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意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书信体小说《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发表于1903年,此书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风貌,一经出版就深受读者欢迎,同年已经再版46次,并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当时德国最畅销的小说。很难想象这部充满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抨击的作品出自1896—1898年德国驻中国公使的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Elisabeth von Heyking)——之手。本文旨在梳理作家特殊的出身和奇特的经历并评析这部使她一举成名的作品。遗憾的是,这部当年红极一时的作品在当今的德国已被遗忘,对小说作者的研究也寥寥无几。在中国,对伊丽莎白·冯·海靖的研究刚刚起步,希望此篇文章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文学世家——中国渊源:外交官夫人变身畅销书作家

伊丽莎白·冯·海靖出身文学世家,其母亲阿姆加特(Armgart)是德国著名浪漫派作家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同时代著名德国女作家贝蒂娜·冯·阿尼姆的女儿。伊丽莎白于1861年12月10 日出生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市,父亲阿尔贝特·冯·弗莱明伯爵是普鲁士驻巴登州公使。伊丽莎白从小在母亲身边接受教育。根据她母亲的回忆,她六岁时,就能看德文和法文书,而且地理学得特别好。伊丽莎白后来也常常谈起儿时对异域风光和那里居民的好奇与兴趣,认为这很好地预言了她后来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命运。然而一种生在世上,感到陌生和孤独的感觉已经在她的儿童时期萌芽。

母亲过早的去世令伊丽莎白万分悲痛,濒于绝望。为了缓解悲愁,她前往意大利旅行,途中结识自己一位女友的哥哥斯蒂芬·普特利茨,此人在大学执教。旅行结束时,两人宣告订婚。斯蒂芬对伊丽莎白充满好感,而伊丽莎白接受他,似乎不是出于爱情而更多是出于理智的考量。母亲的离世使她深感孤独,为了尽快克服这种孤独,她很快和斯蒂芬结婚,但婚后不久两人就发现性格不和,而且在对人生目标这一重大问题上两人也存在很大差异。不久,伊丽莎白便结识自己丈夫的大学同学,普鲁士外交官埃德蒙德·冯·海靖男爵,两人交往频繁,惹来很多闲言碎语。斯蒂芬深陷痛苦难堪的境地,最终自杀身亡。

1884年,伊丽莎白和海靖结婚,从此成为海靖夫人,跟随丈夫在国外度过20年外交生涯,去过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印度的加尔各答、埃及的开罗、墨西哥以及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和青岛等地。海靖夫人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们夫妇的外交官生涯,该日记于1926年以《来自世界四大洲的日记》[1]为名出版。

1896年海靖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派往北京担任德国公使,海靖夫人随行。德国在完成统一后,特别是在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亲政之后,外交政策开始从以往专注于欧洲转变为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世界政策”。作为一个飞速发展壮大的工业强国,其日益强大的国力使它已经不能满足于现状,对外扩张、拓展殖民地便成为首要任务,而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自然成为其觊觎的对象之一。海靖夫妇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他们把为德国在中国获得最大的殖民利益视为最重要的使命,而海靖夫人直接参与了这个使命的策划和实施,以下日记片段是很好的证明:

在1896年7月30日的日记中海靖夫人这样记载:“……午餐时,我和海军元帅对我们获取殖民地的必要性进行了长谈。”在8月6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埃德蒙德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这里的德租界变成一块繁荣的领地。”海靖夫人在同年12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自己丈夫的工作:

“这真是一份令人兴奋的差事,也是埃德蒙德所做的第一个使我持续担忧的工作。…… 在这里(中国),埃德蒙德应该提高德国声誉,为德国工业界争取一席之地,并获取一个海军基地！我们还要问自己该如何抗争俄国和法国在这里的优势地位……”

其实从1870年起,德国就曾经多次派遣地质学家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山东境内丰富的物产,更明确指出胶州湾作为深水港的优点,强烈建议德国政府占领胶州湾。作为新任德国驻华公使的海靖在北京任职后就开始奉威廉二世之令向清政府索借胶州湾,但遭到清政府拒绝。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张家庄被杀,11月6日消息传到柏林,威廉二世认为夺取胶州湾的机会已到,下旨命令驻守上海的远东舰队司令率领舰队火速前往胶州湾。同时,德国为了稳住清政府,指派海靖向清政府交涉“巨野教案”,以掩盖德军舰队的北上。11月14日德国舰队开进胶州湾并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一枪未放撤离炮台。20日,海靖认为时机已到,便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诸多要求,包括赔款、修建山东铁路、租借胶州湾等,但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此后,海靖便以生病为托词不再与清廷官员谈判,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德国增援舰队的到来。12月15日,由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亲自率领的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前往胶州湾。此时清政府还在幻想能和德国进行谈判解决胶州湾事件,并希望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参与“调停”。然而其他西方列强一心期望自己能够从此事件中获利,根本不可能对清政府提供任何帮助。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中方签约代表为李鸿章,德方为海靖。根据此条约,德国获得胶州湾99年的租借权以及修建胶济铁路和开采铁路两旁30华里内的一切矿产资源的权利,从此山东正式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海靖夫人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海靖与清政府谈判的整个过程,以下片段尤其值得关注:

“在最后时刻,他们(中国人)仍旧尝试将租赁期从99年减少至50年,对于这点埃德蒙德决不让步。我在家里无比紧张地期待谈判结果,一看到轿子到家门口,我就冲了过去,埃德蒙德马上冲我喊道:‘所有目的都达到了！’我们俩的快乐心情难以用言语形容 [...]。”

一段重要的历史被海靖夫人的日记冠以如此细节如此私人的脚注,但这又恰恰真实记载了海靖夫妇在为德国政府实现最大殖民目标后的真实感受——欣喜若狂,也反映了他们当时彻头彻尾的殖民者心态。

然而,为德国政府立下汗马功劳的海靖并没有获得柏林外交部的任何肯定。《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后不久,海靖公使即被调往墨西哥任职,从此不被重用。在北京接替海靖公使职务的就是奥古斯特·冯·克林德男爵,此人于1900年6月19日在北京遇刺,成为八国联军入京的导火索。

丈夫事业上的失意使海靖夫人万分失望,痛感命运不公;陌生的环境以及长期和故乡的分离又让她乡愁满怀,备感孤寂,于是潜心写作《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2]。1902年柏林的《每日评论》(TäglicheRundschau)匿名连载《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此作品于1903年以成书形式正式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可以说是文学创作将海靖夫人从人生的低谷解救出来,而处女作《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的成功也使她决定从此步入文坛。1907年海靖男爵因病退出外交界,他们举家搬到巴登巴登。1915年男爵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靖夫人还失去了一个儿子。她的晚年是在蔡茨附近的克罗森城堡度过的。1925年1月4日,海靖夫人去世,享年63岁。

二、《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之评析

《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由一个婚姻出现问题的女子在离开中国经日本取道加拿大到达美国,再从美国前往柏林,并由柏林重返美国的旅途上,给她在北京结识的德国男友写的书信组成。书信体小说原本营造一个私人化的话语空间,理应反映非常隐私和个人的内容。海靖的这部作品由一封封书信组成,是一个女子写给爱人的书信,照理应该不乏对爱人无限思念的倾诉,但是这本书里更多的却是借助信中提及的不同地方、各种人物和诸多事件将一个特定时期的时代风云展现给读者。这就使这部小说远远超出一般书信体小说的范畴,成为一部富有多种载体作用的文学作品。

小说书信的时间是从1899年8月至1900年8月,正值北京义和团运动高涨、外国公使馆被围和八国联军入侵,史称庚子事变的时期。小说让一个当时历史的亲历者,也就是书信中的 “我”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详细叙述,比较准确地再现历史现场的真实,展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瞬间。

1.小说中的“我”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写信者“我”——在旅途上经过很多地方,如日本,加拿大的温哥华、班夫,美国的纽约,德国的柏林,还有“我”在德国的故乡加尔青小城等等。她在信中对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进行细致的描述,所以这部小说也称得上一部游记作品。作为旅行的记录者,作者的身份是特殊的,她既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是文本的虚构者,她的身上体现了跨国界、跨种族、跨文化的关系,通过对异地游历的记录和叙述,作者也经历了一个发现真正自我的过程,能够更好地确认自己的身份,调整自己的思想和对世界的认知。

小说书信中最重要的部分当属女主人公“我”自己发表的各种观感。比如小说中的“我”在去美国的邮轮上借着对同行者的描述作出以下评论,以此深刻揭示和批评西方列强当时对中国的殖民主义野心:

“在船上人们听得到那些无休止的讨论,有关中国的未来,有关‘开放门户’以及‘势力范围’,也有关于各国之间的分配和要求。那些在北京的圈子里只是轻描淡写予以暗示的东西,在这帮旅行者嘴里都以如此残酷的坦率态度表达出来。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帮人形野兽的嘴脸:这帮人觉得自己分得的那份太少,而别人得到的那份总是太多。”

小说中的“我”还在信中记录了她在旅途中遇见的各种人物:在中国千方百计争取矿山开发权的唯利是图的殖民者、在美国通过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跻身上流社会的美国新贵、美国老牌政客、狡猾势利的外交官、美国社会名媛、在中国传教的神职人员、到过中国对中国较为了解的外国记者、邮轮上的日本游客等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他们的描述或者借助这些人物自己的话语,小说对当时美国的国家状况、政治形势、欧洲对美国的态度、日本人当时的殖民心态也作了精彩的分析,并对美国未来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准确的预言。

难能可贵的是,书中的“我”对即将遭受战火侵袭的中国人深表同情,反对组织八国联军前往中国,谴责以所谓爱国主义名义进行的武力报复行为,认为归根结底总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是一切战争的牺牲品。

“我”甚至对上帝也进行反思,认为能够目睹世上发生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却袖手旁观的上帝“……就不是那个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人类的上帝,而是人类按照自己秉性里找到的最可怕的特性给自己构建的一个上帝”,而是“一个让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少数几个人的错误而受苦受难的上帝”。

“我”更对当时的新闻报道提出尖锐批评,指出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缺乏任何新闻道德。

可以说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批判精神的女性。书中既有对中国底层百姓的怜悯和同情,也有对清末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的揭露和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无耻意图的批判,以及对当时美国霸权倾向的精辟分析等等,这些都赋予此部作品以社会批评功能,此小说也因此成为一部社会小说。

另外,小说中的“我”像聊家常似的提到的那些读者只有从历史书上才能获悉的地方和人物,比如:总理衙门、哈德门、李鸿章、慈禧太后、伍廷芳、康格等等,带给读者强烈的阅读震撼,仿佛历史就发生在眼前,给此作品添加历史小说的色彩。

当然,也只有海靖夫人可以胜任对这段特殊历史的如此细致的描述,因为她的写作和她个人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具有很高真实性,接近自传体小说,小说中的“我”非常接近作者本人。海靖夫人甚至在小说中直接提到她的外祖父阿尼姆:“我”在信中提到自己在柏林时去拜访了她的姨夫,“他书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尊大理石浮雕。上面是姨夫早已过世的夫人,浮雕的勇敢的侧影和阿尼姆或者拜伦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当然,“我”和阿尼姆的亲属关系并没有海靖夫人和阿尼姆的亲属关系直接。但是从各种意义上都可以说书信中的“我”就是作者的代言人。

2.小说中的“您”

书信中的“您”是一个纯粹杜撰出来的人物,也应该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一个完美的化身。“您”应该是秉着东西方文明平等的观念来到中国的,以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深厚的文化理解力对待在中国大地上的所见所闻。“您”的行为和那些抱着经济或文化殖民主义意图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外交官以及传教士截然不同,也不同于那些普通的以猎奇为目的的西方冒险家或者旅行者。这些人对中国都持有一种傲慢的态度,冷漠地对待中国的实际状况,对普通百姓的生活视而不见,对中国文化存在严重隔阂,总是流露出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傲慢与自负以及文化优越感,对中国落后的生活环境牢骚不断,不会主动去探究正在剧变中的真实中国,也不可能发现普通中国人身上的美德,无法在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中以及浩瀚深厚的文学艺术中体味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魅力。“您”同情中国人,喜欢置身于他们之中,愿意与他们交往,甚至与他们结为朋友。所到之处,“您”积极了解当地文化和习俗,学习中国语言,以一种科学客观、人性平等的态度考察中国,期望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可惜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却是无名的,而且也在使馆被围困的最后时刻死去,永远留在中国的土地上,留在小说女主人公的心里,并将随着她的离去而消失。这使这个人物成为一个完全的悲剧人物。

当然小说中的“您”也带有一定的东方主义色彩,“您”虽然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充满好奇,也显示出足够的好感,并做了一些实际改善中国人生活的事情,比如在寒冷的冬天,为饥寒交迫中的乞丐提供食物,但这里体现的更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注”和“同情”;一提到中国人,“您”总是说:“可怜的、可怜的中国人。”而他最后的行为在西方人眼里固然是勇敢的“自我牺牲”,但很容易被我们当代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理解为一种“拯救他人”的救世主情节。

另外,中国读者还可以借小说信件中记录的诸多人物的对话了解1900年前后的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以及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比如书信中记述了一次关于义和团运动起因的不寻常的对话,一位在中国试图借着攫取开采权大发横财的商人认为“中国人可是一个知足常乐、易于统治的民族啊！”此话充分体现了一位典型的西方殖民者对中华民族的曲解。对此,常驻中国的德国记者希尔伯施泰因试图加以修正:

“这是所有民族中最听天由命的民族。…… 他们本来对生活便要求不高,倒也乐天知命。可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向他们讲述进步和变迁,大家都有一个商品,都想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强加给他们,比如宗教、战争武器、铁路和轮船。…… 当他们日益发觉,外国人把中国鄙视地看作是一只西瓜,已经熟透,可以切开瓜分的时候,他们的政治仇恨觉醒了。”

希尔伯施泰因的这席话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状况,并且体现了作者本人对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反省意识。“……我们正面对不可逆转的重大事件,而这些事件是我们自己的过失造成的。”此话可以算是一个有良知的西方人对西方殖民行为的较为深刻反思,也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态度。

总体上讲,《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打破了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权势话语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小说中的“我”的思想历程印证作者本人的思想转变,反映她后来成为作家之后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性的深刻反思。“我”原本对北京抱有很大成见甚至强烈反感,就像真实的海靖夫人。海靖夫人对北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印象是和她的贵族淑女身份以及她在欧洲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的。初到中国,她必然以欧洲对东方的先入之见和行为准则来观察这个陌生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必然引发激烈的思想冲突。但是,“我”在离开北京之后竟然对它产生无比的思念,她所厌恶的地方变成她思念向往的地方,可见北京已经成为她思想的一部分,她已经把自己的心留在北京,把自己的情也置于那片土地,再也割舍不下。随着小说中的“我”在后来把北京当做自己心灵的第二故乡,海靖夫人本人也慢慢纠正了自己以往对北京的认知偏差。

三、结 语

《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是一部书信体小说。无独有偶,海靖夫人的外祖母贝蒂娜创作的《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也是一部书信作,而贝蒂娜的外祖母苏菲·冯·拉罗歇的成名作《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GeschichtedesFräuleinsvonSternheim)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被当代德国文学批评界誉为“第一部德国女性长篇小说”[3]。海靖夫人继承了自己两位伟大前辈女性作家的传统,并将书信体小说这个深受早期德国女性作家偏爱的文学体裁进行了发展和升华。

海靖夫人在作为外交官家眷期间形成的那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想法和世界观,随着自己不断增长的见识,经历更多的事件,遭遇更多的打击,经过足够时间的反省和反思以后,在她创作这部文学作品时应该说得到最大程度的更正。书中借女主人公之口对当时中国尤其是北京的社会现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分割企图以及当时美国的政治野心和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表的种种前卫看法,和她在当外交官夫人时记录的日记中流露的强烈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可是说是巨大进步。也许作者正是借着文学创作来消解自己由于过去持有的强烈殖民思想引发的负罪感并由此来进行自赎、自救。总之,这部小说呈现给读者的作者是一个对殖民主义采取完全否定和批评态度的人道主义者。

可以说,《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既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材料。作者使用的当然是西方人的视角、西方人的叙述方式,对中国有感叹,有同情,也有很多偏见;作品中反映出的中国,有一定的真实性,也不乏误解;但这也是一面镜子,一面“他者之镜”,反映别样风貌的中国,让当代中国读者回味和思索。

[1] von Heyking E.Tagebücher aus vier Weltteilen[M].Leipzig: Koehler & Amelang, 1926.

[2] von Heyking E.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M].Bonn: J.Latka Verlag, 1988.

[3] Beutin W.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M].Stuttgart: Metzler, 200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