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川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文化批评家萨义德（爱德华·W 萨义德，2009：426）在《东方学》中说道：“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尽管这一论断着眼于19世纪欧洲殖民视野下的近东伊斯兰世界，但是作为一种方法性的话语分析机制，无疑也适用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建构。回溯19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近代日本在确立“自我身份”之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方面诸事皆以欧美为标榜，尽其可能去接近西方国家标准；另一方面彻底异化周边东亚邻国，力争创建出自身优越感。这两方面的努力，正好符合近代日本所谓“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对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以及日本人精神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对于周边东亚邻国，特别是对中国这一“他者”的阐释，成为建构近代日本“文明国家”的重要手段。

对于日本人所创造出的中国形象，文学形式的相关研究一直颇受世人关注。从日本学者的《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竹内実，1966）到中国学者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劉建輝，2000），都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作为一个由日本近代文学文本的叙事所建构的语言表象进行研究。不过，遗憾的是，对于教科书的考察却少见人付诸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