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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比以前更忙了，几乎每周要加班，但他感觉，“路子走对了”。福田法院已连续多年组织全院在第四季度集体加班，唯独启动改革的2012年，虽无硬性要求，但自动加班却形成了习惯。

半年后，成绩单出来——审判效率提高三成，2012年全年比上一年，实际结案增加9849件，信访投诉率降至全市最低的0.8‰，为全市基层法院最低。

原因很简单：符合司法规律。

遇到了好领导

在半年多时间里，改革一度秘而不宣。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有多地试行审判长负责制改革，福田不是最早，却是极少数顺利启动的。

2012年初的一次学术活动上，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曾月英偶遇刚上任的福田法院院长胡鹰。当胡将酝酿的改革思路告诉她时，曾月英的第一反应是疑虑：这个能推行下去吗？

她提醒法院院长：“事情很好，但你怎么来‘组阁？人大任命的庭长，突然间就不干庭长的事了，人家几封信就能把你告倒啊。”

让法学教授意外的是，改革真的来了。

2012年1月，当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胡鹰从深圳宝安区法院院长转任福田法院院长时，这个特区中心城区的基层法院，每年案件数量超过35000宗，是1998年的十倍。

胡鹰上任不久，福田区委书记刘庆生率队到区法院调研，看到案件堆积如山，“法官淹没在案卷里，部分书记员只能挤在走廊上办公”。

在福田法院副院长王德军看来，改革之所以能推进，源自福田法院的多个“有利条件”，特别是区党委、人大和市中院的支持。

广东省高院相关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福田区党委书记刘庆生、政法委书记王强、深圳中院院长霍敏都是直接的推手，王德军则是专门从深圳中院调入福田负责此项改革。

刘庆生2010年6月起担任福田区委书记，提出建设“法治化、智慧型、高品质的国际化先导城区”，他公开阐述说，法院在建设市场经济与法治城区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而处理矛盾纠纷的主体是法官，法官应当走职业化道路。

根据福田区委的安排，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强出任福田法院审判长负责制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他认为，解决矛盾问题，不能靠维稳和信访，而要紧紧依赖法治建设，“这是党委的法治自觉”。

2012年7月6日，福田法院召开改革动员大会，会场两侧的红色大屏幕上，打出了区委书记刘庆生的16字批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及时总结，不断完善。

折中、颠倒的增量改革

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福田的成功在于，“采取了折中的不激进的方案”。

改革启动之初，深圳市中级法院院长霍敏提醒福田法院：越是搞复杂的改革，就尽量搞增量改革，让大多数人受益，从而更大程度上凝聚共识。

福田法院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改革中，各审判庭领导的职务和待遇，均得到了保留。试点的同时，福田法院还组织了几次全院改革大讨论。

“‘你凭什么减我的权，作为法律人，他们是说不出口的。”曾月英说，福田法院的改革方案，承载了法官的职业荣誉，也堵住了悠悠之口，甚至堵住了本应成为这项制度的反对者。

福田区对于改革的评价，依然小心翼翼。

“我们考虑解决实际问题比较多。”福田区法院院长胡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启动改革，是为了解决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的困境，至于改革的意义，“可能后来大家挖掘了一下”。

福田法院副院长王德军坦言，“改革还缺了一块”，即制度的保障。多位福田法院的法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假如换领导了怎么办？”

按照方案，福田法院的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审判长负责制，下一步，则是寻求在法官职业化和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上的突破。

这两步其实是颠倒的——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王德军说，福田其实是先探索了“职业化的法官如何工作”，然后再考虑“用制度保障法官的职业化”。在他的设想中，福田法院期待改革的一些做法，能够变成制度，“最好是人大通过一下。”

2013年3月10日，出席全国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呼吁，尽快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法官等级不再与行政机制挂钩；而中远期的目标，应该朝着“法官职业化”去推动改革，完善法官选任机制，建立法官惩戒制度，探索实行高于普通公务员的薪酬制度。

2011年7月，中组部和最高法院联合发布了法官职务序列的暂行规定，2012年，最高法院院长向全国人大做报告时也明确表态要启动改革，但均无下文。郑鄂认为，应该由全国人大牵头，推动法官法等相关条文的修改完善。

在曾月英看来，福田法院的改革，是“追求终极目标的一个过渡段”，非常重要，最终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法官都能独立说了算，但非福田法院一家的探索可以实现。

“不是福田法院走得不够冒进，而是我们现在的制度，不足以再走得那么远。”曾月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