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霞

(求是杂志社，北京100727)

姜太公是辅佐周文王兴周、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是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一位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堪称“百家宗师”。在司马迁时代，吕尚已经是历史上的大名人，《诗经·大雅·大明》《逸周书》《孟子》《战国策》《韩非子》《孙子兵法》《楚辞》《吕氏春秋》《鬼谷子》等许多先秦典籍，都记载或提及了姜太公的生平业绩。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3319－3320，从这些材料中鉴别选择，最终形成了《周本纪》和《齐太公世家》中的太公形象。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吕尚主要作为和伊尹、管夷吾、百里奚等并列的辅弼之臣而被提及，对他生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他与周文王遇合的经历。至于他如何辅佐文王、武王灭掉殷商的，则是司马迁在《周本纪》和《齐太公世家》第一个详细记述。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司马迁说：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1］1478－1479

其中关于周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说法，唯《史记》独有，争议也最大。如叶适说：“德非倾人之事，岂阴谋所能为?信如此，则古之为德，乃后之所以为暴也。迁并言之，未可与论知德也。”［2］274梁玉绳说：“殷、周两纪及《齐世家》皆言西伯、吕尚阴谋修德，行善以倾商。夫德非倾人之事，亦非阴谋所能为，若果如是，又何以为文王、太公?”［3］66都对司马迁的记载产生怀疑，不同意他使用的“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说法。他们所据，乃是儒家的思想，如石林叶氏说：“夫太公贤者也，其所用王术也，其所事圣人也。”［4］说斋唐氏说：“二圣(按指文王、武王)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4］在儒家眼中文武周公都是大圣人，必不会做出违反道义的事情，太公阴谋倾商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确实，按照儒家的观点，太公实在是该列入批判之列。但是司马迁此论，正见其史识卓越。他深知政治斗争之复杂，此倾国大事，若无兵谋权术，只靠圣人宣扬仁义之道，必为笑谈。司马迁虽然尊崇孔子，却又不为所囿，他乃是遵照黄老思想为太公立传。

首先，“阴谋”是黄老学的一个名词。出土的黄老著作《黄帝四经》三次出现“阴谋”：

不阴谋。［5］333(《十大经·顺道》)

骄洫(溢)好争，阴谋不羊(详)，刑于雄节，危于死亡。［5］320(《十大经·行守》)

力 黑 问 □□□□□□□□□□□，骄［溢］阴谋，阴谋□□□□□□□□□□高阳，［为］之若何［5］249——《十大经·正乱》

《国语·越语下》黄老人物范蠡的语言中也出现“阴谋”：

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6］233

“阴谋”在《史记》中两次出现，除《齐太公世家》外，《陈丞相世家》中陈平说自己“吾多阴谋，是道家所禁”［1］2062，正和《黄老帛书》的“不阴谋”对应。更证明“阴谋”是道家黄老概念。

其次，权谋思想起源于老子。如王国维《老子之学说》所说，“其(按指老子)道德政治上之理论，不问其是否【非】如何，甚为高尚，然及其论处世治国之术业也，则又入于权诈，而往往与其根本主义相矛盾。”［7］105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也说：“五千言所谈者，大略两端：一，道术;二，权谋。此两端实亦一事，道术即权谋之扩充，权谋亦即道术之实用。”［8］50老子曾说：“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9］142－143又说：“国之利器，不可示人。”［9］145对于“利器”，河上公说是指权道，韩非说是指赏罚，总之不脱权谋之类。从《老子》的大旨和这段话的语言环境看，老子的本意是论述大道的消息盈虚，事物的对立转化，为政的雌柔之道，并不能断定有阴谋意味。但是他使用语言的模糊性为后来学者发展阴谋权术论留下了空间。申不害和韩非子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申不害说：“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惑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10］317－318主张君主通过玩弄权术来实现无为，这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改造。韩非说：“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则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10］159他又运用历史上攻伐谋略的实例来解说“将欲歙之”等语言，这样就赋予老子以权谋思想。司马迁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2146，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1］2146。申不害和韩非的学术渊源于黄老学，他们的权术思想可能与黄老思想有关。黄老学随现实政治发展而发展，重视随机应变，黄老学者善于与时宛转，知机善谋，他们不排斥权谋之学。这在黄老学集大成之作的《淮南子》中有许多论述。如《主术训》论君主的权谋：“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11］165“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11］172《人间训》论明哲保身的权谋“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11］411等等。《淮南子》还通过许多小故事展示了权谋的具体运用。

但是，黄老著作有“不阴谋”的说法。这需要具体分析。从《黄帝四经》看，这主要出现于论述“雄节”时。《黄帝四经》在论述为政治国要遵循天道，不能取法于“雄节”时说，“骄洫(溢)好争，阴谋不羊(祥)，刑于雄节，危于死亡”。又在论“雄节之穷”时说，“不广(旷)其众，不为兵邾，不为乱首，不为宛(怨)谋(媒)，不阴谋，不擅断疑，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5］333。《黄老帛书》否定了一系列行为，其中就包括不阴谋。在《黄老帛书》的作者看来，这些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擅作事”［5］333，它们都属于“雄节”或曰“逆节”的表现。在古代符节中，雄节为右为上，可以主动有所作为;雌节为左为下，处于被动地位，必须与雄节相合而听命于雄节。对于坚守柔退处下立场的黄老思想来说，雌节看似被动，但是它可以因势而变，与时迁徙，合于天道，因而更加重要。因此《淮南子·原道训》说：“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石靡)坚，莫能与之争。”［11］11《黄老帛书》有专篇《雌雄节》论为政运用雌节或雄节所导致的利害得失，主张守住雌节，等待对方所持的雄节发展到穷竭时，再一举攻取而成功。在自己坚守雌节的时候，也就是等待对方悖逆天道的行为陷于困境的时候，不要主动采取使形势发生变化的行为，“阴谋”是其中之一，它会使自己陷于覆亡的危险境地。从这个角度说，“阴谋”的意思更像“预谋”。《黄老帛书·称》说，“圣人不为始，不专已，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5］348，反对预先设谋。

《国语·越语下》中，范蠡也反对阴谋。勾践准备发动对吴战争，范蠡进谏说：“阴谋逆徳，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对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对战争。范蠡在说这段话之前，曾说：“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6］233范蠡强调现在时机还没有成熟，伐吴必然失败。范蠡也具有雌雄节思想，但他用的是阴节和阳节的说法，见于《国语·越语下》，此不具引。范蠡反对伐吴，就是因为对方处于“刚强而力疾”［6］237的阳节过程中，时机不到。在这时“阴谋”是“不利”的。所以他说“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先行此者，不利”，强调的是时机不到，不能先作为。

黄老著作反对在时机不到时搞阴谋，但是黄老学说并不反对所有的阴谋。黄老的先驱人物姜太公身上，就有阴谋的影子。汉初的黄老人物如张良、陈平，更是擅长谋略。司马迁说张良“运筹帷帐之中，制胜于无形”［1］3312，说陈平“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1］2063对二人的谋略水平都是相当地肯定。

司马迁使用“阴谋”这个词，一方面说明他深受黄老学影响，另一方面说明他认为吕尚所为符合“阴谋”的指向。那么吕尚的“阴谋”有什么呢?一是修德来民，二是等待时机，三是修兵备战。

《齐太公世家》说“阴谋修德”［1］1478，《殷本纪》说“阴修德行善”［1］107，《周本纪》说“阴行善”［1］117，可见阴谋的主要内容是“修德行善”。纣王的暴虐失德使他失去了民心，吕尚看到这一点，所以辅助文王修德以获得民心。请除炮烙之刑、断虞芮之讼等便是文王修德的体现。文王修德固然是好事，但是目的是为了夺得商的政权，“阴”，说明动机不光明正大，行动在暗中进行。儒家讲究的是浩然正气、光明正大，这些“阴谋”行径自然是不能提倡的。所以儒家讲革命，讲圣君推翻暴君，却不讲使用了什么手段。到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又讲受命，周灭殷商既然是上天的成命，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更不需要什么阴谋了。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周代替商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愿望，但是没有一番谋划和准备也是不成的。司马迁抛弃了儒家的虚伪，从黄老学借来的“阴谋”说法，这更符合历史事实。

在修德的同时，文王、武王、吕尚等人也在等待时机。这个时机有两个方面，一是纣王的暴政达到极至，完全丧失民心。二是其他诸侯愿意归附周，愿意随周攻打纣王。所以便有了武王观兵孟津等行为，这也是符合黄老学思想的。《黄帝四经·经法·四度》说：“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5］119顺应天时，去讨伐天要毁掉的事物。《黄帝四经·十大经·顺道》说：“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又说：“不擅作事，以寺(恃)逆节所穷。”［5］333自己的力量还不够的时候，要坚持发展壮大，等待强大的敌人陷于困境再顺势消灭。《黄老帛书·十大经·争乱》篇记载了黄帝之臣力牧和太山之稽讨论如何击败蚩尤的对话，太山之稽说，我们不要讲上天的保佑，而讲自己顺应天时做好准备。我们应该顺应事物的发展，帮助蚩尤满足欲望，等他恶贯满盈之后从而杀掉他。这不免让我们想起太公等人送给纣王奇珍异宝和美女的行为。黄帝战蚩尤这一古老传说不可能留下如此深刻的战略和权谋思想，这应该是黄老学者根据历史上的攻伐与权谋实例包括太公等人所为而进行的总结。

文王和吕尚在修政的同时，也在修兵，为决战做准备。西周在伐纣前执行的是积极备战的政策。西周连续伐犬戎、密须、耆国等小国家，扩充了地盘，还营建丰邑并迁都于丰，为伐纣奠定了基础。司马迁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吕尚在武王军事行动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在武王观兵于盟津时，吕尚号令全军说：“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集解》引郑玄曰：“号令之军法重者。”［1］121在纣王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时，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集解》引郑玄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1］125由此可见吕尚在周军中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至于其“兵权和奇计”，主要体现在他不信天命信人事，善于把握时机，一举成功。《史记·齐太公世家》：“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1］1479－1480太公看到纣王的暴虐已经达到顶点，就劝武王把握有利时机，不要听信占卜的结果。果然殷人早已民心离散，牧野之战武王大胜。进入殷都后，武王做了许多事：散鹿台钱，发钜桥粟，封比干墓，释箕子囚。司马迁说这些使殷民大悦的行为，“师尚父谋居多”［1］1480。

司马迁讨厌奸诈权谋，但是他在写太公时一再强调文王、武王能够推翻殷纣王暴政多归功于太公的“谋”，以至于“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1］127。可见司马迁在运用“阴谋”时没有贬义色彩，反而对谋略表现出一定的赞赏。

太公倾商的阴谋活动自然没有黄老思想的指导，反而是黄老学者从历代政治斗争中包括太公倾商的活动总结提升了许多道理。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他又用黄老学的“阴谋”回去概括太公的倾商行动，反而更贴切。

有学者指出太公阴谋修德的说法来自托名太公所著的兵书《六韬》。目前学术界对《六韬》成书时间最普遍的看法是东周时期，有人认为是春秋，有人认为是战国。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河北定州出土的《六韬》文字，说明在西汉以前，《六韬》已经广泛流传。在《六韬》中有阴谋、修德之说。见《六韬·武韬·发启》：

文王在丰，召太公，曰：“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12］50《六韬·文韬·兵道》：

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12］47

《六韬》虽为兵书，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六韬》之《文韬》《武韬》主要论述政治谋略，后四韬是军事致胜的原则、方法。虽然后四韬是这部兵书的主体，但是前两卷是指导战争的根本，它体现出和“立言以明道”的诸子书一样的思想意义。而《六韬》的黄老思想正主要集中在《文韬》《武韬》中。

首先，《六韬》对战争的看法和黄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文韬·兵道》说：“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12］45把战争看作是凶险不祥的事情，不得已才使用战争手段。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国语·越语下》中范蠡说：“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对战争的看法也是如此。对于战争的看法，在早于《六韬》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中都有，如《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3］3《孙膑兵法》说：“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传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13］114很明显，《六韬》表达了和兵家不同的战争观。其次，《六韬》以道为本体，所持许多观点和黄老近似。如《文韬·大礼》是这样论君道的：君主执政应该柔和宁静，善施不争，谦虚中正。主张多听少说，使人摸不清君主的真实意图。《武韬·文启》是这样论述君主治国的：君主应当无为而治，统治者如果过分干预百姓的生活，势必要依赖苛繁的法令，这会使民众受害忧惧，离散逃亡。这些观点和后来《吕氏春秋》《淮南子》所论十分相似。另外，《六韬》称引黄帝语，假借黄老化的太公立言也说明它受到黄老学影响。

司马迁在写太公事迹时参考了《六韬》的材料，例如上引太公不信占卜而劝武王伐纣的一事就是出自《六韬》。那么司马迁使用阴谋、修德的说法有可能受到《六韬》的影响。但是《六韬》中太公是在论兵时提出“阴其谋”，在回答文王问题时提醒文王修德，二者不在一篇，内容并不相干，且只表现为太公的言论。在《史记》中，司马迁则直接用“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来叙述周文王与吕尚的行为，并具体描写了许多属于阴谋的行为，这些都是《六韬》所无。《六韬》中还有许多太公论兵论政的言论，司马迁却并没有采用。所以司马迁的“阴谋修德”论并非简单照抄《六韬》，而是他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熔铸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对太公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清］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M］.上海：上海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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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8］傅斯年.战国子家与《史记》讲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9］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汉］刘安.淮南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2］六韬 鬼谷子［M］.曹胜高，安娜，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骈宇骞，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