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猛

信任是社会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也是包括学校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运行与发展必须凭借的一项重要社会资本。学校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学校所有成员是社会网络中的主体，其所缔结的关系可以化约为学校社会资本，而学校社会资本也即学校成员在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中拥有的资源，资本的多寡、关系的强弱对学校成员的行动影响至深。但是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这种状态将影响社会资本的获取，社会资本在关系变迁中也将实现再生产。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我国社会也正在经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产业智能化、人口城市化、管理法治化、教育终身化等一系列转变，这是一种特殊而又复杂的整体性转型，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在社会转型的推动之下，学校或迟或早、或主动或被动地要作出自己的反应：考虑来自社会的和个人的新需求，反思现实学校理念、制度和教育行为等的合理性，重新作出价值选择，调整或更新学校的教育目标、确定学校变革的基本任务。仅凭日常对学校教育的某些体察，我们当下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许都不难想象，一所学校的日久兴旺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关注与信任，离不开广大家长的支持与合作，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与创造。概括地讲，社会信任、家校合作及师生共同建构的教学规范，这三者分别对应着学校社会资本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在我国社会发生根本转型的过程之中，学校为了更好地积聚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社会资本，就应当针对学校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不同层面，作出具有“先行性”特征的观念变革与反思。本文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及自身的经验，仅就转型时期我国学校社会信任的变化之因、外在主体及内质追求等方面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学校社会信任的变化之因：内因，还是外因

在学界，较早对学校社会信任作出特别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家帕特南。他在1995 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中，持续了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教育问题。帕特南认为，近年来，美国的教育质量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公立学校处于危机之中，这正是社会资本下降的结果。“共同体的参与对学校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不仅受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且受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社会网络、规则和信任的影响。”[1]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不同学校获致的社会信任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的变化。笔者不久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网络上看到反映中学校风的一些顺口溜。如“想要学习到一中，要谈恋爱到二中，美女如花是三中，地痞流氓是四中”；又如“一中战场，二中情场，三中球场，四中垃圾场”。这使我想起自己二十多年前在苏北某县城生活时，当地人们口头上也流传过类似的顺口溜，只不过它是这样说的：“一中二中，学习用功；三中四中，流氓集中。”我记得，前两所中学为规模较大的普通中学，高考的升学率都比较高；而后两所学校则是规模相对较小的职业中学，学校的各项管理都比较松懈。顺口溜是我国民间社会较为丰富的一种文化样式，其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大胆泼辣，直言不讳，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抨击毫不留情，不加任何修饰。因而，它常常是公众心态的晴雨表。仅从这则当时的顺口溜所体现的民意来看，人们更多对前两所学校寄于较大的信任或希望，家长把孩子送到（那时更多的是凭中考考分说话，因而更确切地说，是孩子自己“考到”）这样的学校，就会“跳农门”（即升大学时可以变“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有望。而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在后两所中学能学到什么则几乎不抱希望，用个别家长的话说，就是“学校松是松了点，但孩子这么小，让（这样的）学校管着，总比在家闲着社会上去逛着强。”不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状况了，而当今的情形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离开此县城已近十五年后，笔者一次在重返回当地较长一段时间的停留过程中，听到了人们对县城四所中学的重新评价。仍然用的是顺口溜，并且保留了前后的对比，它是这样说的：“过去是，一中二中，学习用功；三中四中，流氓集中。现在是，一中二中，出来不少白头老翁；三中四中，出来全是企业技工。”很显然，这样的评价里透露出当地人们观念上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对“死读书”式的普通中学一味追求升学教育有所批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损伤到下一代人的身心健康；二是对“零距离”式的职业中学就业教育有所褒扬，因为拥有技术（或技能）的青年的就业前景要明显好于缺少技术（或技能）的青年。

这些顺口溜的变化，不愧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学校社会信任的潮起潮落。如果跳出来看，我们或许就不难发现，前后之所以产生如此变化，与其说是学校内部管理方式的调整或改变，不如说是学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适应外部大环境变化的结果。因为上世纪末开始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这使得通过高考改变农村学生户口性质的功能得以弱化）的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得到了猛力地推进（这使得高考不再是只能让少数优秀学子通过的 “独木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各项政策的出台与措施的落实（这使得适应于产业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大大提升），这些体制的改革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当我们设问学校社会信任的变化之因这一问题时，并非要求学校只能在内因和外因二者中选择其一。因为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外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转型时代，对促进学校发展内外因的转化无疑提供更加深刻的动力，但受制于学校教育自身的传统惯习及其他多种复杂的因素，其转化的过程常常仍然是艰难的。也就是说，不是外部条件一变化，学校总能很快地跟着发生变化。这一点从上世纪末我国（大陆地区）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至今近十多年的发展现状可以得到较好说明。有人形象地将这一现状概括成这样两句话：“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这表明，教育体制虽然逐步开始变了，但教育改革的某些实质内容仍然没有最后触及到，并很难短期里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代国学大师龚鹏程教授曾撰文指出近些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学校教育改革的失败之处。倘若借用过来对照大陆学校教育改革的当今情形，因同根同祖，相近之处颇多，会有更加强烈的参照意义。他说：“我们也学欧美让学生做游戏，在玩中学，讲究趣味教学，强调教师亲近学生，不要权威灌输，等等；但学的内容仍是智性知识，学习的评量标准，依旧不是谁最会玩、最合群、EQ 最好、最有道德感或审美能力，而仍是智性测验和知识考评。结果学生不但要玩，还要考试，原先那些考试既要考，玩的内容与形式也予以知识化，然后加入考试中去。……教育体制问题，随时变迁，但假若教的人心态不变，教法不改，什么体制都没有用。”[2]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把握时机，趁势而为，往往为学校的发展赢得头筹，从而也容易获致更多的社会信任，但学校社会信任外部主体中存有政府和市场两个强大的力量，它们并不为学校单方面的力量所能控制或左右，如此情形下，作为学校自身立足之本的内质追求，如何定位才能适应于政府与市场的要求，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两个问题。

二、学校社会信任的外在主体：政府，还是市场

1979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大政府（国家），小社会”向“小政府（国家），大社会”转变。在我国原来（即1949年至1979年）的社会结构中，政府有强烈的意图来管理每个社会成员的一切事务，对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需求，都打上“计划”配给的色彩。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公民权利意识随之觉醒，市场调节资源日趋活跃，民众文化需求越发多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学校要在变革社会中更好地生存，要想赢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就不能不处理好自身与政府及市场两者的关系。这一点，远未能为我国许多学校办学者清醒地意识到。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目前仍然是“国”字头的学校（即公立学校）独大，而“民”字头学校（即民办学校）相对较弱。（在我国经济企业界，当前盛行着“国进民退”，教育界的情形与此有些相近。）因而，两类学校之间还远构不成双方可以自由竞争的格局。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我国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他们的“办学实绩展览”中的第一部分，作为重头戏推出的几乎总是“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怀”。各级政府领导们的视察、讲话和题词，尤其是他们与校长握手的合影，往往被特别“放大”，被当作对一所学校办学成绩的最大肯定。

当我们设问学校社会信任的外在主体为谁这一问题时，同样也并非要求学校只能在政府或市场二者中选择其一，而是提醒人们拓展思考问题的空间，必须从“学校—政府”二元关系结构向“学校—政府—市场”三元关系结构过渡。否则，学校会错失某些发展的重要良机。因为相对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体系）较为完善的许多国家，政府配给的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纳税人的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而相对来说，市场调节的私有资源却几乎是无限的（主要受需求—供给市场规律调节）。美国有学者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事实一再说明了这个道理：竞争的教育市场比国有的教育系统在服务大众方面做得更好。其原因在于，国有学校系统缺乏由历史告诉我们、对教育优化至关重要的四个关键因素：家长的选择和经济职责；教育家的自由和市场激励。拥有这些特征的学校系统最好地满足了我们个人的教育需要和共同的教育目标。”[3]相比美国作为拥有较为完全化市场的国家，虽然我们的市场发育目前还远不够完全，但学校变革的市场力量日趋凸显和壮大，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也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更加容易满足人们的个性需求，因而也更加适合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在以往计划经济和威权政治造成的“大一统”思维的惯性下，国人长期对人的个性害怕表现出“差异”。具体到学校教育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全国统一教材”和“全国统一考试”的权威性与公平性，而对各地实际表现出来的种种（如当地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师资队伍及生源的质量等）差异置之不顾。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全国从幼儿园、中小学到大学都在学校的物质文化（建筑和设施等）、精神文化（校训和办学理念等）、制度文化（规章管理制度等）等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均容易显得千篇一律。笔者二十五年前在南京师大读本科时，就曾听到过一位访问过美国的教育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即这位教育学者）在中国和美国都曾经到过许多中小学，鲜明的感受是，每一所美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不一样的，而每一所中国的学校却几乎都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在我国教育学界，批判普通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在“升学率”大棒的指挥下，我国的学校只剩下一个比较的维度，就是看谁的升学率高。由于学生升学（尤其升大学）的机会少，只有在升学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的学生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而被升学考试（特别中考和高考）所淘汰的学生，则被人们有意无意贴上“差生”、“笨蛋”（甚至“混子”或“流氓”）之类的标签。这些未能通过普通教育考试的选拔而遭到淘汰的学生，如果还想接受教育，怎么办？主要只有一个去处，就是进入职业学校。正因为受这样格局的影响，我国的职业学校教育常常成了人们现实观念中的“二流（甚至末流）教育”或“差生教育”。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之间云泥之别，在我国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得以迅速而有力地调整或矫正。已有越来多的人认识到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主要是类型差异，而不是（也不应当是）水平差异。我们从这一转变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引发职业学校社会信任上升的外部力量除了政府之外，市场的功劳应当说相当明显。我们有理由预期，市场调节也必将对普通学校办学资源（包括信任）的重新整合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学校社会信任的内质追求：异质，还是优质

在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政府（或国家）应当遵循公平为主的原则配制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资源，而市场应当遵循效率为主的原则调节学校资源。在公平和效率的双重博弈之中，学校的发展才会在坚实的平台上释放更多的空间。要从政府或市场两方面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学校自身靠什么说话？ 即其内质追求应当如何定位？这是作为“社会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人”必须直面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笔者这里提出“异质”与“优质”对举两个概念加以分析与说明。首先要说的是，“异质”与“优质”对举有勉强的成分，并不如前述“内因”与“外因”、“政府”与“市场”对举那样，在学界有相当的共识（当然，其中也有“习惯成自然”的因素）。况且，两概念语词的主字分别为 “优”与“异”，意思有时非常相近，它们之间亦可以连缀成“优异”一词（词典一般释义为“特别好”，常用于形容人的成绩或贡献）。因此，这里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在对举时的意涵进行特别的限定：前者偏于不同类的“独一无二”，后者偏于同类中的“最好部分”。当我们概括一所学校的特色时，常常讲的一句话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借用过来，或许能说得更加明白一些，即：“人无我有”是“异质”，而“人有我优”是“优质”。

其实，无论是个体的心智才能，还是社会组织（如企业或学校等）的自身结构，都需要同质性与异质性相对的两个方面。在心理学中，有“异质思维”与“同质思维”对举的用法。并认为，只有“异质思维”才能带来真正的创新。如果忽视“异质性”这一方面，无论是人还是事物，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就不能显得出来，或者说，就是容易“被替代”的存在。从百度搜索中，我们可以找到“企业异质性”、“产品异质性”、“景观异质性”等概念的提法。此外，还有基于异质性理论对企业无形资产进行研究的专著面世。值得提及的是，该专著的作者认为，“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内在异质的无形资产、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垄断利润的获得是共生的。在这一共生过程中，企业的异质性取决于产品或服务的异质性与顾客或市场的异质性的耦合程度。其中，产品或服务的异质性是由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异质性决定的，市场的异质性取决于顾客的异质性，而顾客的异质性最终是由作为消费者的人的异质性决定的。”[4]借用这位研究者的看法，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教育市场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作为顾客的学生（及家长）之异质性需求理应得到更加充分释放，而当今学校必须面对这种个性化市场需求，呈现出自己的可供选择性，才能有效地赢得有相应需求的社会人群的信任。在许多国家，为了给择校的学生提供可供选择的多样化学校，近年来各种具有特色的学校应运而生。例如，在美国主要有：磁石学校（主要为解决公立学校面临学生高制度缺席率及高退学率的经营困境，同时以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拉平种族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高品质学校（对于优异学生，一些大城市建立了特殊学校对其加以培养）、蓝带学校（由美国联邦教育部评定的一种示范性学校，有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有40%的孩子来源于低收入家庭，二是学生的成绩位于本州组织考试的前10名位置）、微型学校（提供个性化的课程与教学，如设计一些独立的课程来吸引残疾学生、怀孕学生、劣迹学生和其他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二次机会”学校（为一些曾被开除的问题学生提供特殊服务，这些学校的授课时间和课程设置等均与其他学生不同）以及特许学校（其中相当一部分创办的初衷是为解决一些特殊儿童上学问题）。英国主要有灯塔学校（目的是加强学校的伙伴关系，其在课程开发、学生管理等多方面的特色要与其他学校分享）、城市技术学院等。日本中小学校也有以重视学习的个性化为目标，而实施办学的特色化改革。[5]相比之下，我国近年也盛行一些以体育、艺术为教育内容的特色学校。

特色是学校发展的命脉。这样说，其实并不夸张。因为学校只有依靠特色，才容易吸引社会成员的更多关注；有了关注，才能有彼此联系与交往的渴望；有了交往，才能获得彼此的信任。正像上面提及的，“人无我有”是学校特色所在，“人有我优”也是学校特色所在。优质学校应当具有高质量教育水平，并且能够充分认识自己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能将学校的潜力不断转化为显性进步和自身“正能量”。也就是说，优质学校不仅在于高质量的结果，还在于不断地、有效前进的过程。有学者提出优质学校应当具备三条标准：一是以人的生命为最高价值，这是坚实的基石。学校的全部运作都是以生命为原点而刻画的轨迹。在这里，每一个学生、每一位老师，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生命，对人的尊重是至高的道德伦理，对生命的关注是一切行为的准则。二是有为每一个学生终身的发展奠基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学校里，不再有被遗忘的角落，教育的关怀将滋润每一位孩子的心灵，他们都能展现生命的丰富性和主动性，都有属于个体生命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走出校门的孩子都能抬着头，以一种旷达和豪放的胸襟去迎接未来的挑战。三是有真心热爱教育的人组成的教职员工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所有的制度都渗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因而它不再是一种禁锢和惩罚的条例，而是全体成员认同和恪守的生活法则。学校成员还怀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要构建一个学习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学习不再仅仅是职业需要的驱动，它已经成为每一个成员生命的内在需求、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6]可以看出，这三条标准的每一条都是围绕更好地培养“人”来展开：首先，尊重人的生命是一切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其次，必须从人的终身发展看待学校教育，第三，只有善于合作的人所组成的学习共同体，才能“优质”地完成学校教育的使命。

最近一些年来，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在发展战略上都注重将办学特色品牌化。我国不少学校也在尝试这样去做。我们知道，学校品牌是一种公众认知，也是社会资本。品牌资产是品牌与消费者的一种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存在于学校与社会的人际网络之中，需要通过了解、沟通、对话、交往等形式来积累。有形资产因使用而损耗，而无形资产则恰恰相反，它会因不用而枯竭，反而因使用而增值。任何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公众和人际资源，挖掘、盘活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有利于优化和拓展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学校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学校的办学主张、发展规划、改革举施，需要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而公众对学校的感受、评价、建议，是学校品牌建设的重要决策依据。缺少了与公众的互动和交流，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创建学校品牌将无从谈起。

总之，信任是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品质，也是学校等一切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石。社会的转型必然会触及到社会信任体系的根本变化。在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既往的传统农业社会（“乡里乡亲”熟人式）道德规范为主的信任体系，必然逐步为现代工业社会（“五湖四海”生人式）法律规范为主的信任体系所代替。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校，其所能获得的社会信任只有紧贴于新的社会信用体系，才会有较为持久的生命力。但常常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信用体系失灵了，而新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很难一蹴而就，在此情形之下，学校获取社会信任的过程就会常因找不准方向，而容易变得无所适从或急功近利。这样，学校一旦透支了社会信任（常因过分夸张的招生宣传、期许无法兑现的承诺、昂贵的择校费等），从而引发强烈的信任危机，就必将导致学校事业大的挫败（近几年这方面发生的具体事例很是不少，相信大家从网络等媒介上能够找到，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这其中的教训，当值得我们每个“学校人”去反省。

[1]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Simon and Schuster.2000.305.

[2]龚鹏程.向古人借智慧[M].北京：凤凰出版社，2011.302.

[3]罗伯特·G·欧文斯.教育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37.

[4]刘海生.无形资产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基于异质性理论的视角[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46.

[5]崔相录.中小学多样化·特色化大趋势[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131.

[6]闫德明.优质学校的三个标准[N].教育时报，201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