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冯艳冰

潘凯雄：男，53岁，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就职于《文艺报》理论部、《经济日报》副刊部和经济日报出版社，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编审；《当代》杂志主编。曾和友人合著或单独出版文学理论批评及散文随笔著作多部。

冯艳冰：女，某杂志社编辑。

冯艳冰：《当代》无论从其刊名还是实质，都在某种程度权威地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形象和具有相当色彩的官方定位。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潘凯雄：原则上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你说的这种说法是实实在在地阅读了《当代》后，并将其与其他文学刊物进行比较研究一番后所得出的印象还是凭成见所来？在提出这个问题前，你应该首先告诉我：所谓文学刊物的“主流”与“支流”、“官方”与“民间”的基本差异在哪里？至少我目前还不能清晰地说出这种差异，因而也就无法认同这种说法了。

冯艳冰：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您是一个职业程度很高的文学编辑。从您的经历和您的许多文章与讲话中，您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刊物的主编，其出版视野是大于一个刊物的。您能谈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辖的几个大型期刊中，您为什么选中了《当代》来兼任呢？

潘凯雄：我兼不兼任《当代》主编似乎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个人的选择。硬要说我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为什么还要兼任《当代》的主编，主要是由于如下的原因：作为社办期刊，《当代》自创刊时起，她的主编不是由我们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来兼任就是由分管当代文学的社领导来兼任，而这两条本人似乎都沾得上边，现在是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而自打进入人文社工作后也一直分管当代文学，因此，我兼《当代》主编既是社里一种习惯的使然也是为了便于工作，事实上，我还兼任社里另一家以当代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期刊——《中华文学选刊》的主编。

冯艳冰：从我大学开始，我就在读《当代》。那时，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几乎都会浏览《当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当代》那时真是切入了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后来，这种追捧随着工作生活逐渐消解了，但坚持读下来的人肯定是最从容淡定的一群。我相信，上世纪80年代的成年人，没有谁没有受过《当代》的影响。因为，那时人们的信仰有相当一部分是藏在《当代》的。我也相信，这肯定也是《当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代》的今天，是如何延续这种激情的？

潘凯雄：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半期，不仅是《当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整个文学期刊的流金岁月。如果要问《当代》的今天是如何延续这种激情，我和我们编辑部同仁们的答案高度一致也很简单，那就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一个认真、一个老实，看似与“激情”不相关，其实不然。无论是拥有激情还是延续激情，认真与老实都是最基础的因子。没有这个最基础的因子，就只能是伪情、虚情或矫情，根本无所谓激情可言。

冯艳冰：如果说，文学刊物是贯彻文学理想的主要平台之一，那么，编辑就是文学理想的主要推手了。因为，选择权就在他的手上，或者说，杀生权就在编辑手上，编辑实际上是作家和作品宿命故事的制造者。就此而言，只有作家群的“断代”而没有编辑人的“断代”，我们是否无法准确找到文学理想的时代性呢？回看中国当下的主编群，核心层大部分是“60后”，就是说，“50后”那一批“老三届”同时又是“77、78、79新三届”的团队，目前任文学刊物主编的已不多了。您认为，“50后”、“60后”和“70后”的文学编辑群有什么时代特征呢？

潘凯雄：坦率地说，因为平时工作的繁忙，还真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匆忙一想，似乎也应该承认“50后”、“60后”和“70后”的文学编辑群确实各有各的时代特征，这也是历史的宿命，恐怕谁也无法完全摆脱。但如果我们从职业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编辑，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编辑又是具有相当的共性或曰规律性的，而这样一种共性与规律性显然又是具有某种超时代性的。

冯艳冰：社会理想不是恒定不变的，因为人的理想是很现实的，它会随着客观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同的年龄时段有不同的理想：对一个社会来说，不同的社会时期有不同的理想。我们把话说回来，美好的散文肯定是与理想挂钩的。今天我们的散文，深邃有余，理想不足，即使它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但缺乏的却是反映现实理想的感召力。您以为如何？

潘凯雄：你这个问题的跨越性不小，从谈文学期刊一下子“穿越”到“理想”，从刊物这样一种“媒介”一下“穿越”到散文这一具体的文学体裁。关于“理想”与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我们且按下不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答就能说清道明。而当下中国之散文现状，恕我平时的阅读更多在小说和纪实，因而也不敢对散文写作的整体妄下结论。是否如你所说的那样“深邃有余，理想不足，即使它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但缺乏的却是反映现实理想的感召力”，由于阅读的局限，我既不敢贸然认同也缺乏否定的足够理由，而只是觉得你这种判断下得多少有些简单和含混。何谓“深邃”？何谓“理想”？既然是“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那“反映现实理想的感召力”又是什么？这一切给我的感觉都多少有些语焉不详。

冯艳冰：一位文化名人曾说新时期以来，是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文学对社会的推动力是零。您倘若不同意这种看法，您以为中国当代最精彩的文学思想是什么？中国当代最精彩的文学进步是什么？

潘凯雄：难道你不觉得这种判断下得太武断了吗？而对文学这类人文的范畴而言，我也主张慎用“最”这一类极端的概念。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进步是否精彩，我想这肯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硬要排列出谁为“最”有意义吗？如果硬要说“精彩”，那我想当下的丰富总比曾经的单一要精彩，现在的开放总比当年的封闭要精彩。这就是进步，就是对社会的推动。

冯艳冰：支撑经济社会是科技的进步，支撑科技进步的是科学的进步。但我们几乎听不到关于文学的技术进步，进而是文学科学的进步。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尤其到了本世纪——大家明显地感到文学缺乏爆发性的动力，整体地被边缘化，这与当代新时期文学的“英雄时代”形成了太大的反差。这样下去，要想出大师，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当代实际的不可能了。您认为呢？

潘凯雄：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有论者称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这种描述大抵不错。问题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何以如此之轰动？这种轰动本身究竟是常态还是非常态？而今天人们所说的边缘化更多的又是以当年文学的轰动为参照，因此，这样一种状态究竟是文学真的边缘化了还是被边缘？至于对当代出不出得了大师，怎么样才能算得上大师这类的问题我的确没有回答的兴趣。

冯艳冰：我很在乎一个刊物的言论，因为编辑就是实际的批评家，首先是批评作品、批评作家，进而在批评中选择。编辑的局限在于“不语”，但他们可以通过刊物发出声音，“不语”就有问题了。还有，现在我们有些文艺批评家越来越世故，成了只做学问的学者，成了“狐狸”式的知识分子。公共性越来越弱；刊物也一样，打着文学的旗号。却没有显性的文学主张，很少有刊物层面的爱恨情仇，没有担当、担纲的气质。您觉得，在这方面，《当代》具有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

潘凯雄：《当代》自创刊以来一直主张文学关注人生、克隆真实，尊重读者而不迎合读者，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你心目中那种“担当、担纲的气质”？我们也因此而遭到一些诟病，认为我们这样不够文学。对这样的诟病我本人是绝不认同的。什么是文学？固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很可能还永远会存有歧义，但真正优秀的文学肯定不是那种貌似深刻实则浅薄、貌似多元实则虚伪、貌似学问实则白丁、貌似清高实则功利的好好人和变色龙。你能相信那些连文本本身都没认真阅读就在那里夸夸其谈的深刻？你能相信那些用看似时尚的话语来套一切作品的学问？你能相信那些不带体温、没有爱恨情仇的评论？

冯艳冰：您的编辑生涯已很精彩，但您同时也是个著作颇丰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我很想了解，您日常的浏览与阅读。您固定选择的报纸和期刊有哪些，除了中外古典名著外，您最推崇的当代读本是什么呢？

潘凯雄：坦率地说，我的编辑生涯留有很多遗憾。但我日常的浏览与阅读的确还比较宽泛，除去工作需要不得不审读的文稿外，自己更喜欢工作外散淡率性、没有任何功利的阅读。所谓“开卷有益”，因而我说不上有多少固定选择的报纸与期刊，只能说范围比较宽泛。至于你问“最推崇的当代读本”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回答过了：我不喜欢也不轻易用“最”这个词儿。

冯艳冰：最后的问题，我想回到当代去。站在当代的立场，我首先最想请教您的是：文学的明天，具体地说是今后时代的文学。读者们也想听到的，我相信也是您的当代文学预言。

潘凯雄：实在抱歉，这“最后的问题”我只能交白卷了。因为我不是预言家，也不相信别人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