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潇

打狗记

那大约是1988年的冬天。

那个持枪的人去打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真的打到了狗，又该怎么办？我跟着起哄也去打狗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过：真的打到了狗，又该怎么办？我们跟着那个持枪的人出猎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想过：打到了狗之后，又该怎么办？

当时，我不过是恰恰在看郭永平和李志全他们下围棋。当时，持枪的人也不过是正在和人优雅地对弈。

他们正在棋盘上杀得眼红！两军双方难解难分之时，忽然得到一个情报。有一个似乎是负责望风的学生悄悄进来，悄悄说：狗来了！

我们看下棋的人，似乎就听成：狼来了！

他们下棋的人，似乎就听成：日本人来了！

于是，持枪的人马上就拿起了他早已准备好的枪——唯一的一杆枪，一杆小口径步枪。那是他上个星期天回家时借的，我看过他的子弹，黄灿灿的，满满一盒，足足有好几十发。他枕戈待狗已有好几天了，现在狗终于来了，他把子弹往口袋里一装，把枪一提，说：走！

昏暗的灯光下，大家马上往楼下跑。李刚跑到他的房子里，把那根平时用来捣电视的标枪也拿上了。不知是谁，还带了一个长筒的手电。

楼下，还有两个影影绰绰的情报员学生，在柿子树下，他们神情紧张地描述了狗的大小与颜色。他们悄悄地说：“那狗正在学生灶的后面，正在吃我们倒下的剩饭。”他们的话，进到我们的耳朵里，就成了日本人正在我们的村子里抓我们的鸡！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义愤填膺，咬牙切齿。持枪的人提了提手中的枪，决定立即出击，保家卫国。

我们放低了姿势，衔枚裹足，蹑手蹑脚，向学生灶包抄了过去。我们都没有受过军事化训练，但是看我们那隐蔽、搜索、前进的动作，至少也有些像是游击队员——夜色里，我们只差没有匍伏前进了。

前面的人嘘了一声，手一竖，我们停止了脚步。不知是谁，忽然打开了手电，聚光灯下，一只大黄狗正在那里埋头吃东西，看到灯光照了过来，正在美餐的伊略微受到了一点惊扰，不过伊很快以为这束灯光与自己无关——伊没有撒开四个蹄子奔突而去，继续在那里秀它的优美吃相。

伊实在是应该马上就逃跑的，伊要是逃跑，它的四个蹄子，一定跑得过我们的两个蹄子。但是伊没有跑。

寂静中，持枪的人屏气举起了手中的枪，噗地一声，灯光下，我看到那只大黄狗腰突然往下一沉，像是脚底滑了一下。等那根标枪随后也被掷到了它跟前，等我手里的砖头随后也落到了它跟前，这只可怜的大黄狗终于反应了过来，大事不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然而，世界之大，360个角度，伊往哪里跑都是可以的，但是伊慌不择路——伊一头钻进了一条下水沟。于是，持枪的人把枪伸进下水沟，朝狗的屁股放了一枪，然后我们大家哗啦一声都往另一个出口跑去。我们对自己学校的地形太熟悉了——比这只不知从哪里来的野狗更要熟悉。等我们赶到，把枪对准了洞口，那只可怜的狗也正好爬了过来，于是，它的头部又挨了一枪。三枪，一共三枪，这只狗就一命呜呼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一直到猎杀成功，我们都没有想过以后的事情。

我们把狗拉出来，用手电照着，不知在欣赏什么，总之是在从头到尾地欣赏。这时持枪的人说：“抬起来！”我们就抬了起来——而且感到真有些重。有人甚至说，这只狗好肥！持枪的人果断地说：“抬到单身楼！”我们就往单身楼抬去，一路上大呼小叫，好像抬着的不是一只狗，而是武松在景阳岗打死的老虎。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过以后会发生的事。我们把狗抬进了单身楼，抬上了二楼。这时有人问：“往谁的房子里抬呢？”这时，持枪的人终于想了一下，但是他很快就问我：“雪潇，抬到你的房子吗？”

我当时一定是大脑进了水，要么就是血有些热，总之是我当时的反应还不如一只打愣了的狗——那只狗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抬进了我的宿舍。

扔下死狗，大家松了一口气，开始围着猎物抽烟。有人又说了：这只狗真肥！有人接着说：会不会是渭南镇哪家人养的看家狗，晚上放出来找食吃的？于是有人就说：我看我们要连夜把这只狗剥了！

老董说：我可连个鸡也不敢杀！建繁说：我可没有剥过狗！王世林说：我可是光会吃！于是持枪的人就说：“总不能什么事都让我干了？”于是我也说：“杀鸡我倒是敢杀，但是剥狗我却真不会剥。我只会磨刀！”

此时张应生挺身而出：“我剥过兔子！我想剥狗不会比剥兔子更难！我剥！”

于是把狗倒挂在门口的暖气管上，于是找来了各种各样大小五六样刀子，蹭蹭磨几下，就开始剥狗皮。乡村师范单身楼204号，就渐渐地弥漫起一股血腥味。张应生，这位平时临摹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年轻画家，用他调朱弄粉的手，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他一下一下地刀锋八面地剥着那张狗皮。

持枪的人看出了我的顾虑。他说：“沾了狗血的地方，吉利得很，啥怪物都不敢来。”

我心稍慰。

剥到狗的脖子上时，张应生叫了一声：不好！

我们忙问：怎么啦？

张应生说：这真是人家养的狗！是看门的！这下有麻烦了，人家明天找上门来咋办？

大家心里一沉，窗外的夜色，也猛地一黑。世界好静，静得我们磨刀的霍霍声，似乎整个渭南镇都能听见。

持枪的人说：继续剥！不就是一只狗！明天我们把它煮了，吃了，他们到哪里去找？

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只好继续剥。

终于，狗皮剥了下来。那只可怜的大黄狗，终于脱下了它的一身狗皮，像果戈里笔下那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终于脱下了他的旧外套。

剥下来的狗皮自然归持枪的人——像最好的猎物归我们伟大光荣的酋长。何况他有言在先：“我只要狗皮”。但是剥下来的狗皮，暂时放在哪里呢？持枪的人左右看了看，又对我说：“雪潇，狗皮就放你房子里吧？明天我走的时候过来拿！”他的意思显然是：既然狗肉狗头狗血都在你的房子里了，那么狗皮放在你这儿，不是顺理成章么？既然你的房子已经沾了狗字了，你索性就沾到底吧！为什么要让别人的房子也沾那“吉利得很”的狗字呢？

然而这一次，我却坚决地说：“不行！我的房子里不放狗皮！”

持枪的人老大不乐，觉得我太不够朋友了。朋友者，两肋插刀也，可是你这个朋友却连个狗皮都不愿意替我窝藏——他心里一定这么想，但他毕竟不能强迫我替他窝藏狗皮。他卷起狗皮一脸不高兴地到他的雅室去了。那天晚上，他一定感到了莫大的挫败！

持枪的人走了，剩下我们几个，面对着一只倒挂在门口的光溜溜的狗，面面相觑！

一不做二不休二不做三不休，我们对这只肥狗进行了连夜肢解：我们把这只狗大卸八块：四条腿，前肩，后臀，肋条，狗脖子，这些是能吃的，准备明天按劳动工分公平分配。问题是：狗头和下水，是不能吃的，装在塑料袋里以后，如何处理？总不能一直放在我宿舍吧？

我说：必须连夜处理！谁和我一起去？我们把它们扔到渭河里去！

王世林说：我的妈呀，渭河？那也太远了吧？等走到渭河边，天都亮了！

建繁说：再说，一路上要是遇到狗怎么办？

老董说：那就把枪带上！

王世林又说：再说大门都关了，怎么出得去？

建繁说：要是从墙上翻出去，弄不好把脚给拐了，那就麻烦了！

……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狗头和狗下水扔到单身楼后面的一个臭水坑里。扔掉了狗头，大家心里一阵轻松，又帮我拖了一下地板，血腥味少了些，大家就散伙睡觉。此时已是后半夜，窗外夜色深沉，室内孤灯清冷，我看着墙脚下那一溜八个脸盆里装着的八大块狗肉，那鲜艳的、充满弹性的、几个小时前还叫做狗的现在只能叫狗肉的东西，一字儿排开着，散发着浓烈的肉的气息。这时我已感到疲倦，就裹头睡了。

竟然一夜无梦！

第二天是星期天，持枪的人一大早卷着狗皮溜之大吉，王世林、杜建繁、张应生也都纷纷进城去了。我的同案犯们一个一个都躲了开去，四散潜逃，只剩下我和老董两个，守着那八大盆狗肉——守着那一夜屠杀的血淋淋的罪证。

我们心里老大不安，怕有人来学校里找他们的狗。

正好，李刚也回家了，但是李刚的汽枪还在，我们两个就扛着它到田野里去打斑鸠。其实也没有心思打，眼睛看着斑鸠，心里想的是大黄狗。而且整整一天，我们都不敢回到学校里来，只在田野里四处乱转。直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回来。学校里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人来找他们的狗。

谢天谢地！

父亲来看我

那是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学期，大约是初冬，因为我记得，当时，柿子已经软了。突然有一天，父亲来学校看我了！

我在兰州上了四年大学，我宿舍的好几个同学都有大人来看过，但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却都没有来过。不是不想来，也不是没有时间，主要是没有多余的钱。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数码相机，所以，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大学，只能是通过我的描述展开想象。虽然我能理解困窘日子里父母的难处，但没有陪父母在我所就读的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是一件终生的遗憾。所以，2010年9月，我们两口子兴师动众地送女儿前往遥远的深圳大学去报名，快放假的时候，又去看了她一次。别的父母也许要从儿女的钢琴声里实现自己的钢琴梦，我们却要从不远千里的看望中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

我的父亲不只是没有看望过上大学的我，他也没有看望过当年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我弟弟，他都到北京跟前了，但却没有去，这件事，母亲后来只要说起，就一直感到后悔——为我父亲，也为自己。那一次，父亲和弟弟一起上了火车，然而弟弟要去的是北京，父亲要去的却是太原。太原有一个我的伯父，是山西省煤炭管理局的副总工程师，当时他已病倒在床，作为他的弟弟，我的父亲觉得自己不能不去看他一回，与他诀别。母亲后来经常说：应该先到北京，到文文（弟弟的小名）的学校看一看，再到天安门广场看一看，然后再到太原，然后再回来。母亲的意思是：那样的话，父亲的一生，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母亲的意思是：一个中国人，活着就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

然而，是为了省几个钱的路费，父亲却在北京的大门边上下了火车！

而现在，父亲却突然看我来了！

父亲是一大早就搭乘他们厂里一个推销沙棘汁的双排座来的。父亲听说他们要来渭南镇，就要求他们把自己载到渭南镇。但是等父亲到我学校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因为那两个狗男女（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推销员）绕来绕去地把渭南镇设为了他们的最后一站，父亲只好跟着他们在偌大的三阳川旅游。如果那两个狗男女不是狗男女，则他们就会先把车开到渭南镇，让我父亲来看我，然后他们返回的时候，再来把我父亲接上。当然，谁让我父亲在那个工厂里地位卑微呢！虽然他们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推销员，虽然他们的地位其实比三个大学生儿女的我父亲高不到哪里去，但是，我多年的观察让我惊讶地发现：最看不起底层人的，偏偏正是底层人自己！

无论如何，父亲突然的出现，这巨大的幸福，来得有些从天而降，突如其来，让我惊喜万分，几乎不敢相信。

我让父亲坐在我的单人床上，右胳臂放在我的桌子上，眼睛望着窗外的渭南镇，然后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板凳上，给他烧茶喝。当时，我的内心十分难过——为自己被发配到这个落后偏僻的乡村师范，工资又少，福利又差，而且条件也这么差。本来，我好容易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应该替父亲分担一些生活的重担，可是我……我觉得对不起父亲！

父亲把我的单身宿舍看了又看。我不知道父亲看着我简陋的宿舍是什么心情，我只知道他嘴上说的是：“好着哩，一个人一个房子，好着哩！”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就把目光投向了窗外，我想：他一定在看我远大的前途。因为父亲转过头来说的话就是：“好好干，听领导的话，把课教好！”

父亲是6913厂的工人，他当时住的，也是一个单身宿舍，房间里简单得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一个衣箱、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是几本杂志，抽屉里是一双筷子和一只绿色的洋瓷碗。父亲生活得极其简朴，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和父亲相比，我却是极其的不肖——并惭愧：我抽烟、喝酒，有时也打牌！

父亲说我给你带了两包盐。是的，就是盐。这是两包土红色的盐，不像商店里加碘精制的盐那样雪白。父亲说，他们工厂的锅炉房里，经常要用到工业盐，他的工友有时会给他一些，他就挑选了，然后捣碎，然后包起来。父亲说这盐没有加碘，最适合煮肉。父亲说你想吃肉了，就自己买上些。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清炖，盐要放迟些……一颗深沉但又苦咸的父亲的心啊！现在想起来，让我心碎！

我正和父亲喝茶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女学生，她手里拿着一本书，要向我请教一个什么问题。我父亲看着她，看着我。父亲一定觉得做老师的，正应该这样诲人不倦。然而我却对她说：“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我这会正忙着呢！”我觉得她来得真不是时候。我心里想：“她长得那么难看，让我父亲看了，心里会怎么想？”她走了以后，我对父亲说：“其实现在的学生一般都不爱学习，像她这样问问题的人很少！”

我父亲第二次来渭南镇的时候，是我订婚的前一天。那一次，他给我扛来了一袋子面粉。那么重的一袋子面粉，他从火车站扛到了我的学校！一路上，歇息了好几次。如果我事先知道，我至少会找个自行车去接他，但是，我同样是不知道。等我知道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我面前了。我只能在心里默默而又痛苦地唤着：父亲——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有病了，但是他却觉得自己还强壮，我们也觉得父亲还强壮。

我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没有来。是我没有让他来。我的条件太简陋了，一没有地方吃，二没有地方住，他来了，站又没处站，坐又没处坐，还得陪着人说话。我说我们新事新办，一切因陋就简，一切能省的就都省了吧！

现在，每当我参加别人大摆宴席的婚礼，看到别人的父母坐在台子上接受儿子和儿媳妇鞠躬的时候，我对别人的父母就充满了羡慕，也对自己的父母充满了惋惜。就在前几天，当我参加一个婚礼，当我看到儿子和父亲的拥抱，当我看到做父亲的眼睛里的泪水，我能深深地理解那泪水的内涵，我自己的眼睛也噙上了泪花。

父亲第三次来的时候，是1993年4月的一天。父亲想他的两岁多的孙女了，正好又有厂里的车来三阳川，他就戴了顶草帽来了。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水果糖，其中有一颗还沾到了父亲手上。父亲说是“给点点随便买的”。那些美丽的糖纸上闪烁着质朴而深沉的爷爷之光，那是父亲一片甜蜜的心情。喝了两口水，父亲说：“我给你拿了两袋面，但是门上不让我们的车进来，我就卸在门房了，你找两个学生去取一下。我现在掮不动了。”

我说：“我们的门房跟我关系很好的，你怕是没有说我的名字？”

父亲说：“我说是我来找一个学生！”

我就有些责怪他：“那你咋不说呢？”

父亲默然未应。

后来我想：也许父亲觉得自己的形象会给自己的儿子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吧？也许，父亲内心里实在也觉得自己的儿子渺小得不值得一提吧？也许，父亲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儿子了……我只能热泪暗涌！

父亲，天上的父亲！他已经去世多年。他再也不能来看我了，我也再不能去看望他了。父亲来看我，我去看父亲，现在，只能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