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工

（河南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结构主义标榜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秩序性遭遇严重质疑，作为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文学理论中的反映，后结构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文化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宣称不存在涵盖绝对真理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观，亦不存在“全然客观”的解释；由于任何理解活动都寓有特定的价值观，那种据信能赋予所有个体讲述以意义的“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须予以根本否定。后结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可分为读者反应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前者主张意义来自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后者进而提出，在读者各不相同的认知体验以外，某种整齐划一的意义根本无从获得。这两种理论都被引入圣经批评，成为解读圣经文本的新途径。本文仅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考察历代圣经学者如何表达对“读者”或“受众”的关注。概览之，读者反应理论在圣经研究界遭遇到不同的对待，有人大体认同，局部接受；也有人态度抵触，予以排斥。

一、关于“受众批评”

由于圣经文本带有鲜明的劝说性质，其中的律例典章、先知预言和智慧语录均诲人弃恶扬善，其作者大都预设了某些来自读者的反应。对于这类关切，读者反应理论显得别有一番重要性。甚至在读者接受问题成为文学理论的焦点以前，圣经研究者就已论及日后读者反应理论所瞩目的问题，只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他们业已完成的工作可纳入“受众批评”（Audience Criticism）的范畴中。

圣经各卷书是写给谁看的？这个提问通常为研究者所思考。典范的“圣经导论”都会探讨某部先知书、福音书或使徒书信的预期接受者，其间的潜在假设是，那部书带有某种对话性质，是作者与其受众沟通交流的结果。既然如此，要想恰切地理解它，就应当对受众的身份、处境、视点及其关注的话题有所了解。所以很自然，多种形式的受众批评为近代以来的圣经研究者所践行。

柏亚德在《受众批评与历史上的耶稣》［1］中将“受众批评”一词首次用于圣经研究，该词取自一般文学理论，与后来的“读者反应批评”多有相通之处。反观一百多年的圣经文学研究，学者们曾运用诸多方法——从形式批评到社会学分析——获取涉及受众的信息，例如不少人讨论过《哥林多前、后书》的受众，深入考察了哥林多信徒中存在的问题：拉帮结党，分成“保罗派”、“亚波罗派”、“矶法派”、“基督派”；男女信徒淫乱，有人甚至与继母同居；婚姻不稳定，丈夫随意休妻、妻子轻易改嫁；以及圣餐礼混乱、滥拜偶像等。研究者常用的技巧包括：从直接、间接的历史资料中取材，借鉴社会学调查和修辞学、文章学分析的成果，以及所谓“逆向阅读法”——即从保罗的争辩和批驳中推导出其对手的观点。20世纪下半叶，一批带有社会学性质的专著推动了圣经受众剖析，代表作可举出H.C.基的《新时代的社群：〈马可福音〉研究》、布朗的《可爱的门徒社群》、J.H.艾略特的《无家者之家：〈彼得前书〉的社会学诠释》等。

但“受众批评”与“读者反应批评”却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所瞩目的是文本的原初读者或第一批接受者，后者所探讨的则是后世乃至当今的接受者——他们被关注的并非其身份和处境如何，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的那个“特定时刻”，他们与文本发生互动的具体情状和后果。

二、“合理范围内”的读者释经

克莱因承认，无论怎样寻求经文作者或编者的本义，以及原初读者最可能理解的意思，后人阅读圣经时都难以得出全然一致的结论。这是由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作者或经文的意图并非清楚到可以排除任何其他选择，将那些选择判断为非正统，或者次于圣经的观念”（换言之，是说那些选择均未出现严重问题，甚至达到宣扬异端的地步）［2］。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即释经者缺乏足够的理由去维护某种见解或者特定见解时，就应当允许有人对经文做出不同解释，发表不同看法，而不能指责他们的看法为异端或谬误。也就是说，在某种“合理范围内”，即在正宗信仰的基础上，应当认可不同读者群体自由释经的合理有效性。

例如，基督教各派都以洗礼为入教的基本礼仪，然而，应当如何运作施洗或受洗？圣经本身并未做出清楚界定。一些教派依据《使徒行传》8：38－39等处经文主张浸礼，并在湖中、河中或池中为信徒施浸礼。另一些教派则想象当年耶稣和约翰均站在及膝的约旦河水中，约翰用壶取水浇在耶稣头上——那些教派乃据此奉行浇水式，或者洒水式洗礼。由此进而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除了信徒必须接受洗礼，婴儿是否也应当受洗？对此，两种不同的见解长时期争执不休，“二者均想努力忠于圣经教训”，但他们“对圣经经文的含义竟然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3］。正是借助于这种超越了经文本身的阅读理解，一些释经者析出与其教派路线相吻合的意义，将之附加于圣经。至于“合理范围内”，是说那种阐释必须在基本教义限定的范畴内进行，否则就会成为“异端邪说”，遭到口诛笔伐。

三、运用文学技巧分析的读者反应批评

上述“受众批评”大体上属于圣经历史考据学，意在获得与经文最初接受者及其周边环境相关的资料，以利于当代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圣经文本。然而由于这类资料极其匮乏，“受众”的本真面貌难以窥见，一些学者便转而从文学技巧角度展开读者反应批评，用以揭示圣经的叙事、论说和抒情艺术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此类著述可举出克洛桑的《崩塌的悬崖：耶稣比喻中的悖论和多价》（1980）、福勒的《五饼二鱼：〈马可福音〉中提供食物故事的功能》（1981）、库普柏的《第四福音书剖析》（1983）、杜·普莱希斯的《明晰与含浑：同观福音书中发送者、比喻与接受者之间的文本交流关系研究》（1985）、斯坦利的《初吻的印痕：对第四福音书中隐含读者的修辞考察》（1985），以及麦克耐特的概论性著作《圣经与读者》（1985）。

在这批著作中，圣经文本被视为一个文学实体，以多种文学手段写成，其中一些为当代读者接受理论家所津津乐道，例如对“空白”（blanks）概念的运用。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本对意义的表达兼具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种特征。就确定性而论，为了传输确切的含义，文本往往会诉诸于多种语言学手段或技巧，如变换不同的人称代词，运用不同的时态、语态和语气（诸如陈述、呼求、祈使、命令、抒情、论断、指责、称颂等）；又如采取灵活多样的修辞策略。《加拉太书》3：28称“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便是以世俗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主仆关系、男女关系为例，喻指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完全相等，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彼得逊的研究表明，在《腓利门书》的象征系统中，人际间的亲属关系被保罗成功地用来证明“基督徒之间亲如一家”的神学原理。

然而，文本中固然存在多种将读者导向确定性理解的符号线索，在读者接受理论看来，不确定性依然是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伴随着种种由于被揭示而已知和明确的东西，文本中总有尚未被揭示以致未知和含混的东西，正是这种已知与未知、明确与含混的辩证关系，设定了阅读过程的运动状态。“空白”是导致“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特指由于文本中未作交待，读者不易觉察到的“情节中断”环节。在伊瑟尔看来，读者与文本的交流就发生于这类“空白”处，它们是读者必须“以揣度去填补”的地方，能把读者“牵涉到事件中，以便提供未言部分的意义”。鉴于未言部分是在读者想象中存活的，它们能被“放大”，“比原先拥有更多的含义，甚至连琐碎小事也深刻得惊人”［4］。

奥尔巴赫在其《模仿论：西方文学所描绘的现实》中则论及“亚伯拉罕燔祭献子”（《创世记》22：1－14）的叙事空白。他发现，作者对那篇故事的讲述过于简约，以致给读者留下许多疑团，例如开篇时上帝在什么地方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在哪里？在情节演变过程中，作者省略了诸多细节，涉及时间、地点、背景、环境、亚伯拉罕的姿态和心理活动等。亚伯拉罕携子前往目的地的三天路程宛如一段真空：他们途经何处、在哪里投宿，父子二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读者均一无所知。全篇叙事显得干巴而简短，缺乏对人物和景物的描绘，就连形容词也难以看到。父子二人相貌如何？性格及脾气怎样？两个仆人各叫什么名字，对亚伯拉罕父子是否忠心？作者均无可奉告。空白的大量存在营造出一种紧张气氛，使读者因重重悬念而集中起注意力，时刻不忘亚伯拉罕所受的考验，倾心于体验事态的沉重和亚伯拉罕的忠诚。一连串空白有待于读者去阐释、去解读，以便发掘文本的无尽内涵，这种叙述技巧提供了多样性理解的可能性，使接受者得以在戏剧性解读的过程中获得极大满足。

四、“游移视点”理论在观察圣经叙事过程中的功能

此外，作者如何运用“游移视点”（wondering viewpoint）强化叙事效果，也为读者反应批评家所关注。“游移视点”指读者的注意中心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变化转移的现象。伊瑟尔指出，读者阅读和领会文学文本不仅区别于人们认识外部世界，也区别于人们阅读科学文本。就前者而论，主体总是处于客体之外，不断以客体为中心来展开认识活动；就后者而论，主体虽然处于科学文本之中，却从未与其表现的东西融合为一。与此相反，读者阅读文学文本时不但必须介入那种文本的情境之中，还必须持续体验时刻变化着的情境。伊瑟尔用“游移视点”表示文本意义在读者想象中获得生命力的过程：读者的视点游移于文本各部分之间，使那些部分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在阅读的每个特定时刻，被读者视点凝聚之处会形成一个主题，该主题成为下一时刻将要形成的另一个主题的背景；如此周而复始，使读者的注意力总能处于一种游移过程中，最终形成一个富于生命力的审美对象。

有研究者考察圣经叙事时指出，视点不仅指向文本中那个象征性世界的叙事中心，还是读者观察文本所述世界的“实时向导”；当读者以游移视点观看情节变迁的动向时，很可能为某种艺术技巧所制约［5］。

五、圣经历史批评家对激进读者反应理论的质疑

在激进的读者反应理论家看来，文本自身无关紧要，意义乃基于读者与文本从本体论上的结合，最终取决于读者的“创造”；就连作者的动机也渗入读者的知觉之中，一如费希所论：“读者经验的形态、形式的单位，以及原意的结构乃是同一回事，它们同时纳入眼帘，不存在所谓优先顺序或独立性问题。”［6］这种极力抬高读者功能的理论为定位于历史的圣经批评家所质疑。由于对语言及圣经文本的性质秉持不同见解，圣经历史研究者欲克服这种抵触感并不容易。

传统的语言观和生命观是相互支撑的，二者都采纳了启蒙时代以来流行的理论模式，其间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分别隶属于不同种类，主体及人类在各自的二元组合中皆居于主导位置。语言被视为效命于人类的工具，作为主体的人类则借助于语言与其所言说的对象建立起联系，使其正在论述的真理生效。然而在激进的读者反应理论家那里，主客二分法却遭到消解，主体与客体混为一谈。这也许是对某种早期语言观念的复归，那时人类与自然尚未分离，而由某种共享的力量整合起来，语言甚至能对自然施加影响。当然，在读者反应理论家看来，语言的影响仅仅作用于读者本身而非自然。

福勒尝试对读者反应理论的时空性质加以探讨。他对语言交流的“时间模式”（temporal model）和“空间模式”（spatial model）加以区分，称前者发生于时间流程中，被言说的语词采取了口耳相传形式；后者则以特定空间为条件，书面语词通过写作和阅读被人感知。在他那里，读者反应理论向早期语言观念复归，意味着那派学者“赞同阅读的时间模式而非空间模式，与口耳相传的语言形态情投意合。”［7］圣经如同其他古代经典，虽然是以书面文字传之于后世的，却也经历过口耳相传的早期孕育阶段，那个阶段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来的编纂成书。

六、关注读者接受的“效应史进路”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圣经文学批评领域，瞩目于读者接受的方法论还包括“效应史进路”（History－of－Effects Approach），其特色在于以宏观历史视野将圣经文本传世以后的重要阐释成果及其对读者的影响效应进行综合评估，既引导当今读者认清自己的阐释角度、习惯和盲点，又开阔其视野，使之注意到文本的多重含义。比如，瑞士学者陆兹（Ulrich Luz）原期待写一部欧洲天主教徒和基督徒都能认同的《〈马太福音〉注释》，却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两派信徒均拥有持守了多年的神学传统和释经方法，不可能接受对方的见解。欧洲历史上多次由于圣经诠释而引发冲突，已造成惨不忍睹的百年宗教战争，以及排斥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大屠杀。考虑到这一事实，陆兹除了深入分析《马太福音》的历史内容和文学构思外，还精心梳理两千年来历代读者对那卷书的理解和接受，兼而指出他们的洞见和谬误，客观评价那些阐释对教会产生的影响，及其发生过的正面和负面效应［8］。然而，这种“效应史进路”固然关注以往圣经阐释对历史上读者发生过的效应，却并不甚注意当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与读者反应理论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

［1］Baird，J.A.Audience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cal Jesus［M］.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69.

［2］克莱因，等.基道圣经手册［M］.尹妙珍，等，译.香港：基道出版社，2004.

［3］Crossan，J.D.Cliffs of Fall：Paradox and Polyvalence in the Parables of Jesu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4］Sternberg，Meir.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193－213.

［5］Fish，S.E.“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In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177.

［6］Fowler，R.W.Who Is the “Reader”in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J］Semeia，1985（21）：20.

［7］叶约翰.耶稣比喻的诠释：当代研究方法与效应史进路［J］.圣经文学研究，2011（5）：275.

［8］Luz，Ulrich.Matthew1－7：A Commentary ［M］.Trans.James Crouch.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