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剑

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前提和基础，但近年来其快速增长的态势令世人关注。科斯指出:“政府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1](P22)有效控制庞大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资金为民办更多益事，这成为世界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追求。在我国，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导下，最近国务院提出了“本届政府内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等控制行政成本的实在举措。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长表现在哪些方面?主体的行为逻辑如何影响其增长?如何去促进行政成本合理化?本文将沿着这一思路进行阐述。

一、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长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长，危害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损害了政府形象与公信力，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长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行政成本总量过大

对《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进行核算，不难发现我国政府行政成本总量很大、增长很快。1978—2011年，政府行政成本从52.9亿元快速攀升到17 601.63亿元，增长了331.7倍，年均增长率为19.24%。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增长到472 881.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89%;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由1122.09亿元增加到109 247.79亿元，年均增长率仅为14.88%。这说明，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不仅总量庞大，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远远超过了同期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