰：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晋·天文志》有青丘七星，在轸东南，蛮夷之国也。唐讨高丽，置青丘道行军总管云。” 昆仑，即昆仑山，又称昆仑虚、昆仑丘或玉山。地理观念上的昆仑山，指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中国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琴生计划从“日出之方”的青丘出发，而以昆仑为终点，可见其心目中的所谓“天下”亦不出朝鲜半岛与中国，联系其“禹迹”、“子长”之视域，则所“欲纵观”的富于“文物之盛”的“帝都”，所指自然应该是中国王朝的京都[注]崔晛《琴生梦游录》创作于1591年，时当明万历十九年，如此则“帝都”当指北京。。不过小说中的琴生虽然游历了一些山水，但都是半岛上的，最终还是没有进入中国，自然也就无从得见“帝都文物之盛”了。原因是他在梦中得到了“四先生”的指点，接受其“圣贤之道，不外乎日用彝伦”，因此不必舍近求远的观点，梦醒后更感叹“乐矣美矣，道在是矣。何必涉海登山，而迹穷天下，然后斯可谓之大观也”，于是彻底打消了自己“纵观帝都文物之盛”及“遍游天下”的计划。

相比之下，后来尹致邦(1794—1877)《谩翁梦游录》中的主人公倒是在梦中完成了琴生“纵观帝都文物之盛”及“遍游天下”的夙愿。小说写梦中的谩翁有意观乎仙居，竟得仙人携手飞举，“共览名山大川”：至泰山放眼“九州之宏大”，庐山瀑布体验“天下壮观”，祝融峰上“追忆朱夫子浪吟之气象”，临安城里欣赏“龙飞凤舞之奇异”；登衡山、华山、恒山、嵩山，过碣石、洞庭、龙门、三峡；箕山瞻仰许由之墓冢，王庙慑于英雄之威仪。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对中华名胜风物的赞美与向往。

《金华寺梦游录》以及较晚出现的《黄陵庙梦游录》，则更是直接把故事的历史、地理背景设在了明代的中国。黄陵庙位于西陵峡中段南岸黄牛岩下的九龙山麓，是湖北省西部的名胜古迹。据《宜昌府志》记载，此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代，是当地人民为纪念神牛助禹治水而建。三国诸葛亮入川经过此地时重修，名黄牛祠。宋代欧阳修改名黄陵庙。《黄陵庙梦游录》以此庙命名，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对中华名胜的推尊和憧憬，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因为这座黄陵庙关系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其神奇的色彩恰好可与“梦游”之缥缈情境相合吧！小说称故事发生于“大明崇祯年间”，主人公桂阳与同邻叫做耿黯的，“生于东国”而为“南阳士人”，“每日携樽于高台，钓于襄江，万山百壑，足迹无不遍焉”。后来梦中亲睹洞庭潇湘之景，耳听黄陵庙中杜鹃啼声，并得见二位湘水之女仙。这与《金华寺梦游录》异曲同工。《金华寺梦游录》说故事发生于“至正末”[注]公元1368年为明太祖洪武元年，元代至正年间为1341-1370年，则“至正末”应是元末明初了。，梦主成生为“山东游士也”。他“气质超迈，任侠放荡，遂有志于山川，朝游泰山之阳，暮游洞庭之浪，四海八荒，足迹殆将遍焉。……岁在甲戌，向金陵入锦山”，到金华寺入梦，这才引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创业之主、中兴之主及霸主还有众多文武能臣们相聚在一起评论历史是非功过的离奇故事。

三、结语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北隔图们江和鸭绿江同中国东北相毗连，西隔黄海与中国山东相望。朝鲜半岛与中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和交流也有数千年的历史。这里不说箕子率商朝遗民到朝鲜半岛建立“箕氏侯国”，并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的历史；不说燕人卫满于汉初带领千余人逃亡朝鲜半岛，推翻箕准王，建立卫满朝鲜，并定都王俭城的历史；也不说公元前108年，卫满朝鲜被灭，汉武帝把其国土分为乐浪、真番、临屯及玄菟四郡的历史。两晋南北朝以来，先是西晋及十六国时期的鲜卑慕容氏的前燕都曾控制过原来汉朝在朝鲜北部的领地，后来在中国东北南部形成了高句丽王国，并逐渐强大，最强盛时曾控制中国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原汉四郡地区。隋唐以来，高句丽、新罗、百济、统一新罗、王氏高丽及李氏朝鲜等，都曾称臣纳贡，是中国王朝的藩属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591年，日本丰臣秀吉率兵20万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中国明朝派军援朝；1598年，中朝联军击溃日军，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史称“壬辰倭乱”，现代中国称为“万历援朝战争”。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朝鲜半岛与中国不仅在历史、政治上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且在地理意识方面也由于各方势力控制范围的此消彼长、不断变化而时常混杂不清。尤其是半岛人，延续千年的藩属国地位以及文化上的紧密关联使其长期对中国地理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感，尤其推崇和向往中华风物名胜。

也许正是出于完全被中国同化的担忧，曾经在中国唐王朝学习、应试及第并为官的新罗学者、文学家崔致远回国后，一再提醒国王树立“东人意识”。所谓“东人意识”，实即朝鲜“民族意识”[3]72，是政治上的考虑，自然也是地理意识上的强化。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 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 金京振.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