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仲仲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认为的“地方性知识”不仅仅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更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地方性”不仅仅是特定的地域性及其特殊性，它还涉及特定的属性，即包含着由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所形成的立场、观念和价值观等。农村基层作为区域发展进步的基础，是一个涉及该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综合性因素的最基本的单位。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开创性地给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方法来正确评价本土化的中国基层民主治理。

一、地方性知识是农村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资源

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本土化的资源，并且是相当重要和不容小觑的本土资源。农村政治发展的目的，在于如何规范乡村治理、形成良好的乡村秩序，从而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本土化资源能为农村社会建立起信念和规则，这种信念和规则相比强硬的“外部植入”则更易取得地方治理的受众即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也才能使基层社会达到持久的、深层次的稳定及和谐。

地方性知识是国家低成本治理乡村社会的工具。村民自治的过程即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参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以及自我服务的过程。[1][P3]村民自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其具体办法就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2][P233]作为一种基层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充分的体现了农民在实现当家作主上的强烈的意愿，同时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必要的途径。农村基层自治改变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权利结构，真正的实现了农村民主，改变了以往农村的“自上而下”的权利运作的方式和格局，取而代之以“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自发的权利分配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在基层，权力的权威性不再是来自上级的强制性命令，而是来自于在基层的村民的接纳和认可，这种权力配置方式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更加容易得到认同。在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性知识规则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地方性知识本身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使基层民主建设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而大大节省了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管理成本，节约了国家资源。

地方性知识是农村社会实现有序化的重要工具。农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正值发展时期，尚存在很多难题和热点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较突出的诸如农民负担过重、农村财务混乱、干群关系紧张等等问题。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地方性知识的嵌入，则体现了国家对农村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特殊性的承认。这种基于村民自身实践需要而产生的村规民约，能够促使农村社会成员之间达成一种契约，在处理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关系到全体村民共同关心的利益问题时，这种契约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有章可循，照章行事，而不是听从农村“权威人士”的论断，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农村摩擦和矛盾的产生。当前农村社会也存在一系列非正式的地方性制度，乡村典章、新枫桥治理经验、民主恳谈会等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经典文本在乡村治理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具有浓郁地方性特色的治理文本的再现也充分说明了地方性知识的发展状况不仅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同时也对基层民主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形成弹性治理结构

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的角度来看，政治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其必定建立在特定的语境之下推进和实施，本身就是一种本土化资源，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乡村治理的弹性结构形成。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其对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走在全国的前列。乡村传统中包含着很多地方性知识的内容，为形成弹性的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因此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地位愈发明显。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基层弹性治理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地方性知识中包含了很多传统文化因素，同时，农村是一个多宗教、多社会经济形式和多种文明群体共存的区域，这种地方性知识特性非常适合基层弹性治理伸缩的结构性质。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尝试着用无限延伸的政治权力直接控制基层，并认为这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地。显然，这种政治权力的延伸是和弹性治理理念相对立的，弹性治理理念恰恰是要更好的把握“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多社会经济形式和多种文明群体”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恰恰是地方性知识促进弹性治理和把握地方治理的内涵。

第二、地方性知识包括地方风俗、不成文的规则、村规民约和带有地方色彩的创新做法等。地方风俗和村规民约是由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域上的人们所总结和积累的，是书本知识和当地村民自身实践相结合的长期演进的产物，是人们知识和智慧的结晶。这些东西虽然没有系统的规则，但是却在地方治理中起着实在的“民间法”的作用，有利于弹性治理结构的创新运用，改变地方治理被动的状况。

第三、地方性知识对于地方治理的受众即当地民众来说更具亲切感更容易被接纳和采用。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地方性知识也许不构成理论体系，但是却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通过符号的方法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爱得华·希尔斯说:“这些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们所加以改变的，它才可能成为为文化现代化提供支持的坚实动力，因为这样一种变迁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3][P285-286]

三、地方性知识有助于提升村民自治质量

村民自治就是村民的自我管理，村民自治的核心就是让村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村内事务的管理上来。“基层民主就是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颠倒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同时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4][P114]现代国家的建设，需要的是一个以农民的自我发展为主体的治理体系，这实际上是要求政府把治理理念从“为民做主”转变到“由民做主”上来。

地方性知识的嵌入可以为村民的公共参与提供载体。美国学者纳尔逊认为：“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政府通常只与少数精英有关。而在现代化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就是农村民众开始介入国家政治。”[5][P11]村民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参与热情可以直接影响现代国家村民自治的质量和效果。村民的有效参与是村民自治制度目标实现的保障。以四川成都市红砂村的《红砂村环境保持发展规划》为例。成都市红砂村村民通过自己的探索，撰写通过了符合本村实际的《红砂村环境保持发展规划》，这是一部体现村民村意的的乡规民约，体现了该村村民参与环保的政治热情，这也是该村村民思想意识上的重大转折。《红砂村环境保持发展规划》作为村民自身的创造物和村民共同利益的表达机制，其充满泥土气息的地方性知识在当地治理中的采用无疑能让红砂村村民更好的从心理上接受和认同，也更加愿意加入到治理的进程当中去，促使村务工作日趋公开,使农村基层政治生活更加民主。

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一定程度上可以破解当前村级治理的难题。当前的村级治理存在诸如村务决策不民主不规范、村级财务不透明不公开、吃喝贪占等不良行为，引发村民对乡村组织的强烈不满。如何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约束？如何扩大村民参与积极性？制度是关键。以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实施的“乡村典章”为例。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的“乡村典章”作为全国第一部“土生土长”的村民自治特别法于2004年首先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诞生，从此，该村就有了自己管理自己的规则制度。村民自己动手制订村规民约，由自己决定、管理、监督村子里的事，“土办法”“土经验”被广泛运用于各村修路、兴水、征地等村里事务的各个领域。作为乡规民约上的一次创新之旅，“乡村典章”较好地理顺了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热情，提高了村级事务的民主化、规范化、透明化，促使村庄公共权力的正常运作。

四、小结

不可否认，农村社会广泛存在的“土方法”“土经验”是书本知识与当地村民的自身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在农村基层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要充分认识、理解、尊重和运用地方性知识，但“地方性知识”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某些地方性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这种意义下的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一般只“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6][P273]因此地方性知识只能在相对的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偏见”。因此，为弥补“地方性知识”的这种外部信息缺失的局限，政府应更尽可能地为村民提供完善的信息指导和必要的技术支持，从而让“地方性知识”这朵本土之“花”可以在中国农村土地上越开越艳。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爱得华·希尔斯.论传统(中译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M］.上海:上海译文社，2006.

[5][美]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泽，华夏出版社，1989.

[6]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