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淑艳（1962-），女，天津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史部副教

授。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300191）摘要：无论是担任团的领导职务期间还是

离开青年工作岗位之后，任弼时始终关心重视青年团和青年工作。通过厘清

青年团的性质，任弼时从理论和实践上理顺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

并且针对青年团工作中忽视研究青年特点，不注意寻找适合青年工作的方法

等倾向，以及机械套用党的工作模式等实践困惑，做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

和探索性的工作。任弼时反对把青年团建成游离于党外的第二党；坚持先进

性与群众性统一的团建理念；果断厘清党团建设和发展的边界；推崇指导与

尊重相结合的党团关系。任弼时的探索和努力，为理顺党团关系及其健康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党加强了对团的指导，团实现了广大发展。

关键词：任弼时；青年团；党团关系；理论贡献；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D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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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动议是任弼时提出的，他认为青年组织起来便

于教育和发挥积极性。1949年4月，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一大”做政治报告，大会一致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无论是担任团的领导职务期间还是离开青年工作岗位之后，任弼时始终关心

和重视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特别是对青年团的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建设

性和探索性的工作。

一、反对把青年团建成游离于中共党外的第二党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在今

天看来已不存疑，但在团建初期，如何认识其性质，如何处理党团关系，如

何开展团的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

1920年中国诞生了青年团。当时的青年团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组织，而且从名

称上（比如青年社会革命党）也反映出一些政党取向。1920年8月，在外国语

学社，为留俄学习做准备的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人一起，成为首批团员。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着手整顿青年团。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

，制定并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此后青年运动出现了新局面。然而，由于

党在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过程中，着重从思想建设入手，对团的马克思主义

性质及其改造社会和拥护青年权利的宗旨宣传强调较多，对于从党团关系角

度，论证团的性质则相对薄弱。因此，不仅理论上对青年团的性质和中国共

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而且实际工作中第二党作风也时有发生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年。

1924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和卜世奇、

王一飞、彭泽湘等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往出席。会上青年国际提出，

为便于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东方各国应建立

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青年国际的提议与中国与会代表所持意见相左，产生

了分歧和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东方国家建立独立且有特别政治面貌

的青年组织，问题的实质是青年团的建设发展方向。任弼时在会上表态，不

同意在中国建立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认为带有政治独立

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来决定”[1]（p.27）。他认为在还没有建立共

产党和青年团的远东国家，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4年历史，组织也遍布17个省市，在此前提下，

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发动团员参加国民革命

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战斗队，而不是另建一个与党并立的民族革命群

众青年团。

1924年9月，任弼时在第12期《团刊》上发表题为《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

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的文章（署名闢时），系统阐述他的观点。文

章坚决反对另建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认为在中国建立此类性质的青年

团，将会引发极大的矛盾和危险。他指出，在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过程

中，“共产党及青年团，应在国民党内部，负国民革命指导工作之责”，以

集中实力“求中国共产党于国民党政策早收成效”，保障“国民革命前途”

。而另建“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主张和权柄”的群众国民革

命统一青年团，其发展结果必定是成分复杂、政见不一，“反将成为一种反

对革命的青年组织”[5]（p.28）。若决意另建组织，只会徒增工作的繁复性

，造成人力物力之损失。因此，“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

组织实现之必要”[5]（p.28）。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团建设方向的争论，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国

民革命领导权以及青年阵地的严酷现实在团建中的反映。国民党右派公然提

出要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其合并于国民党，借以排挤共产党，为分共、

反共张目。

为澄清认识，对国民党右派予以反击，任弼时从共产党与青年团关系的角度

阐释了团的性质。

1924年10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第49期发表题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

么》的文章，把青年团的性质定位在“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

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

斗的青年组织，它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有人想取消社会主义青年

团，“简直是不懂国际事实的笑话”[5]（p.29）。任弼时在多种场合以各种

形式反复强调青年团的这一本质特征，坚持青年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

，强调指出：“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要绝对地受党的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

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5]（p.32）随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1926年7月，任弼时主持共青团三届中央执委会二次扩大会议，

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是“在共产党下的青年群众组织”。1927年任弼时

亲自起草通告明示，共青团可以“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与主张，但一经

党决定之后即应遵照执行”[1]（p.88）。1946年，任弼时主持以讨论建立青

年团为主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发言指出，青年团“是带政治性的青年

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2]（p.404）。言简意赅，发展了党的四大决

议对党团关系的定位。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时，关于团的性质已渐成共识，充分肯定了党

对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2]（p.485）。

二、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统一的团建理念青年团，顾名思义，是青年组织。

共青团的性质也决定了它是青年的群众组织，换言之，青年群众是青年团存

在的社会基础，也是青年团工作的对象。因此，青年团的青年群众化是青年

团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团的青年群众化，就是团的建设坚持先进性与

群众性统一。

大革命初期，党的组织还不普遍，青年团工作很活泼。随着革命的发展，党

的组织普遍了，然而青年团在工作上仍按照老一套，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

总是套用党的工作模式，不注意研究青年特点和寻找适合青年工作的方法，

导致青年团的大门越关越紧，越搞越狭隘，很难取得青年的“信仰”。

1924年初，任弼时辞去上海大学的工作，专门从事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同年7

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此

为契机，于1925年1月召开团的“三大”，制定了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

，会议还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示与第二国

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同时提出，“组织应该扩大遍及于

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用任弼时的话说“就是团的工作要

青年化，群众化”[3]（p.64）。这是青年团工作发展的表现。

会后任弼时为了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在团的内部刊物《中学校刊》上撰文

，进行理论引导。他指出，“少年国际布尔什维克化”和“学习列宁主义”

，“这两个口号的形式虽有不同，然其实质则一”。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

神实质就是“一要使团体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

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并从组织路线、思想路

线和斗争策略的角度，将布尔什维克化具体阐释为“学习列宁主义”和“获

得青年群众”[2]（pp.14）。

关于如何获得青年群众，任弼时在主持团的工作期间和离任后，一直比较关

注这个问题，对团的青年群众化途径提出过诸多见解。

首先，必须注意组织问题。“一切组织的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

理和生活的需要。”[4]（p.104）组织结构要“合于与群众接近的需要……

改良组织，务求其能接近群众，乃为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工作”[2]（

p.2）。

其次，针对“因为政治斗争紧张，团体政治活动多，有关切身利益的活动少

”等问题，任弼时指出，团的青年群众化“不是减少团的政治工作，而是要

把政治工作做到青年群众中去”。领导青年斗争，要注意政治斗争与改善青

年本身生活利益的经济斗争相结合。“过去青年运动因为中国革命突飞的发

展，多偏重于一般政治上的活动与斗争，很少注意到青年本身生活和利益的

改善。这是中国青年运动虽然有了很好的下层基础而未能使其深入的根本原

因。”[2]（p.27）今后，“团要增加政治任务，好好做群众工作”[1]

（p.81）。

再次，任弼时强调团的工作应注意开辟新领域、新阵地，扩大社会基础，广

泛团结青年。一方面可以扩大学生群众的力量，因为“青年学生，较易感受

外界刺激，代表社会先进思想，富有反抗能力”[2]（p.5），所以注意学生

做事能力的养成十分重要。但是，青年团的“工作阵地，显然不应当限于青

年学生的狭小范围内，相反是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开展工农劳动青年的工作

上，而且主要地是依靠工农劳动青年群众”[1]（p.69）。“今后学生活动的

主要方针是‘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1]（p.69）另一

方面，注意在无党派青年工人中扩大宣传与组织工作，更多地引导高小学生

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组织劳动童子团等。总之，青年团必须能够团结全国各

阶层中的进步青年，并把其中最好的分子吸收到团内来。

最后，任弼时建议发展团员不能过于苛求。吸收新团员时，“条件不要太严

，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当时青年团代号中

学）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就是对于学生

，也应较前从宽”。只要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都可以参加，入团后，

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因为青年团“是一个教育机关，并非政党可比”[2]（

p.15），“是列宁主义的学校”[1]（p.62），“做好青年工作的关键在于教

育”[2]（p.404）。

通过团的青年群众化，团员人数和团的成分都有了显著变化，1927年5月共青

团“四大”时，全国团员由青年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37638人，童

子团15万人。到1928年，工农青年的比重由59%上升到75%，省委委员以上的

负责干部，工农青年占60%。

三、果断厘清党团建设和发展的边界面对团组织的较大发展，任弼时始终保

持清醒，注意发现并解决问题。1925年12月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他提出青年

团工作的“很大缺点”是与党的政治工作没有分工，因而缺乏青年特点。造

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运动很多而党的组织尚小，还有许多地方尚

无党的组织”，青年团“不能不代替党去指导地方政治活动及工人运动”从

而“未能注意关于青年本身的工作”[2]（p.20）。因此，“我们应不犹豫地

切实执行”党的精神，推进“党团分化”工作，以保证党团组织的持续健康

发展。

对于“党团分化”，当时许多同志持怀疑态度抱畏难情绪，担心抽调团的领

导力量会影响团的发展；担心大量团员离开团组织会造成团组织的松懈涣散

等。

为达成共识并出于稳妥，任弼时做了大量宣传解释工作，他站在中国革命发

展前途的高度，基于共青团长远发展的角度，严肃指出党团若不从严分化，

不仅影响党组织的扩大与巩固，而且“团员年龄过大，过了20岁的青年多富

于政治趣味”[2]（p.20），也会影响团组织关注青年本身的工作。党团实现

分化后，可以将政治工作交与党负责指导，团员年龄降低，便于青年团实施

内部教育。“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

动不能充分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

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2]（p.21）此中蕴

含的党建带团建的思想，当时不乏前瞻性，于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任弼时提出诸多可行性建议。一是党团员按年龄分化，将20岁以上的团员悉

数介绍加入共产党，未满20岁但很能干的团员也可加入共产党；未满20岁的

党员均应加入共青团，年过23岁的团员完全脱离青年团。二是配合相应的党

组织建立团组织。三是开辟青年工作新领域，加强对高小学生的引导。四是

希望党组织能更多地帮助指导团的发展，不要随便调动团内负责同志的工作

，若必须调动，也以不影响团的工作和发展为原则。

通过“党团分化”工作，一方面维护了党的权威，充实了党的基层组织，使

党的组织更加扩大而强固有力，保证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团组织得以集中

关心青年本身利益问题，并着实领导他们进行斗争。青年团“由偏重研究性

的小团体，渐形成实际领导群众行动的组织”[2]（p.19）。由于任弼时稳健

的操作，“党团分化”工作顺利推进，党团关系愈益密切，斗争步调趋向统

一，度过了党团组织建设的瓶颈。

四、推崇指导与尊重相结合的党团关系任弼时素来重视党对青年团的指导，

推崇加强指导与充分尊重相结合的党团关系，并建议各级党委把它作为一项

极重要的工作来抓。

1923年5月，在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上，任弼时提议，党的会议内容应增加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研究，党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执行委员应当加入团支

部执行委员会。便于工作衔接和协调步调，从而实现党对青年团的指导。

党的四大在肯定任弼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了《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

指出“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

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1]（p.32）。

1925年3月，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规定以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

挥，青年工人的教育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

单独的经济斗争组织，在没有党组织或者党员太少的地方，团员可以组织工

会，但必须受党的农工部指挥。

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加之，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对右倾错误

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党不够尊重的倾向，以及一段时期内“党对于团的工作

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2]（p.35），党团关系一度恶劣。围绕党团关系出

现了一些错误观念，诸如取消主义认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主张取消团

的组织；把团看作是文化运动的组织，认为一切工农政治斗争有党来领导，

团可以专心做文化工作；先锋主义则认为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团应易名青

年共产党，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一切斗争。这些错误观念和倾

向造成党团干部互相指责，妨碍革命工作。

任弼时以政治家的敏锐，在党尚未将该问题视为主要危机之时，即主持召开

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将反对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列为会议的“第一任务”

。他洞悉错误倾向的逻辑要害在于“主张取消团的人，仿佛取消团的组织便

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其实取消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

把团视为文化运动的组织，必定“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

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以团代党的“先锋主义倾向的结果，可以走到

形成第二党的危险”[2]（pp.3234）。

任弼时指出正确的党团关系，一方面是青年团必须明确接受党的“领导的绝

对必要性”，保证对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是党“要放手一些，让做

青年工作的干部大胆地去进行建团工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多加以指导和

帮助”[2]（p.491），“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2]（p.486）。

在剖析错误倾向的同时，任弼时以慎重负责的态度，注意保护青年工作的热

情，谆谆提醒青年工作者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对待先锋主义与先锋作用、青年

组织的独立性与青年主义的辩证关系，“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

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

走到先锋主义”，“对于青年组织应当有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的偏向（

青年主义偏向），也应加以清楚地区别。闹独立性的偏向应加以反对，但同

时应当注意尊重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2]（p.491）。“防止先

锋主义，绝不是加团以不必要的限制，反而妨碍了团的发展与工作之进行。

”[2]（pp.3435）他在《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一文中，归纳出

妥善处理党团关系的十条方法，诸如：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

加以指导与帮助；党应注意帮助团的发展并强固组织，党须指派得力同志担

负团的工作；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团能明了党的政策，使

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党内重要问题与政策应注意团的意见与提议，等等。

卓有见地，富于可操作性。

总之，任弼时的探索和努力，为理顺党团关系及其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加强了对团的指导，团实现了广大发展。任弼时也以其青年团建设的理

论贡献和实践探索，奠定了青年的亲密导师、青年团创建者的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1]任弼时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任远志.我的父亲任弼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4]任弼时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责任编辑：杨健]第1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