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婷婷（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林损—民国时期北大温州学派的中坚

苏婷婷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民国时期，永嘉学派以其“事功”特点“衰八百年而复兴”。许多温州仁人志士重新看到了振兴区域文化的曙光。林损作为温籍知识分子，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继承和发扬永嘉学派思想，是北京大学温州学派的中坚分子。围绕永嘉学派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关系，考察林损对永嘉学派的传承与发展，以期窥探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及民国时期复杂的学术潮流。

林损；民国时期；温州；永嘉学派；北京大学

温州学派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以永嘉学派为代表，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相互论争，1910—1930年是其最具实力的时期。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温州学派一说最早出自胡适之口，胡适晚年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后来还有马叙伦。”[1]57温州学派的领军人物陈黻宸（1859—1917年），字介石，温州瑞安人。1913年他在北大任哲学和史学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被称为“海内师表”。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影响类似章太炎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学术界对其评价极高。在陈黻宸的带领下，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许多温州人。如陈怀，陈黻宸的侄子，是清史学的创始人之一，著有《清史要略》《中国近百年史要》；林损的哥哥林辛，与林损同年到北大任国文教授，1922年离开北大；前清举人章献猷，曾任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为北大职员。马叙伦是陈黻宸的得意门生，任北大中国哲学教授，提倡中国传统国粹，成为温州学派不可或缺的一员。林损（1891 —1940年），字公铎，一作攻渎，别号叔累，于民国二年（1913年）被北大聘为国史教授。林损在陈介石、陈怀相继离世后，撑起了北大温州学派的局面，并成为这一学派的中坚，情挚传经二十余年，被称为“狂怪之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传播，他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不为世俗所容纳。但正因为林损的坚持和独特，才使温州学派能够不断延续，并达到鼎盛时期；亦因与胡适争辩对峙，最终被排挤，于1934年离开北大，奏响了新旧之争的尾音，同时也给温州学派画上了句号。本文考察林损对永嘉学派的传承与发展，以期窥探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及民国时期复杂的学术潮流。

一、林损对永嘉学派思想的践行

林损生于多事之秋的民国时期，面对国难，他便以“拯溺援穷为志”。191 1年他到上海与黄兴、宋教仁宣传革命，写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政论。针对当时瑞安芳山诸乡（今属文成县）县令金汉章借禁烟名义敛财虐民，设计陷害王锡祺的事件，青年林损闻讯，义愤填膺，挺身而出，经过详细的调查访问后，怀着沉痛的心情先后写下了《王锡祺被戕记》《追悼汪吉卿演说词》。前者详细地叙述了王锡祺被害的经过，有理有据；后者严厉谴责金汉章贪婪卑鄙，颂扬王锡祺廉洁敬业的精神。林损指出：“君旨在禁烟，金旨在营利，君就地刈，拔而不穷治其人，金逮捕绅富而不顾问及烟。孰得孰失，孰是孰非？达者咸能明之。”[2]1037无情地揭露了金汉章，对于罢黜金汉章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瑞安县留下了珍贵的禁烟史料。民国元年（1912年）初，林损接受共和建设讨论会文案任务，撰写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筹备国会选举演说稿》，认为国家到了灭亡之日，人们应该“奔走呼号，广集同志，救危亡于千钧一发之遗”[2]680。同年秋，林损又任《黄报》编辑，任职两个多月，发表了许多有政治见解的文章，如《道德与生计之关系》哀叹中国道德的沦丧，“遍中国皆病人，我谁与拯之？”[2]7 90《书大石正己<支那之命脉篇>后》痛斥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是可忍孰不可忍！咄咄岛夷，我不能与汝并容乎天地之间也！”[2]818号召国人振作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续总统制内阁制之商榷》中，面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林损主张限制总统权力，防止专制毒素死灰复燃，“见无首之群龙，造旧帮之新命，扫粃糠乎千载，是所望于诸公”[2]880表达了对未来的殷切希望。

林损进入北大后也一直为国家飘零而担忧。“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林损《丙寅三月十八日即事》认为：“手臂若离若不离，颜面胡厚胡不厚？”[2]65 3谴责段祺瑞政府，并写诗叙述军阀混战下民不聊生的状况。林损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作《求仁论》声言“中国必可不亡，中国学统必可大兴”。他用富含激情的文字呼唤沉睡中的国人，同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经世致用”这个源远流长的永嘉学派思想。

二、林损对永嘉学派思想的深化

林损不但践行“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思想，同时还在学术层面深化了永嘉学派思想，《永嘉学派通论》《永嘉学派述》是其代表作。《永嘉学派通论》是对永嘉学派思想的总结，并对其进行深化与创新。林损认为，永嘉诸子为经济之学，在于日用寻常之间，这就点明了永嘉学派思想的本质。然而，该文最重要的是对永嘉学派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永嘉诸子之言事功者，亦不能离心性。心性与事功合而后经济之真乃出。”[3]340同时，林损进一步阐述了事功与心性的关系：“心性体也，事功用也，无事功之心性，则为无用之学，无心性之事功，则为无体之事。”[3]3 43进一步强调了事功的作用，对于当时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爱国爱民也是其中重要的思想：“民我同胞，物我同兴，至仁矣。思天下有溺者，犹已溺之；思天下有饥者，犹已饥之。故一民或寒，我不忍以独暖；一民或饥，我不忍以独饱,宏愿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焉。”[3]345爱国爱民、与民同甘共苦之情缓缓道出。《永嘉学派述》认为，应当把事功与心性统一起来，但这里更强调心性的重要性：“知性，则能立诚，立其诚，则能畜德，畜其德，则能发育万物而与天地配矣。”[3]366面对当时的国势危机，林损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治国之方：“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3]424即王者应制定法律来统治臣民，这样才能“交四邻，平百物”。林损在讲到义和利的关系时认为，“好义欲利之情，人之所两有也”，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它们是“二情交战于胸中”，强调“利可使和义，而不可胜义，义必常重，利必常轻，然后天下治也”[3]4 5 2，告诫我们不可过分追求利益，要做到义利和谐一致。

三、林损在北大新旧之争中的作用

正当林损在北大如鱼得水、运筹帷幄之时，挫折接踵而来。1917年陈醉石与陈介石相继离去，使他在北大形单影只，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对他沉重的打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在这一影响之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创立新潮社，其宗旨为“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4]1911，提倡伦理革命，抨击封建礼教。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强劲之势，林损、刘师培等旧派也不甘示弱，文科学员张煊、薛祥绥在刘师培宅内成立《国故》月刊社，其宗旨为“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固步自封，驳难新说”[5]。林损加入《国故》月刊社，并任特约编辑。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登的《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描述了北大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文学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5]此时新旧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林损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乃“鸡鸣狗吠之音，猴沐虎冠之状”，对中国危害极大，表达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抵触情绪。在白话之风盛行于中国，文学思潮嬗变之时，胡适和钱玄同认为，应该把注音字母推行全国，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先用白话文字代替文言文字，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文字。林损对此甚是反感，认为“注音乃灭汉学之原”，于是组织汉学研究会，创办《唯是学报》，与钱玄同、胡适等论战，曾发表长达数万言《汉字存废问题》一文，“力辟其不可行者凡二十五事，识者韪之”。胡适和钱玄同看后亦不敢谓非，称他为“骨董”。林损《汉字存废问题》《天下文字必归六书论》《注音字母为灭汉学之原》等辩论文章影响很大。林损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反对胡适。胡适出版了《尝试集》，因为《尝试集》是胡适新诗的尝试，林损抓住此点说：“胡适居然要拿人的心灵来尝试，胡适要把人心尽死，岂止万恶教员而已。”[4]1926张中行《负暄琐话》描述道：“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上讲台，张口第一句便是责骂胡适怎么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的左侧打一杆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6]8 8其实，林损与胡适的矛盾并非文言与白话这么简单。林损《中国文学讲授发端》曾说：“白话之提倡与否，今所不论也，然要不能屏之于文之外，则似无可疑者。”[4]1 9 86可见，林损认识有所变化，他并非绝对反对白话，只希望各学术都自由发展。对于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林损认为，应撷新扩故，取新说以括旧学，而不是毁旧学以从新学。毫无疑问，这样的主张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林损与胡适的分歧，主要在学术、政见方面。学术方面，胡适宣扬考据学，提倡整理国故，传播的是一种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然而，林损“独不喜清人之学，尤不能为考证训诂章句之学所拘，断言考据，依附之学也，无用之学也，死学也，奴学也，利禄之学也，鄙陋之学也，荆棘之学也”[4]2 0 3 0，完全批驳胡适的考据学。政见方面，特别是对待日本侵略中国方面，双方矛盾更加激烈。胡适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塘沽协定》的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持肯定态度，1933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认为“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2]112 7另外，胡适《信心与反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2]11 2 7。面对胡适的言论，林损义愤填膺，撰写《惜士》一文进行批驳，认为胡适“为异族牛马走，则颠覆国本之罪也，此而不诛，则不足以为兆民之表率矣”[2]11 2 6。厉声斥责胡适卖国求荣的嘴脸，对“拜夷酋随戎师”进行坚决的批判。林损与胡适的矛盾也影响了后来他在北大的地位。1931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不久林损就被解聘了。胡适在1934年5月30日日记中记载：“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不续聘者：梁宗岱、林损、杨震文、陈同、许之衡。”[7]后来，林损《一九三四年的回忆》强调：“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于是，林损于19 34年4月提前辞职离开北大，随后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倾闻足下有所媒孽。”[4]1985胡适看到信后质问林损，随即又引来林损一封信：“字喻胡适，汝本乱贼，人尽可诛，然为杜威作夷奴，为溥仪作奴才。”[4]198 5言辞更加激烈，双方到了冰火不容之地。

林损与胡适这一公案也引来了许多文人的评述，褒贬不一。张中行和马叙伦认为，林损的离开是因为胡适的排挤。张中行《负暄琐记》指出：“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所失的是鸡肋，胡博士所失的就太多了。”[6]34马叙伦《石屋馀沈》也认为：“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贵，其在讲堂有惊四座骂之癖，时时薄胡适之，卒为适之所排而去。”[4]198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指出：“林损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的信中，有‘遗我一失’之语，但是胡适之并不回答，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久平息了。”[8]刘半农在1934 年4月16日日记中写道：“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来不求上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其责梦麟也。”[9]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公铎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公铎当我面时对我很好，说：‘适之，我总不骂你的’。”[1]2 0 9胡适虽避而不谈林损辞职，可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四、时人对林损的评价

1.精湛的学术

林损学术博大精深，深受时人景仰，学识过人，名不虚传。爱国将领张学良在林损去世后，亲自提笔撰写“人师、经师、国学大师”表示哀悼[4]1806；国学大师章炳麟夸赞林损“公铎之学深于文，得力于诸子，又长于史事，故析理特精且孰若此，善能继其舅介石先生之业者也”[4]1757。林损的学生对其更是深表佩服，其弟子徐英评价“先生著作之多，讲说之精，学术界推为泰斗”[4]1753。薛吟松赞扬老师“其为学也，贯天人，通性命，穷佛老，降而至于兵农、水火、阴阳、医药，靡不晓畅，如先生者可谓奇才也”[4]1769。

2.北大老教授

林损以其独特的才华在北大拥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温州学派的中坚分子。林损于1913年进入北大，当时北大人才济济，一时朋辈如陈汉章、刘师培、黄侃、吴梅、张尔田等，而林损以弱龄周旋期间，提衡道儒，吐纳百川，潜心著述，成为当时北大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张中行《红楼点滴》指出：“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诵，诗写得很好。”[1 0]马叙伦《石屋馀沈》指出：“学生中喜新文学者排之，喜旧文学者拥之，盖攻读有节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也。”[4]1987

3.性格狂妄

林损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性格狂妄，有“狂怪之人”的称谓。林损的狂是中国纯粹的文人典型，是追求独立自由的狂傲，是维系文人尊严的狂傲，是秉承自孔子以来的传统儒者所坚守的信条。他喜欢把自己比作孟轲，意气不可一世，遇人不肯平视之。林损的狂态随处可见，但狂的背后却有一颗真挚的心，陈谧《林损传》指出：“余尝谓损生平嗜酒，人目以为狂而争避之，然损竟以此自免。夫损之狂，非以酒，盖有道焉，非狂不足以济其学也。呜呼，损真可谓善狂者矣！”[4]1775

4.心系家人

林损担负着一个大家族的生活开支，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不断跳槽来弥补拮据的生活。林损给蒋育平信中说：“此间各人学费均已缴楚，计法侄一百元整，光弟七十元整，守蒙六十五元整，鸿翔三四十元整，勿虑。”[4]15621926年冬，林损生计简直维持不下去了：“生计窘迫，近则午餐方终，夕餐告乏，夕餐甫毕，朝餐待筹。北京寒冻若此，而损犹仅棉衣一袭，负债累累，不敢启齿。”[3]28

一代大师林损于1940年8月26日病逝，一生潜心著述，周旋群流，盛誉满海内，弟子众多。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而且是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融汇古今，博大精深。在林损去世后，后人都景仰其学术，研讨之功底。可以说，林损非凡的才华，却一直为世俗所累；满腹经纶，却不被时代所挽留。林损所处的时代，中西文化碰撞之激烈，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中国仁人志士，或倡言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文化而拒绝西学，形成五彩纷呈、各行其道之势。林损在这一纷争中另辟蹊径，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并不否认西方文化的积极意义，主张“撷新扩故”，对中西文化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工作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林损.林损集:中册[M].陈镇波，陈肖栗，编校.合肥:黄山书社，2010.

[3]林损.林损集:上册[M].陈镇波，陈肖栗，编校.合肥:黄山书社，2010.

[4]林损.林损集:下册[M].陈镇波，陈肖栗，编校.合肥:黄山书社，2010.

[5]杨早.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125-148.

[6]张中行.负暄琐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88.

[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38.

[9]刘小惠.父亲刘半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3.

[10]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5.

[责任编辑：蔡克骄]

LIN Sun—the Backbone of Wenzhou Schoo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 Ting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Yongjia school with the character of “career and achievement” “revived after eight hundred years of depression”. Many Wenzhou men and women with high ideals found the hope of revitaliz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Being an intellectual of Wenzhou, LIN Sun inherited and promoted the thought of Yongjia school while teaching in Beijing University and became the backbone of Wenzhou school. Integ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ngjia school and Beij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is made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N Sun to Yongjia school in hopes of seeking the fate of Yongjia school in the modern time and the complicated academic tren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N Sun;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nzhou; Yongjia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K092

A

1671-4326(2013)03-0020-04

2012-10-30

苏婷婷（1987—），女，山西吕梁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