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华

中小学家庭作业问题与其它宏观的教育问题相比，看起来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但就其与学生密切接触的程度来看，却是一个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大问题。家庭作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已然成为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此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和必经途径。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家庭作业“过量布置”进行分析，发现明显存在着“公共地悲剧”现象，它为我们检视中小学家庭作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

一、经济学的“公共地悲剧”与作业的“过量布置”：理论阐释与分析

在中小学家庭作业的布置上，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教师都在衡量所教学科分量的基础上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为学生布置作业，尽管这些作业未必是必须、必要或质量较高、效果良好的。对家庭作业中存在的这种“过量布置”的现象进行审视和分析，经济学中的“公共地悲剧”现象就会浮现出来：每位教师将学生当做“公共地”，在追求所教学科教学效果最大化的过程中与其它学科教师通过布置作业进行博弈，有限的作业时间因为教师们的随意个人行为、不受限的要求和缺乏整体的关照而被过度剥削，由此形成作业领域中的“公共地悲剧”。

（一）经济学的“公共地悲剧”：理论阐释

“公共地”本意是指属于群体的、为群体所使用的土地，在经济学上喻指公共的物品或资源。1968年英国学者加勒特·哈定（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共地的悲剧”的文章。在文章中，哈丁设想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经济收益取决于他所牧养牲畜的数量，并且过度放牧造成的损失由所有使用者共同承担。哈丁写道：“如果一个牧民在他的畜群中增加一头牲畜在公地上放牧，那么，他所得到的全部直接利益实际上要减去由于公共地必须负担多一头牲畜所造成整个放牧质量的损失。但是这个牧民不会感到这种损失，因为这一项负担被使用公共地的每一个牧民分担了。由此他受到极大的鼓励一再增加牲畜，公地上的其他牧民也这样做。这样，公共地就由于过度放牧、缺乏保护和水土流失被毁坏掉。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上，每个牧民只是考虑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他们的整体作用却使全体牧民破了产。”[1]自加勒特·哈定的这篇文章发表以来，“公共地悲剧”这个表述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它意味着在共享公共事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有限的公共资源与无限的个人欲望之间会产生矛盾，进而造成资源的滥用、破坏甚至枯竭。

（二）家庭作业“过量布置”：“公共地悲剧”视角的分析

在学校中，每个学生同时学习着多门课程，面对着多位不同的教师。对于教师而言，每个学生就如同一个向所有任课教师开放的公共牧场，布置作业就像在牧场上进行放牧。由于学生可做作业的时间为各科教师所公共拥有且很少有任何限制，因此，每位教师基本上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布置作业。教学效果与作业及作业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如同牧场有个最佳放牧的牲畜量一样，在学生有效作业时间既定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个最适合的作业量，超量作业会造成有效作业时间的滥用，降低学习的效率与效果，这是由资源的边际递减规律决定的。如果一位教师（牧民）在他应该布置的作业外（畜群）增加一些额外的作业（牲畜）让学生去完成，那么，他所得到的全部直接的教学效果实际上要减去由于学生必须负担完成额外作业所造成的整个作业质量的损失。但是这位教师不会感到这种损失，原因是这项负担被所有布置作业的每一位教师分担了。这种“公共地”使用上的“收益自用、责任分担”使教师一再增加作业的数量，而其他具有布置作业权力的教师也采取同样的方法。

作业领域中“公共地悲剧”的实质是每位教师在追求所教学科教学效果最大化的过程中与其它学科教师通过布置作业进行博弈，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教师的学科利己性心理有关。许多教师在私下与学生交流时，会对作业的数量和效果有个清醒的认识，单独辅导时也不会布置海量作业。但是到了与其它教师面对同一群体的学生的时候，就会不自主地失去理智，出现攀比的现象：或者觉得自己不留作业学生学习自己所教学科的时间就会减少，或者觉得自己不留作业别的教师也会留，不留白不留，多写就会多一些收获。二是在布置作业的过程中，部分教师想到的是怎样最大程度地获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而没有计算作业的投入和产出的合理性，没有顾及到自己的行为对学生来说是多者的叠加，没有意识到多者的叠加会对学生会造成消极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每位教师作为博弈方以最大化自己所教学科效果为目的，由此造成学生作业数量的“暴涨”。学生，这个本应由各位教师所关照的公共地，由于超量作业（过度放牧）陷入“暴力作业”、“魔鬼作业”或“疯狂作业”的恶性循环之中，落得了无人关照、身心疲惫、几近崩溃的下场，形成“公共地悲剧”现象。

二、家庭作业中“公共地悲剧”的危害

家庭作业中“公共地悲剧”现象的存在表面看起来带来的仅仅是作业数量的“暴涨”和质量的下降，但实质上，它有更为严重的后果，会给教师本人和学生带来双重的损害。一方面，对于学生来说，过量的作业侵犯了学生正常作业的权利，剥夺了学生休息的时间。大多数的学生每日要“三更灯火五更鸡”不停地写，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写作业的故事”，浸泡在作业的海洋之中，如同知识暴力犯罪一样。这种情况不仅给学生造成了不必要的学习压力和学习负担，还会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学习兴趣的下降。另外，过量布置的作业还可能滋生助长欺骗等不良品性。学生为了完成作业，在作业多至超过学生所能认真完成的程度的时候，不得不采取学生特有的应对措施：或潦草应付，或抄袭他人，或偷工减料，或干脆不写。教师心知肚明却不点破，师生间这种“欺骗”变为“人人共知的秘密”，滋生助长了学生的不良品性。[2]另一方面，对于教师来说，过量布置作业会淡化对作业进行选择、鉴别和评估的过程，它也使得教师每日必须完成批改，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形成厌烦、应付的心理，步入职业发展的误区。因此，教师将学生当做“公共地”，通过布置作业进行博弈，这种做法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饮鸩止渴，贪其小利，而丧其大局。即使出发点是好的，最终的结果也多是“怀着上帝般仁慈的心做了一回魔鬼”，成为扼杀孩子学习意愿、增加教师负担的罪魁和元凶。

三、家庭作业布置：如何摆脱“公共地悲剧”

家庭作业中的“公共地悲剧”现象宣示着有限的作业时间注定因为教师们的随意个人行为、不受限的要求和缺乏整体的关照而被过度剥削。就后果而言，教师疯狂作业的行为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并不相同，看似小事，与每位教师有关又无关。但就性质而言，它是学生负担重的主要根源之一，反映了作业观念、作业制度、作业评价的异化和不完善，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此，要想走出“公共地悲剧”，需要教师更新作业观，需要教育管理者在制度上进行约束，需要在评价上进行改革。

（一）作业观的更新

作业观是指对作业的目的、形式、内容、功能等有关的认识和看法。不同教师的作业观不同。从作业的目的和功能来看，许多教师认为作业是获得好的学业成绩的必要保证，是服务于知识掌握和技能训练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作业应该是学生学习跑道上的“助跑器”，是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催化剂”，应该对学生的学业、人格、心理等方面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作业不仅可以在“作出判断和比较、提出新的问题、形成责任心和自我修养”等方面为学生提供经验，[3]而且具有“自信和时间管理能力、增进与家长和同伴的联系、执行作业政策、互通情况、回忆教师的要求”等作用。[4]从实现作业的目的和功能的过程的角度来看，许多教师在内心深处或隐或显地认为“熟能生巧”是至上真理，大量的作业必然有好的效果，但实质上这是个错误的认识。Weston（1999），Osgood and Key（1998）的研究发现，学生家庭作业的时间（时间是衡量量的一个直接指标）与学生学习成绩呈曲线相关，即当作业时间达到最佳时间时学生成绩最好，一旦超过这个时间成绩会下降。[5]这一研究告诉我们，作业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时间量。那种试图依靠增加作业时间来达成学业成绩提高的做法注定是失败的，这也是“公共地悲剧”的“悲剧”效果在作业领域上演的科学原因所在。为此，走出“公共地悲剧”的直接推手是教师科学正确的作业观的建立。

（二）制度的约束

“公共地悲剧”是一个涉及教师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对学生有效作业时间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因此，应该建立相应的作业管理制度，以对教师使用公有的有效作业时间进行宏观的引导、协调规范和监督。在引导方面，可以在教研室、学科组、校内、校与校的沟通中，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通过组织有关科学作业的研讨交流会，就作业数量、质量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就不同年龄、不同成绩的学生每日大概的有效作业时间、就作业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作用、效果、就好的或坏的作业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交流、研讨，使教师对作业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学习借鉴的平台，了解布置作业的限度，珍惜布置作业的权力，掌握布置作业的方法。这样，他将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进而保有并且培育出更珍贵的自由，会在布置作业的质量而非数量上下功夫。在协调规范和监督方面，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家庭作业政策，这在美国的大多数学校非常普遍。教学效果好的学校通常采取的做法是：自上而下由领导负责家庭作业；注意对家庭作业政策的宣传；指导对家庭作业时间的安排；科学的家庭作业管理系统（对各门学科家庭作业时间的分配，家庭作业的收集、反馈及分数的纪录，确保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措施等）；有激发学生家庭作业动机的策略；为学生提供在做家庭作业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不断地评价并修订其政策。[6]这样，通过相关作业政策制度的制定达到对作业的引导、协调规范和监督，使作业的投入和产出合理化，效果最优化，最大化地保障所有人的合理需求和利益，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的发生。

（三）评价的改革

对教师的评价是决定教师行为的“阿基米德点”，教师不仅是“公共地悲剧”的制造者，更是这场“悲剧”中的“无奈行为人”，现行的舆论导向及评价机制是最初的“始作俑者”。许多家长和学校领导都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当做教师考核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还有些人在传统观念中有意无意地把教师作业布置的多少作为衡量教师敬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课堂教学时间既定又有限的情况，各位教师无奈只能通过布置作业去换取学生分数的提高，哪怕这种换取是不经济的甚至是无效的。由此，教师间竞争的重点就由课内教学转向家庭作业，大量布置作业，演绎出对有效作业时间的无限剥夺，形成作业领域中的“公共地悲剧”。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走出“公共地悲剧”，就要改革现有的对教师的评价。从“不布置作业不是好老师”的错误认识转变为“让学生愉快地写作业才是好老师”的正确认识；从关注教师布置作业的“量”转向关注教师布置作业的“质”；从向教师要分数、要升学率转变为要学生的素质，要学生的发展；从要求教师勤勤恳恳工作转变为愉快高效工作；从关注教师和学生的片面单一发展转向关注他们的全面快乐发展。这些改革涉及到的不仅是教育问题、教育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将实在地推动新课程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1]Hardin,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0):13-23.

[2]宋立华，李如密.中小学家庭作业：从异化到理性回归之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1B):3-5.

[3]William J.Bennett.What works[M].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1986.42.

[4]Joyce L.Epstein &Frances L.Van Voorhis.More Than Minutes:Teachers’ Roles in Designing Homework[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2001,36(3).181-193.

[5]胡苇.国外中小学家庭作业问题的研究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12):52-55.

[6]Weston,P..Homework:Learning from Practice[M].London:The Stationery Office,199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