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群

“面对艾滋病危机，我们有过恐惧、困惑，甚至质疑自己的生活以及生命的价值。但是在艾滋幽灵面前，我们已无路可逃，也别无选择。作为最先被艾滋危机侵袭的‘同志群体，我们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在这场抗击艾滋，为整个人类生存而战的斗争中充当生力军。”

这是王晓冬作为唯一“同志”非政府组织代表，在第七届亚太国际艾滋病大会中国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所做报告的开场白。王晓冬现任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执行总监，今年是他与成都同乐在艾滋防治领域开展社区工作的第十年。

“让‘同志在与艾滋病斗争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更积极的融入主流社会生活”是王晓冬与同乐所有工作人员共同的愿望。

草根组织开先河

1996年，重庆人王晓冬辞去了图书营销的工作，打算去成都开始全新的生活。表面说着要出去闯荡，背后却是无法与众人明说的原因：他在熟悉的环境中一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同志”——不能见光的身份如鲠在喉，王晓冬选择远离亲人朋友，逃避压力。

2000年，王晓冬与男友开了一家“同志”酒吧，这里成为成都同性恋者唯一的公开活动场所。王晓冬没有把酒吧当做生意经营，他的初衷是“为同类交流活动提供一个空间。”

2002年，四川省社科院的学者找到了这间酒吧，希望能在这里开展中英项目“成都男性同性恋人群性健康状况”的调查。

王晓冬说：“这是一件好事。当时社会对于少数群体关注太少，甚至漠视我们的存在。”而且在这个圈子里，能坦然面对，正确认识自己的同类也是少数，王晓冬自己也用了十年的时间。

15岁时，王晓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偏于同性。此后的十年间，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彷徨：“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途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也不知道能和谁说这个。没有人告诉我这到底是对还是错，能不能改变或医治？”读大学期间，他也尝试过交往女朋友。最终王晓冬放弃了挣扎，“有一次看到了关于同性恋的一本书，我立即肯定这就是我。”

既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其他的同性恋者都在哪里。这段孤独成长经历虽然随着岁月远去，但突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时的那份迷惑与恐慌在王晓冬的记忆里蛰伏了下来。

被触动的王晓冬成为第一个志愿者，开始积极动员周围的朋友参与调查，组织了几次活动后，成都同志关爱小组顺势而生。2002年6月，全国第一条全天服务的“同志”咨询热线开通，开始为本地社区和全国各地的“同志”提供艾滋病防治、性健康、心理健康以及“同志”文化等方面的讯息。“中英项目里并没有设计开热线电话，这是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提出的。”王晓冬说，最初小组并没有想到要做艾滋病防治这一块，因为并不清楚艾滋病在这个群体中的状况，但随着项目的开展，王晓冬等人意识到了防艾抗艾的重要性。

几场交流活动都是王晓冬自己掏钱组织的，效果不错，他有了将组织固定下来的想法。2002年12月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与中英项目签订协议，开始独立运作，承接“成都MSM人群艾滋病性病干预项目”。“当时我们是中国第一个有国际合作项目支持的社区组织。”王晓冬不无骄傲的说。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成立和活动开展的如此顺利，王晓冬认为这和当时成都地区已经具备一个相对完善的同伴网络密不可分。加上两年多酒吧的经营经验，王晓冬对于如何对目标群体进行综合干预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在项目座谈会上，我与公安部门沟通时提出‘同志酒吧正常合法经营时，例行检查很多方式容易引发客人恐慌，这无益于我们对同性群体开展干预活动。他们也合理采纳了。”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就此完整的承担起在成都男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干预的工作。在项目设计、实施、评估以及资金使用上，都由“同志”人群自己的组织主导。这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一开先河。

以尴尬的身份生存

2004年，王晓冬与合伙人即男友分手，离开了酒吧。没了酒吧，王晓冬没觉得可惜，反正他对酒吧没什么兴趣，在小组组织管理方面投入的精力更是远远超过了管理酒吧。从此，王晓冬成了关爱小组的全职志愿者。“打算给自己一两年时间平复心情，毕竟八年的感情。”

随着关爱小组参与人员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寻求项目与资金支持成为首要问题。“（国际组织）他们到中国来第一个就问你们有没有这个民政注册的号，有没有慈善（机构）注册的号，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们国家有法律规定不能支持。就是说人家是不可能给你一个没有保障的一个群体提供经费，对不对？那要万一过两天你跑了，他找谁呢？”王晓冬理解对方的顾虑。民间组织不登记注册，就是不合法的组织，但现实摆在眼前——注册号一号难求。

“从2004年3月到7月，民间组织管理局、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疾控中心，我们都跑过，而且每家都跑过好几次，就是下不来。”如今提及，王晓冬还是忍不住一吐满腹的辛酸。去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需要主管单位同意。谁能成为主管单位？王晓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多年合作的几个政府部门，但走访多次无果。

还有一种变通的方法拥有合法身份，工商注册。2004年7月，王晓冬筹了10万元钱到工商局注册了成都同乐健康咨询中心，这是四川艾滋病防治领域第一个独立的草根组织。

工商注册带来的是尴尬的身份。王晓冬给记者一一列举弊端：“首先，公司和慈善机构的治理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调整；其次，民政部针对社会组织的一些招标项目我们都不能参与；再者，项目资金引进来是要纳税的；还有就是在志愿者招募和活动开展方面，我们提供服务时，人家一听说你是公司都怀疑你有商业目的。”

不得已选择工商注册时，王晓冬以为这是权宜之计，过段时间就可以变更为非盈利机构，不料想同乐的“企业”的帽子一戴就是八、九年。如今的王晓冬已经不再过于纠结身份这件事了，“因为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口碑，现在开展活动没有那么难了。”

在同乐的网站上，每年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都可以查到并下载，个别项目有自己的开支明细表，这种透明公开的态度更像慈善机构而非企业。

民间组织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6年四川、云南的中英项目结束，一直与中英项目紧密合作的同乐压力陡增。如何生存下去？王晓冬花了很长时间分析现状，做规划。“我们的结论是放开手，自己走。”他们开始主动和新来到中国的全球基金、中默项目、卫生部的国家防艾社会动员项目等联络，拓展筹资渠道。情况有了改观，他们的合作伙伴由一两个上升到七八个，拿到了100万元项目资金，项目领域也从同伴教育拓展到感染者关怀、咨询检测和草根组织能力建设等。

同乐成立时，办公场所设在王晓冬的家里，全职2人（包括他自己），其余都是志愿者，没有工资。全职人员偶尔会有工作补贴，800到1000元。但两人都把这笔钱捐了回来，加上志愿者们零散的捐助，积攒了两年多，换来了第一台办公电脑。

“这十年来，我们的志愿者没有一个是因为收入问题离开的。”王晓冬语气中有压抑不住的自豪，“11月1日我们举办十周年庆祝活动，邀请了曾经参与过的志愿者，大家仍然和一家人一样。”

经过十年的工作，成都同乐已建立起一支7名全职工作人员、6名兼职人员和超过400名志愿者组成的工作团队。工作团队按照职能划分为：行政管理部、预防干预部、检测关怀部三个部门。由最开始的艾滋防治宣传推广、同伴教育，2007年建立HIV检测点增加检测项目，随后对感染群体开展关怀随访并提供医疗支持，成都同乐在“同志”群体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

王晓冬说，民间组织特别是社区组织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防艾抗艾宣传干预方面，民间组织更容易发挥作用。以同乐为例，志愿者与工作人员身为特殊群体的一员，更容易接近干预对象，易发现他的需求，可以采取适宜的措施随时提供服务，这是政府机构很难做到的。就HIV检测来说，男同群体的活动时间是下班时间，而这时一般医院已经下班了。我们可以组织志愿者医务人员，到‘同志场所现场咨询采血，匿名编号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筛查。”

王晓冬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举例，他认为在艾滋干预方面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应该分工明确，卫生行政部门只管监测评估，干预具体活动让民间组织去做，政府根据检测数据等指标把控政策的实施。“政府卫生部门无需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四川省卫生部门目前即实行分工合作的机制，疾控中心只提供技术支持和监督评估，不会直接去做艾滋病干预，而是让社区小组去做现场动员。

当记者问王晓冬十年来同乐最大工作的成就是什么时，他沉吟片刻，缓缓回答：“应该是我们为‘同志群体树立了一个正面的、负责任的社会形象。”

同乐一直坚持调动“同志”群体的积极意愿，使他们自觉地参与到艾滋病防治中来，组织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同乐先后组织了慰问艾滋病感染者的文艺演出，帮助四川资中县感染者排演消除歧视话剧，动员成都“同志”为四川大竹县艾滋孤儿爱心募捐，培训四川峨嵋的吸毒人群提高同伴教育技巧。通过这些活动，促进主流人群与“同志”的沟通，增进认同，缓解所面临的歧视和社会压力。

让更多人了解“同志”生活的真实状态，以改变社会对同性恋者群体既有的负面印象，进而改善特殊群体在教育、就业、医疗方面的境况，王晓冬已经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以往很多朋友问我忙什么呢，我大多以做生意等借口搪塞。因为之前说过几次，但大多数情况，和他们解释了很久，对方也不能理解。现在他们会理解这份工作，观念也有所变化。”

不仅社会观念在慢慢转变，王晓冬还得到了家人的理解。2011年，王晓冬获得了贝利·马丁奖。这个奖是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创办的，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的专项基金。张北川、王克荣等著名的艾滋防治医生都曾获得过该奖。12月1日，他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我们十年的工作和付出受到了肯定。”“妈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为我感到骄傲。”王晓冬的笑容中有着比同龄人更加坚韧的沧桑感。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