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荣 李立清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飞速发展，畜牧业的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畜牧业的规模化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防疫风险等一系列问题[1]。在畜牧业规模化进程中，由于大量粪便不能被农田及时消纳，对大气、土壤和水质造成严重破坏，使得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更是成为阻碍规模化步伐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2]。产业集中所释放的规模经济效益是畜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畜牧业污染分散化将意味着以牺牲巨大的增长收益为代价来换得环境质量的改善，规模化与生态环境污染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力量[3]。生猪产业是我国畜牧业中最重要的产业，中国的生猪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如何解决生猪持续规模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污染矛盾，这对于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完成畜牧业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的“三大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义。因此该研究吸引了大量学者关注，也引起政策部门高度重视。

1 生猪养殖规模发展现状研究

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生猪养殖规模的结构变化、生猪养殖效率对生猪养殖规模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概括。

对于美国这个发达国家自从早期的20世纪90年代初其生猪产业持续经历着养殖结构的变化，生猪产业朝着集中大规模以及地理位置集中发展，不仅提高了美国养殖农业的生产水平，并对美国的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美国养殖产业朝着大型养猪场的发展趋势从而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对该产业的监管。有人认为政府的管制加快了小型养猪场的退出，Gibson Nene[4]为了验证这个说法做了一个试证研究：关于环境的长期管制是否影响小型养猪场的进入和退出。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的影响取决于相对的边际转换成本以及平均成本，环境的管制显著的影响小型养猪场的退出。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散养猪场与规模养殖猪场的数量呈现反向变化趋势，散养猪场不断退出，而规模养殖猪场迅速增加。散养猪场从2003年的10677.9万个减少到2009年的6459.9万个，减少近40%；而规模养殖猪场则从2003年的113.9万个增加到2009年的253.8万个，增长1倍以上[5-7]。到2010年底，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专业户和商品猪场出栏生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比例达到64.5%[8]。

生猪养殖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有许多经济因素，不仅仅是因为一国的资本充足，也与规模化养殖所带来的养殖效率的提高即规模经济效应有关。Ogunniyi Omoteso[9]认为如果资本充裕并保证充足的饲料供应，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容易建立集约化养猪生产。乔颖丽等[10]对近20年我国生猪规模养殖和农户散养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经济效益和要素替代关系进行了分析，王明利等[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2～2009年全国15个生猪主产区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散养户受规模、资金、人员的限制，精细化管理滞后而不具有成本优势，尤其是人工成本远远高于规模养殖，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规模经济是我国规模养殖模式加速发展的原因。在养殖规模转变的发展理论中，有关学者提出了技术效率对生猪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对于该问题的研究闫振宇等[12]把技术效率贡献纳入了分析模型中，选取主产品产量(kg)为产出指标，仔猪重量(kg)、精饲料数量(kg)、耗粮数量(kg)、医疗防疫费(元)、家庭用工数(个)为投入指标，对我国2002～2010年生猪生产方式的生产效率进行了测度，发现我国生猪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而非技术效率的贡献。沈银书[13]在生猪不同养殖规模的效率的分析中运用了基于包络数据分析法的Manquist指数法对我国不同养殖规模的全要素增长率及其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率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不同规模养殖生猪的全要素增长率都呈正向增长(年均0.7%～18%)，但规模化养殖的全要素增长率明显高于农户散养模式，所以造成了现今生猪的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的局面。

2 生猪规模化养殖负外部性研究

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在解决畜产品供给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日益严重的养殖环境污染。畜禽粪污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但影响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畜产品质量安全，而且还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4]。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公共消费的三个特性：消费的不可分性、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养殖农户可以任意非排他的使用公共环境资源，这就造成了生猪规模化养殖负外部性即对人们环境的破坏。李希荣[15]指出，大部分养殖场没有达到我国环保部门提出的要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成为畜牧业发展的最大难题。而一般规模化养猪对环境产生四种污染：第一种是水体污染。主要是生猪的粪便中含有氮和磷元素，而生猪的粪便一般是用水冲洗到河流或池塘或者是因为堆积的地点不合适，受雨水的冲洗进入水体造成水质的污染。第二种是土壤污染。生猪粪便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等微量元素。猪粪作为有机肥长期使用，会造成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直接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对人体健康不利。第三种是空气污染。粪便发酵或者硫蛋白质分解会产生大量恶臭气体，对周围居民或者猪场工作人员造成直接的影响。第四种是传播人畜共患病。生猪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以及寄生虫等，很容易造成人类感染疾病[16-21]。

有很多研究者对规模化养猪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了实证研究。孟祥海[16]依据29家规模化猪场的数据，选取了农田、水面以及沼气工程三个指标，对环境规模化养猪的承载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1家猪场自身对粪尿承载力低于10%，约占37%；承载力介于10%～30%的猪场有6家，约占21%；介于30%～50%之间的有6家，约占21%；介于50%～100%之间的有6家，约占21%。超载的大宗粪污排入公共池塘、河流以及农田里，粪尿中过剩的养分必然会造成水体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空气污染。仇焕广等[22]根据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吉林等五省68个村121个畜禽专业养殖户的数据，以畜禽粪便还田或废弃的处理方式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播种面积、家庭养殖规模、人均纯收入及农户特征、农村社会经济特征、反映区域差异的省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采用Logsit模型分析了2005年和2010年我国专业养殖户畜禽粪便的处理方式、变化趋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养殖规模越大粪便还田比例越低，家庭人均播种面积越小畜禽粪便废弃的比例越高。彭瑛等[23]、阮妙鸿等[24]、范磊等[25]分别运用了实地调查法对生猪规模化养殖对环境的污染为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部分养殖场选址不合理，造成空气、水质、土壤和生物污染，直接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威胁人类健康。唐学玉等[26]运用条件价值法采用Tobit 模型估计了农户愿意支付的金额，在此基础上，估算了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这为农业环境污染的经济价值评估积累了经验。

对规模化养殖造成环境污染的成因分析的研究有很多，但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根据该理论，在养猪发展的初级阶段，多为分散小规模饲养，环境污染较轻，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化生产占主要地位，养殖业的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但随着规模化日益扩大，环境的污染引起人们和政府的关注，政府将采取一系列降低环境污染的措施来降低生猪的养殖对环境的污染，则环境污染的程度又进一步降低。第二是环境的产权失灵问题分析。我国规模化养猪属于农业面源污染，其范围难以确定，且确定污染标准及补偿标准的成本较高，所以难以进行产权的界定。第三是规模化养猪的负外部性问题。规模化养猪会产生大量的粪便造成对周围居民的环境污染，使人们的利益降低，所以规模化养猪产生负的外部性[16]。

3 降低生猪规模化养殖对环境污染的对策研究

通过对生猪规模化养殖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原因分析可以提出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养殖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政策建议。丹麦、瑞典、美国、荷兰、法国、日本等国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发展规模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6-28]。李宁[29]建议在未来10年内，中央投入1万亿元，加快实施“标准化规模养殖推进计划”，形成以大型龙头企业为引领、养殖合作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为纽带、养殖专业户为中坚的规模化养殖模式。不少学者、官员建议科学合理规划养猪场，做到农牧工三结合，资源循环利用；依法治理、减少排泄物中养分及金属离子的含量；积极呼吁“以规模化带动标准化，以标准化提升规模化”，加快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30]。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要从根本来源进行规避，所以对生猪的养殖方式进行调整，找出与社会相适应的生产系统，来改变人类对猪肉食品安全以及环境的恐慌极其重要；同时也可以通过立法对生猪养猪户行为进行监管，找出社会平衡发展方式[31]。

一些学者也探索了规模养殖与环境治理的具体模式。李震宇等[32]根据浙江某规模化畜禽养殖牧业小区的实施监测发现，畜禽养殖小区选择“污水处理设施+生态鱼塘”的畜禽养殖废水处理工艺，并配套农牧结合的有效实施，能大幅度减少规模养殖区域养殖废水及污染物外排量，使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替代农户散养的排污量削减全额认定，实现污染物“零排放”。 陆文聪等[33]以北京顺义区某村为范例，考察了集约化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效果，研究表明，实施工业园区化的养殖环境管理制度，采用以现代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为支撑的废弃物处理措施，开展以生产有机肥料和生物燃料为主的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建立良性循环的生态农牧系统，有助于推动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及农村人居环境。一些学者研究了规模养殖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持政策，谭莹[34]建议国家在支持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生猪养殖的适当规模，根据各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实际生产效率情况，重点扶持效率提升的规模化企业，对于超大型规模养殖场不宜再给予补贴。董战峰等[35]建议“十二五”时期继续推进排污收费改革，加强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加快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

4 述 评

上述国内外研究为揭示规模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基础支撑，适度养殖规模、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治污成本核算、循环生态农牧系统等观点及包络数据分析方法、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调查方法等研究方法，对研究发展规模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研究文献极少深入讨论生猪规模养殖效益与环境污染程度的关系，同时将生猪养殖效率测算及环境污染评估进行协调分析，并且在定量分析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的研究极为少见，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所以使用包络数据分析法(DEA)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为分析工具，测算出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养殖效率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确定环境内部化的生猪合理养殖规模。根据DEA-Tobit受限因变量回归模型找出规模养殖效率的内生与外生制约因素，根据Heckman-Probit选择性样本回归模型分析养殖主体投资环境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生猪养殖效率提高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具有研究方法创新价值。

参考文献：

[1] 谢双红，王济民.关于加快畜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5(7):65-70.

[2] 谭支良，周传社.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与现实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6):653-657.

[3] 王俊能，许振成，杨剑.我国畜牧业的规模发展模式研究-从环保的角度[J].农业经济问题，2012(8):13-19.

[4] Gibson Nen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exit of small hog farms[J].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partment,2010,1：1-34.

[5] 张晓辉，卢 迈.我国农户生猪饲养规模及饲料转化率变化趋势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1997(5):53-56.

[6] 沈银书,吴敬学.我国生猪规模养殖的发展趋势与动因分析[J].中国畜牧杂志,2011，22(5):53-55.

[7] 王晋臣,杨瑞珍.中国畜产品区域规模化发展策略、问题与对策[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32(4):9-12.

[8] 胡成波.发展规模化养猪要“适度”[J].现代畜牧兽医，2012(2):12-14.

[9] Ogunniyi L T, Omoteso O A. Economic analysis of swine production in Nigeria; a case study of ibadan zone of oyo state [J]. Journal of Human Ecology, 2011，35(2), 137-142.

[10] 乔颖丽,吉晓光.中国生猪规模养殖与农户散养的经济分析[J].中国畜牧杂志，2012,48(8):14-20.

[11] 王明利,李威夷.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中国生猪生产效率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12):32-40.

[12]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中国生猪生产的区域效率差异及其适度规模选择[J].经济地理，2012,32(7b):107-113.

[13] 沈银书.中国生猪规模养殖的经济学分析[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2.

[14] 赵玉梅,郭爱英.农村规模化养殖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J].国外畜牧学-猪与禽,2010(5)：79-79.

[15] 李希荣.我国畜牧业已经进入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新阶段[J].中国饲料,2012(13):9-16.

[16] 孟祥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与消解规模化养猪环境污染研究--以武汉市城郊为例[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0.

[17] Niels H，John E H， Ib Sillebak K，et al. Impact of organic pig production systems on CO2 emission, C sequestration and nitrate pollution [J]. Agron Sustain Dev，2010 ，30： 721-731.

[18] Sneeringer S, Nation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concentrated hog production on ambient air pollution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0,2 :821-835.

[19] 吴梅阶，余 舒.规模畜禽养殖场环境污染与控制措施[J].养殖与饲料，2010(10):99-102.

[20] Darwin. Ntensive lives tock farming: global trends,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ethical solutions[J].Agric Environ Ethics, 2002,(22):153-167.

[21] Monika Schaffner,Hans-Peter B, Ruth Scheidegger.Model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ig farming to pollution of the Thachin River[J].Clean Techn Environ Policy, 2010,12:407-425.

[22] 仇焕广,严健标,蔡亚庆,等.我国专业畜禽养殖的污染排放与治理对策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5)：29-36.

[23] 彭 瑛,李丽立,吴 信,等.洞庭湖区畜禽排泄物的环境效应[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20(1):73-79.

[24] 阮妙鸿,沈荔花,陈 婷,等.福建省畜禽养殖业污染源的普查与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5):384-390.

[25] 范 磊,高兆祥,吕春芳.养猪业污染现状与对策[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2(8):14-17.

[26] 唐学玉,张海鹏,李世平.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基于安全农产品生产户视角的支付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3):131-136.

[27] 何伟志.赴丹麦、瑞典畜牧业考察报告[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6):6-9.

[28] 吴买生,肖太湘,罗运泉,等.借鉴美国养猪经验、提升湖南养猪水平[J].湖南畜牧兽医，2012,167(1):14-17.

[29] 李 宁.中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综合报告[J].中国家禽，2012,34(11):5-8.

[30] 徐明华.大力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J].湖南畜牧兽医，2010(2):21-22.

[31] Egbert K, Groen A B F, karel H，et al. Social concerns about pork and pork produc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production system[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3,6: 137-162.

[32] 李震宇,宣 昊,胡斯翰.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替代分散养殖模式污染物减排核算及建议[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2(6):34-36.

[33] 陆文聪,马永喜,薛巧云，等.集约化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来自北京顺义区农村的政策启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4):173-179.

[34] 谭 莹.我国生猪生产效率及补贴政策评价[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3):84-91.

[35] 董战峰,葛察忠,高树婷，等.“十二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路线图[J].环境经济，2011(6):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