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宁 袁广涛

在西方传统里，“哲学与文学之争”早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已经存在，[1]争论的重点在于:文学能否作为探讨“人应该如何生存?”的一种有效手段。伦理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古老分支，自古至今，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体说来，西方伦理学有两个传统:其一源于希腊文明，关注幸福的本质以及幸福人生;其二根植于犹太-基督教传统，强调责任与人的行为的正当性。[2]亚里士多德是前一种伦理传统的代表，“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或者是“活得好意味着什么?”构成了亚氏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20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Fredric Jameson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对传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批判和解构，文学的伦理学解读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就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又试图重新找回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联系。他们多从希腊的伦理传统汲取营养，重新发掘文学是如何探讨“人应该如何生存?”这个古老的命题。[3]

本文意在借鉴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探讨隐含在《红楼梦》背后的道德关怀，并且关注此种道德关怀与其道德传统之间的关系。要完成这一探求，需针对《红楼梦》这部作品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作者是如何通过此部作品来阐发这一古老命题的，即“人应该如何生存?”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笔者认为，《红楼梦》的37至41回不仅是整部小说的核心部分之一，而且，作者亦通过对这五回叙事结构上的巧妙安排透露出了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深层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