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章明，解登峰

（皖西学院 思政教学部，安徽 六安 237012）

一、问题提出

在当前社会转型、发展转轨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目前已超过1个亿，其社会权益的保障、身心健康的维护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是民生工程中的重点工程。在身心健康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时常面临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社会认同极易发生偏差，常对社会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1]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方针。心理和谐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且个体的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基础。“和谐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及个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可以表现为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水平、个人行为方式以及个性特点等方面），但彼此之间又能够和谐相处[2]。

随着我国卫生保健工作的发展，其工作内容从单纯的身体疾病的防护拓展到综合的身心健康预防和保护体系，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维护成为今后我国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新方向。2001年1月26日北京回龙观医院开办了全国第一所农民工心理健康学校，有效开展了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更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应由专业机构和人员遵循心理健康规律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促进工作[3]。

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认同感，提升融入度

一方面，城市经济繁荣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呈现弱相关现状，另一方面，由于与乡土生活的长期割裂，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是城市人与乡村人的身份归属产生了困境和偏差。社会身份认同，指一个社会成员意识到自己是某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类属中的一员。个体通过对特定群体的价值感和情感的认识，会形成“群体我”和“群体自尊”，能够促进个体生活的奋斗目标。可见，如何化解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扎根”与“归根”的摇摆心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城市社会认同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的核心内容。

1. 破除二元身份分类法，确定合理的身份认同感

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占有优势社会公共资源的城市青年相对比，极易产生自卑心理，害怕被定义为“乡下人”；然而，在回乡生活时，又会对社会公共资源相对缺乏的农村产生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感的困惑源自于社会类化过程中的二元化心理机制，即要么“是”，要么“不是”。长期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化，经济差距增大带动文化心理差距的增大，经济的落后就预示着文化的落后，自然而然地，人们就形成了“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刻板印象。“乡下人”是落后的标志，甚至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城里人”是文明发达的标志，是工作愉快、生活幸福和待遇优厚的群体。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实体的多样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出来，这种刻板的二元化分类已经不适应群体的类别化。

新生代农民工属于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产物，既不同于城市工人也有别于旧时的农民。在地域上，他们是我国城市生活群体的重要部分；在社会保障上，他们还是农村农民的身份；在时间归属上，他们会结束城市漂泊的日子，返乡生活。这种境遇会造成个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连续感，从而不断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造成身份认同的困境。采用多元化的群体类别化分类是摆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惑的关键要素。多元化群体类别化是结合具体情境，运用多样化参照标准进行同质性分类。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具有在城市工作的实践经验，在认知能力上与城市青年相似；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有土地情结，农村土地是他们固有的物质财富，因而在情感上与农村农民具有一致和相同之处。另者，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市民都有维护城市和谐发展的社会责任，是城市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如果采用差异性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会出现群体归属的矛盾感和边缘感，而在多元化群体类别化视角下，采用同质性比较就容易产生群体的科学定位。

2.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入度，以促进城市生活和谐感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农民工在身份地位、社会权利、价值观念等方面向市民转化，实现城市文明的再社会化[4]。新生代农民工有别于父辈时代的农民工，不仅继承了父辈们的努力工作的勤劳本质，而且在工作条件和报酬上有了自己新的需求，具有较强的城市化倾向，在价值观念、消费形式和社会认同方面趋于市民化，尤其在自己子女教育上，希望子女能享受城市的优良教育资源，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有融入当前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适应力，除了在体制上给予一定的保障以外，应从心理层面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一员”的角色融入度。许传新、许若兰从社会距离的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入度，发现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5]。

大多数流入城市的农民就业渠道主要是靠亲缘、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通过非正式途径就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边缘人”的身份认同危机[6]。增进城市社区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交流和共事，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内封闭性成为必要。Mussweiler的选择性通达模型认为，在目标和标准同样的社会实践中，不同群体间会产生同化效应，即当个体面对社会比较信息时，其自我评价朝向比较目标的现象[7]。依据此模型，当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公民在广泛范围内接触和共同完成某项任务时，其价值观和意义感与城市居民相似。因而，在生活教育等基础领域，扩展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互相参与的平台，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对城市规则以及文化系统的进一步了解，增强城市生活的和谐感。

三、灵活多样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旨在应用心理学的原理、方法和程序预防或消除症状或适应不良的行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国外的心理服务固然有许多引人瞩目的成功理论、方法与体系，但只有当它们与本国文化和国情相融合之后才能显现其适宜性[8]。首先，要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其次，要因地制宜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工作性质不同，聚集地相对比较分散，较为集中于建筑工地等劳动力密集和服务性行业集中的地方。再者，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的社会效益应给予科学评估，合理配置人员和设置机构，科学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1. 以多元文化视阈指导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

新生代农民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是文化的变迁产生的心理冲突。城乡文化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折射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是心理冲突和社会认同的困惑。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结构的变迁处于“从家延伸”和“返回家”的双重拉力过程，从而产生扬弃传统的农村文化还是全面吸收现有的城市文化的心理冲突。每座城市的文化特征比较一致，都秉承开拓进取的现代精神，追求公平民主、注重效率、提倡竞争、注重合理消费和生活品质的提升等。城市文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传统文化是深入人的许多隐性心理的，也无时不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因此，运用多元文化视阈，强调实际的文化语境，深入了解当地农村社会文化和现有的城市文化之间的差异，实现文化意义的调和，是促进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谐的首要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原有的农村文化由于地域的不同，呈现多样化和区域化特征，在面对心理健康问题时都有自己的调控方式。景怀斌从“信仰——养性”思路出发，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具有以儒家、道家和佛家为中心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调适方式。在民间方面有“缘”的观念和“报应”思想，并且有算命和巫术等形式的心理调适方式[9]。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时，合理运用西方心理健康服务的身心调适理念和技能的同时更需要注重新生代农民工固有的文化情境，处理好城市文化的理性和农村文化的感性之间的差异性，协调之间的冲突。

2. 因地制宜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构建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起步相对比较晚，面临着专业人员缺乏、规模运行机制不健全等不足，如果要建立新生代农民的社会支持和心理援助系统，需要多方面协作、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政府、非政府民间组织、企业雇主以及各种社会主流媒体应多方位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服务范围不仅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而且要关注他们的发展问题。

在畅通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的预警机制、危机干预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的同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分布，积极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企业心理健康服务”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自助活动”。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聚集地之间进行多样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和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活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活动需求，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提升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如开展集体体育活动，建设社区图书馆和电影院，建立心理健康宣传栏等。另者，进行企业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企业文化的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既注重竞争和效率，也注重合作和和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自助团体也是一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很好途径。从多元文化的视阈，新生代农民工是最了解自己的群体，能够运用同一文化意义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调适手段，容易产生心理上通情。因而，发展、监督这些自助团体将有助于深化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3. 科学评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的社会效益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是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部分。心理健康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要贯彻精神卫生工作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保证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社区和基层[10]。

在我国社区和基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国家应组织或委托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和心理健康教育实际工作者共同研究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评价与督导指标体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进行社会效益方面的科学评估。关注心理健康服务的学者应注重考察心理健康服务的开展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满意度的联系，注重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与心理健康服务人员数量之间的合理配备，注重总结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类型以及心理健康需求范围，注重考虑政府、社区、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整合程度和有效性，科学验证社会公共资源投入、心理健康问题所造成损失和心理健康服务受益之间的关系。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1.

[2]王登峰,黄希庭.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7.

[3]黄希庭,郑涌,毕重增,陈幼贞.关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J].心理科学,2007(1):2-5.

[4]何晓红.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J].前沿,2005(10):228-231.

[5]许传新,许若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7(5):39-44.

[6]李良进,风笑天.试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12-16.

[7]Mussweiler T. Comparison processes in social judgment: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s[J]. Psychological Review,2003(3): 472-489.

[8]徐华春,黄希庭.国外心理健康服务及其启示[J].心理科学,2007(30):1006-1009.

[9]景怀斌.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心理学报,2002(3):327-332.

[10]徐大真,徐光兴.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模式建构[J].中国教育学刊,2007(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