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涛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对农民工理性化的解释

（一）理性主义的界定

根据德国研究韦伯理性化思想的施路赫特对它的定义，他认为理性化大致有如下的三种含义[1]：第一，理性主义意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务的能力。这种理性主义乃是经验知识及技能的成果，可说是广义的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第二，理性主义意味着（思想层次上）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他称之为形而上—伦理的理性主义。第三，理性主义也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本文认为农民工理性化更符合第一层和第三层的含义。

（二）理性化的两个条件

一是压力性环境的持续性作用。一方面来讲，在某种强大的压力环境下，主体要应对这种挑战，就必须发展出合理的适应策略，因为它关乎着主体能否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并且，这种合适的适应策略必定要适合他在那种环境下的价值认同，大环境下的价值观，引导着在此环境下的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从你遵从它、响应它的价值设定的过程中，就会获得某种社会认同和尊严感。相反，你若拒绝它、逃避它，最终将会被这种价值倡导下的公意裁决为另类，甚至是失败者。主导性价值的力量具有比制度性力量更强大的威力，某一制度尽管限制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但却不一定能使人们切实的认同它，即不能迫使人们认同制度背后的价值，倘若人们从内心里不认同这种制度的价值，在执行它的时候是会大大折扣的，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认为现代城市化、工业化所主导的这个核心价值对某一“外来者”而言就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力。农民进城务工，城市文明背后的主导价值是什么呢，从变迁的角度来讲，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现代性价值，即思维方式的理性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组织架构的科层制、文化生活大众化、快餐文明等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结合农民工外出的目的来谈这种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目的影响着他们选择怎样在城市里生活、以及他们对城市文明的不同特征的接受程度，显然，经济目标是大多数的农民工外出的直接目的，这种经济目标的指向的背后，也是国家价值取向的整体转向，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到后来不断多次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更多的层面上也是指经济上的发展，从国家层面不断的强化着发展经济的权威性，当然，仅仅是国家的强调还不一定完全能够被民众接受，另一个促使发展经济发展得更具权威性的因素是其在特殊的国情（原有价值体系逐渐崩解但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确立）下其合理性不断得到认同，从而使其自身在实践逻辑层面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最终得以确立。即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下，在现实条件下，权威的确立还依赖于“效率法则”，即在实用主义的环境下，有效性的组织模式、技术、方法可以在逐渐显示出自身有效性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权威。继而可以通过它来确立内嵌在它之上的那种价值的权威，眼下我们的转型或许也将是这个路径，即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逻辑：我们不是先确立某种预设的理念，而是在现实中遵循实践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过程中得以确立某种理念的价值，继而其权威也得以确立。这样一个过程既是理性的力量为自己开拓新天地的逻辑。

二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个体走向健康的理性化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并且也是理性化持续深化的调剂性力量。个体的行为如何、价值取向如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主体的选择上，尽管其选择自身就具有诸多的制约因素。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突出的表现在主体性意识、选择性意识增强。因为理性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比较、思考权衡、选择的过程。问题是什么导致个体意识的觉醒呢？在没有外部价值导入的前提下，内生性的缘由何以获得？这就得从主体在非封闭、专制环境下伴随交往的扩大、利益分化凸显上来找原因，即在一个相对自由交往的社会环境里，主体间利益的矛盾会促使其积极的为争取个人利益而彰显出的主体性意识的发展。或许争夺利益不是一个好现象，但却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促使着个人主体意识的生发，再或许，争夺利益本身也没有错，需要的只是一个促使能够公平争夺的环境。从反面来阐述这个问题，也许易于理解。在封建王朝和个人崇拜的社会里，自我意识、以致理性的声音很难得以生发，不管是这种体制里的国君还是臣民似乎都没有理性的持久动力。从国君一方讲，国君的决断、谕旨即为法则，即为裁决的标杆，没有外部的约束，他凭什么要去理性任事、图辛劳，在没有外部的抗衡性力量时主体处于完全不对称的优势地位，他哪有动力去理性。从臣民一方讲，臣民似乎没有变得理性的激励机制，因为你没有理性生长的空间，你的理性不仅不能得到好的结果，反而让你受损，长此以往，当一个个体的某一行为持续性的得不到某种“奖励”，反而是“惩罚”时，个体是不会坚持此种行为。

（三）农民工选择的理性化

通过以上的论述，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理性化在现世的环境下就变得易于理解了，这种理性化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继续社会化。农民有挣钱的目的，加上城市文明的外在压力，这种文明在农民工初进城时表现更为明显，随着农民工长时间的受到城市文明的耳熏目染，农民工在尝试利用这种城市式的行事方式后，发现它可以更好的促进自己与这个城市里的人交流，并从中获得某种好处。当这种好处不仅与挣钱的目标直接相关，而且还包括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尊严感。当然，这样讲内在的是以城市文明作为参照系，因为只有当农民工真正放弃原有村庄内的参照标准，才会在行为上真正改变。无疑，在行为改变前的观念转变（改变参照系）尽管是可能更多的是压力性、竞争环境下的被动性成分更多，即是农民工基于多重考量调整适应策略的结果。

二、农民工回流创业的比较分析

下面要讨论的话题先提出来，即我们要探讨农民工基本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后，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和取舍（这中间同样包含理性思维的作用），选择回乡创业，那么他们在村庄里创业，其环境和价值导向与城市有着较大的区别，就算随着现代媒体对农村内部的影响日益深入，农村的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很大（即农村的参照系逐渐向城市靠近），毕竟农村的整体环境还没有很多的改变，所以嵌入他们价值层面的变化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基于此判断，我们认为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不同单元，农民工回乡创业，原本在城市习得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是否有被乡土文明所重新同化的风险，回到乡土的环境里，将如何和农民对象互动，由于二者的理性化程度、类型的差别，要顺利的实现二者的磨合、彼此调适，必定会有一个矛盾交织的过程。下面我们先阐述有关农民工回流创业的几种视角。

大致有如下三种视角[2]，第一是现代性的视角。此种视角强调农民工在向城市流动后，不断习得现代性的各种特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合原有的价值体系和这种现代性特质的不一致，从而持续性的获得现代城市社会的各种体验，进而不断的生成自身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锻就这种文化所需要的个人责任感、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等现代性的特征（江立华，2004）。这样的一些现代性特质符合创业者所必需的理性特征，或许可以这样说，农民工进城重要的不是挣到了多少货币收益，而是多大程度的习得了这些现代特质，多大程度的武装了自身，这种因城市生活与生产而获致的现代性特征无疑成为创业的坚实基础和有效前提，因此，也形成了打工是创业“孵化器”的论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打工培育了返乡创业意识，或者说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使得农民工不满足最低层次的需求，进而萌发了追求平等、公正的意识。另一方面，打工为创业积累了所需要的资本。第二是结构性的视角。与现代性视域不同，该视角较多地强调社会系统中时空“束缚”的结构化特性，这一点更多的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相关。主要关注创业过程中的社会性结构因素，如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资本向内地转移、个人和家庭的结构化影响等。（白南生、何宇鹏，2002；辜胜祖，2009），此外，还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社会经济效益。（韩俊、崔传义，2008）第三是政策引导性视角，或言问题面向性视角。在现实生活中，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并非一帆风顺。诸多学者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创业实践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在面对创业实践问题时，一些学者提出，让农民工回乡创业享受外地客商的待遇，如税收减免，或享受国家和地方扶持发展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业、提供小额贷款、农产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政策。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设立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专项基金，用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贷款贴息、创业培训和担保资金等。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扶持，为回乡创业农民工提供贷款支持。

另据我们的个案调查，信息交流密集的行业，个体的理性化程度要高于信息相对封闭的职业，在访谈中发现，从事销售类的农民工言谈举止间更多的反映了其现代性的上述特质，所见所闻、以及观点见解都表现出很强的合理性，正如，那些没有外出务工的人所形容的，“他们比我们强，头脑灵活，见的世面广”，总之，回到村庄里，他们被认为是“能人”、“有门（道）”的人，假如，那些回流创业的人的某些现代性得到他们的肯定，一般都是依托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给他们自身带来切实的功用来作为载体的，比如，一个在外面从事电力维修的返乡创业人员帮助村里的某家解决了因打雷线路出现故障的问题，一个懂些电器维修的返乡农民工修好了某户农家的电视，这些都可以透过村民之间流转的口碑来显现出来。

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反思

沿着理性化的思路，我们探讨了理性萌生的土壤与条件，然后依此视角具体探讨了农民工从进城务工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到同样基于理性思路返乡创业的过程，理性化是一个社会转型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它所涉及的内涵和外延是如此之广，以致我们或许只能列举散落在现实角落里的一些个案来加以认识，农民工进城、创业同样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彰显理性化进程的缩影，特别是作为城、乡两种不同社会类型在转型过程中彼此互动时的载体所具有独特的作用。

一方面是返乡农民工在家乡创业过程中能给村庄增添新的现代特质，在物质层面又能够结合当地资源状况，提高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效率，给当地带来现代化的新元素；另一方面，村庄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具有独特的生存土壤和结构，即使是在面临现代化因素的渗透，如果方式不合适，同样会激起他们的抗拒，在民族特色明显的地区，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就算是汉族聚居的农村地区，没有对他们进行合适的引导，也会导致他们对现代化的片面认识，进而演变成某种异化的不正常现象，比如一些地方，由于对现代性的不恰当认识，出现了村庄内的“面子竞争现象”，这种面子竞争是通过展现谁家的房子建得气派、建的大来体现的，这种从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不合理、不经济浪费严重的现象显然就是因为对现代性的盲目和认识误区导致的。而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由于在城市里待的时间比较长更了解现代性的特质，并且这种特质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处世行为方式之中，在这方面他们可以更好的在创业实践中向其他村民做出表率，从而帮助磨合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对抗与误解。

总之，返乡创业农民工由于在城乡二维时空中形成的身份二重性，可以更好衔接城乡之间的良性交流，从而更好的促进城乡融合。另外一个需要反思的是，尽管在城乡交流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可是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生存和发展境遇应值得特别关注，由于农村整体性的消费能力偏弱、购买力不强，尽管很多创业项目是切合农村实际的，但是如果需求不能扩大，企业的持续发展就面临着危机，再加上农村信用环境不佳，这些都极大的影响着创业人员的积极性，这些问题短时间恐难解决，需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才能够较好的解决。

[1]施路赫特．理性化的矛盾——韦伯论‘伦理’与‘世界’之关系”[A]．理性化与官僚化[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9.

[2]江立华，陈文超．创业实践与多元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述评[J]．学习与实践，2010，（7）.

[3]贺雪峰，袁松, 宋丽娜．农民工返乡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4]江立华，陈文超．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中的资本和策略—基于个案研究的扩展[J]．科学社会主义， 2010，（6）.

[5]张恒山．论商工文明的理性化思维[J]．人民论坛，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