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之思——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br/>

中国文学史之思——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2013-03-12廖先怀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大众文艺 2013年7期

廖先怀（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一、《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定位之异同

（一）内容定位

中国文学思想史，概可认为其立足于历代之主要“文艺思潮”亦同于“文学”。与诸多编订中国文学史之著者类同，欲于中国文学思潮历程中求索而得其要略；并集中于文学与艺术两点，成其为可能贯通的文艺思潮之历程。另外，虽此书开篇有明说分内、外二篇，实就中国自古之文学思想、文艺思想理论而论也；或为各主张流派之争与此消彼长之态。反而，愈至后期（元明清），自成一家之流得以凸显。

青木《中国文学思想史》其特点及主要论点有六。其一，采用总分式结构，例：首章绪论之四大点总起而论二至七章；又如第二章之周汉之文学思想，其目下设“原始审美意识及古代文学观、诗经所见诗之观念、孔门之教诗”等子篇；其二，此书亦依时代而分论其说，细分为“上古，中古及近古”，且其汲取每时代之下具代表性之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抑或文学特色加以罗列与分析；其三，重朝代之特色，亦即重区别相异之处。尤以文学与政治之干系为重点论述。政治力量规定其相应的统治性文化（功利主义性的德育教条化之目的）、文学创作之阶层。概因最初之文学起于上层，故政治之影响亦不可忽视。然傅斯年言：“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即文学之断代，理应依据文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而来，顺政治时间贸然分之则不利于理清文学的发展史。其四，文学、审美与修辞达义之演进为主要潮流。此体现青木采用对比之法。首先其立足“儒家、道家”两大体系之下文学所异之要点，后有分论辅助之有文学文辞（内容）与达义（思想）之对立、诗歌真情与道义情愫之相争以及文气（个性）与文德（文论）之抗衡；当中亦有词论，概词与诗之不同，在词于文辞达义之本质，则欧阳修之复古主张亦仅在于诗，其词于文辞上难免稍有工匠丽色。其五，文学发展前进内、外在因素：统治集团、民族的习俗追求、创作阶层等皆对文学质体选取有所影响，而文学亦有其自身发展不可变之因素。此需引入“文学发展融合观”之说。从第四点之诸多相对立之争中，盖终能归于折中之道，盖其皆出于融合之故也。其六为文学观发展的层级过程。既有非纯文学至纯文学过渡之变；亦有文——文句——文章——文论——文学体系的深刻化，前三部分亦可归为“文作”。而文学与审美之关系得益于文论的问世，然其中杰出之文人之贡献为其关键。

而郭绍虞之《中国文学批评史》，亦取历史分期之法。然其目次细化，则有分专门人物、流派、主张进行专门的论述。其框架可归结为两部分：一是“文学”历朝之演进；二为“文学”次目下各潮流之兴衰变化。就此两部分，概围绕两说进行总体统摄即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想思想、文学演进与文学复古。郭先生之批评史观乃执述而不多论之态，更倾向于理清中国文学发展的主线脉络，相较之下，更为客观性。

（二）基本观不同

青木与郭之论，其价值立场在于文学发展融合观。探究其论说逻辑：始论古之文简，意质精；后之文学流派概围绕辞与义而争论，此中折中之说便成，文学之具义理文辞之貌成型。实为对古之文深究熟思所得矣。笔者认为，中国文学发展之流，外有其可变可塑之处，内亦有不变之脊。此之不变因素，青木于《中国文学思想史》前部已论及，即为儒道之折中之道。儒道折中之道，首先深入民众尤为文人之心，而其创作之追求亦有所定也。儒道中脊之论，也可于另一方面得以佐证：即唐诗宋词之交时，欧阳修之主张诗作理应简洁，避免文辞之艳。可见“欧阳修等人提倡韩柳之古文以来，宋人对于文章之主要思想其显著者有二项：一为将作文之模范本诸周代之经传；二为上古之文概简质，尚简为要”。然欧公之主张为诗论，在宋代之词为代表之下，欧公之词亦难避免辞藻之弊。其原因为何？此因一个之力与一代文学主潮之较量！欧之复古诗歌主张，乃一人之说，他人应和而终成一文学流派；然宋词之兴，非欧一人之主打。故于宋词下，欧就一人之力敌一文学流派。欧时之作词主张，并非复古。故欧公之词亦难避免辞藻之弊。另，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则其上卷多为分说各朝代之文学观念理论，下卷则是文学融合观。其论“中国文学之批评，大体上说：北宋以前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南宋以后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假使说文学观念的演进期为正，则复古期为反，而本书下卷为合。”可见，文学发展融合之历程，是顺应时代之演进而为。虽有反复期，但究其实质，乃为一种拟古之手段，实非全盘归古。

再者，青木之《中国文学思想史》定位于文学思想；而郭之《中国文学批评史》则在于文学批评。虽两者皆为“史”，则书之框架有其历史之分期毋庸置疑。然其框架构建则有所差异。青木之书重于思想流派之说，虽其为文学主张，然书中论述概围绕主张流派之下的思想内容着手。郭绍虞先生之《中国文学批评史》则重于文学理论之演进反映文学之发展。可谓“史实”与“论说”之相合。故，青木之书读之颇有流畅之感，而郭书则给人宏大之貌。

二、《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之辨析

青木之《中国文学思想史》多截取各朝代下主要文学创作主张流派，围绕各文学主张争论进行分论。这无疑能够抓住朝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主张，也能够通过争论的此起彼消贯穿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但是忽略了其间一些边缘化的声音。如其在论及清代之文学思潮中，在论及诗坛之自成一家的思潮上时，主要就拟古之与否列说了清代文坛上颇负影响力的人物以及流派进行历时性的推进式阐述。如：沈德潜之格调说、袁枚之性灵说、乃至后面翁方纲之自成一家之例。但清代文坛就诗歌方面有：清道光、咸丰年间以效仿苏轼、黄庭坚为主的宋诗派；又有汉魏六朝派即为“湖湘派”，主张复古，墨守《离骚》《文选》、还有张之洞为代表的中晚唐派，加以西昆体等，甚至还有部分落单的诗人，如清代江湜。因而青木之着眼，乃文坛上影响力大的文学流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发展的主流，是中国文学史发展清晰的轨迹和历程。另，之所以认定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概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历程，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就刚列举的诗歌一例，每个朝代均有主流末流之分，然青木就主流派在文学演变上的影响力和主导发展趋向性，着眼于主流文学流派。第二，文学主流之主张一概是承继前朝各代的文学流派，因而主流之文学主张已然有一个时间历史上的继承性，是文学演变之主脉。然末流之声，亦是一个朝代的文学发展历程的轨迹，是一个朝代下边缘性文人群体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追求，若要统观全貌，末流之声音当不能少。

而郭绍虞先生之《中国文学批评史》亦秉承了分期之说，然与青木不一的是其论说了文学之觉醒。此亦从文学发展之必然规律与趋势而定论之。然文学之觉醒最直接的参与者实当为文人群体与文学之实用性特征。在上古之时，文学之功用见于“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愈到清代，自成一家之势成一潮流。概后世之“诗无定法”，如青木之论：“若徒以模拟为事，以此为法，则不谨诗将亡，而法亦将亡矣。”因而，所谓的拟古之风并非反古，仅为反对拟古之行，又因诗无定法，则需自我创立新说，自称一流，且欲他人附和。纵观文学之潮流，类似清王鱼洋之神韵说、沈德潜之格调说、袁枚之性灵说，实为类同之主张，其人虽于文之见解亦有所别，然难逃于自成一家为宗旨。此亦道明文学发展之承前启后之规律，欲彻底创新实难为之。

历来“文学”一词皆难定论，然最直观之法，列尽文学历程之成说、主张、潮流。又因其终归于庞杂而宏大，文学发展之历史事实呈现当为最理想阐释“文学”的方式。郭《中国文学批评史》言：“在此书中，固然在于材料的论述，然亦时多加以论断的地方……均不敢自以为是……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在于批评。”序这是一种态度，即尽可能如实还原文学之实予读者，文学发展本身之间就存在其内在逻辑性，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综合起来，文学之演进内在逻辑亦自予其间。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因而，文学本身和文学的解释就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