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艳春，郭智勇

（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殷商以来的文化教育与思想传播仅仅限于宗族、贵族之中，《商书》所言之巫、卜、史、祝，皆为殷商时代的文化权贵，直至西周的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也都是文臣官吏，这一现象即所谓“学在官府”。然而，随着私有化尤其是土地私有化的日渐变革，“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以及“富商”、“富贾”（《国语·晋语》）日渐增多，“族有”向私有转化已然呈现，佃农生产劳作逐步取代奴隶生产方式，出现了“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和大量的“卖庸而播耕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社会生产方式的剧烈转型与宗族统治的深刻变化引发学术下移，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学在民间已经转化为“子学”的活跃与普遍的繁荣，孔子、墨子等诸家在此背景下皆开学授徒，传输各自思想以为光大。其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重视思想的实际功用和现实指向，提出“尚贤”、“节用”、“节葬”、“非乐”等实用思想，表现出特有的时代意义与务实内涵，从而显别于各家。

一、弃“明贤”、倡“尚贤”的人才务实思想

春秋时代，国君用人治国常有启用“明贤”的政治传统，其时所谓“明贤”多指旧的贵族、亲戚、故友等，也就是所谓与国君相近之人。晋文公复国后在用人安排上就大力倡导启用旧族、亲戚等贤良之人，根据亲疏关系的远近分别就任近官、中官、远官等职。其中旧族中贤良者委任为近官，同姓诸姬之贤良则为中官，剩下的异姓亲戚中的贤良则为远官（《国语·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