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鸿林，王其辉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西方学界特别是政治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和理论保持着持久不衰的热度，出版发表的论著文章甚多。由于西方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派别、理论操守的差异，他们对我党执政的事实、执政的绩效、执政的挑战、执政的前景等作出了迥异多样的研析和阐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有着尖锐的对立分歧。

一、关于中共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文化的核心。在中共执政理念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达成若干基本共识。

务实治国理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具备务实的态度，因而相对来说，这个执政党是比较成功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也曾论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正逐步从‘转型、巩固’，进入‘适应的阶段’。从而表现出了实用主义逐步取代意识形态的特征”［1］。新加坡学者林住君认为，贯穿中国走特色之路的精神，其实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响亮的口号覆盖了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又可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

持久发展经济理念。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将为十六大后更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即中国将继续以“经济工作、经济建设”为重点，通过经济成就来巩固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与繁荣。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线概括为“政治渐变，经济优先”。林培瑞教授、季北慈教授等认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从中国民众的支持度上得到了证明，而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中国执政党通过成功地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沙姆鲍尔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振兴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民主建政理念。海外学者认为，增强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逐步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1］。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社会学家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在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认为：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科学发展理念。针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充分考虑到本民族的传统因素的基础之上，基于对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前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路。采取这一执政思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以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目标为己任。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的阶层性，如果说“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那么“北京共识”的目标，则是要帮助更多的普通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此外，在看待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意义方面，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关于中共执政的“主义”之分

“新权威主义”论。1986年美国学者邹谠（Tang Tsou）发表文章，用“集权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改革思路；凯尼思·莱布丝尔（Kenneth Lieberthal）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用“分化的权威主义”来形容中国的政治观念；爱德温·A．温克勒（Edwin A．Winckler）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伊利沙白·J．皮埃尔从政权控制、市民社会、国际化等方面对中国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新权威主义做了考察，认为1992年是中国全面试验新权威主义的一年。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学者郭苏建（Sujian Guo）出版了《后毛时代的中国：从极权主义到权威主义？》一书，认为后毛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21世纪的挑战》一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中国式联邦主义”论。1995年，冈比瑞纳·莫尼提洛那（Gabriella Montinola）等人在《世界政治》上发表论文，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中国式联邦主义的路子。有人针对苏珊·舍克（Susan Shirk）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后毛时代改革的特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自后毛时代以来，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事实联邦主义。并且认为，这种事实联邦主义在邓小平的中国已普遍流行，但其重要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它在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保守主义”论。美国学者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邓主义时代在中国即将结束的意义不限于邓小平即将去世的前景；从那时起，一个不确定的转折期伴随旧保守性改革派力量的加强而出现，并且逐渐被新的和更复杂的关于怎样保持改革的成果同时指导市场化过程的张力所取代。派伊（Lucian W．Pye）也坚持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毛的中国的本质显然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邓的中国以实用主义为特征，但要找出几个词来描述江泽民的中国很不容易。有很多矛盾的趋向，很难说哪些是具有历史性的，哪些是暂时的。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及自身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变化，保住执政权力”

说法一：“否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将会失去政权。1996年，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S．罗文（Henry S．Rowen）认为，中国到2015年将会实行民主化［2］（p．61）；“中国崩溃论”的吹嘘者、美国华裔学者章家敦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在2010年被推翻［3］。

说法二：“肯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增强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的适应性，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有五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海贝勒从这些特征出发进而断定：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并非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实体，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1］。

说法三：“成因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4］；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员金山爱（Maria Edin）认为：“人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旧时代的残余，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失去权力。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市场力量来重造自身，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5］布鲁斯·迪克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6］。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挑战与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流行范畴。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步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有的西方学者则认为，正是在这三个合法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着如下挑战：

挑战一：由于缺乏来源于民主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福利，以便获取人民的支持。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恶化了中国的环境，并且带来了失业和不平等等严重问题。

挑战二：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剧了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将在中国政治中产生新的紧张和力量。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认为，“到21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日常特征”［7］。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并且“政府的失灵是矛盾变成对抗性和危险的矛盾”［8］。

挑战三：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开放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必将培养和宣传自己的民族主义性质。此外，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9］（p．153）。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会转向中国共产党自身［9］（pp．12－13）。

挑战四：尽管从腐败产生之日中国就发动了反腐败斗争，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致命弱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10］（pp．330－336）。

通过对以上“挑战”的分析，有些西方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第三次“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合法性”转型。傅士卓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11］。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按照西方的合法性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民众支持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按照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意见”来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可能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权统治。要评估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必须看被统治者对该政权的接受程度如何。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12］。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演变是一种“收缩（Atrophy）”和“调适”（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虽然，“政党－国家体制”的收缩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许多紧迫的挑战，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了“萎缩”。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13］（p．9）。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

研究中国政治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民主都颇感兴趣，他们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关系来研究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前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非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自由民主转型”。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认定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则是民主转型。但就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问题，西方学者们产生了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总的来说，他们都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经济增长、新兴的公民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国际权力的制度化和去政治化、国际压力、具有远见的领导人和选举的遗产，将会帮助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民主制度，“2020年将是中国民主化的‘最早’期限”［14］（p．7）。

观点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非自由主义民主”。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国当前的政治正处于转型之中，不论是陷入崩溃或混乱，还是通过和平的转型，终归都要走向民主。因此，一些西方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中国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中国未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而言，它可能是“政党－国家民主”（Party－state 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宪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15］。

观点三：“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执政”。不论是那些认为中国通过崩溃走向民主的西方学者，还是那些认为将会出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学者，他们实际上都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维持下去的看法。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予赞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完全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之类的重大变化。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将像经济改革一样，也是渐进性的。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Eclectic State）［13］（pp．179－181）。

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转型的探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话语和认识维度，有助于我们突破自身的视域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党情国情的认识。中西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认知逻辑，以便有效地构建自身的有力的话语系统，进而积极有效地应对西方学者所持的种种偏见。实际上，一些西方学者诸多刺眼的过头的乃至怀有恶意的表达，对我们是难得的警醒。没有对立面的存在，只有一致的赞美，这对于我们党始终为民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长期执政才是可怕之极的。

［1］ ［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

［2］ Henry S．Rowen．The Short March：China’s Road to Democracy［J］．The National Interest，1996，（45）．

［3］ Gordon G．Chang．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M］．New York：Random House，2001．

［4］ Alexei Shevchenko．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the CCP 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 ［J］．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004，（37－2）．

［5］ 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J］．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3，（1－1）．

［6］ Bruce j．Dick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C］／／Chaeho Chong．Charting China’s Future：Political，Social，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Lanham：Rowman ＆ Littledfield，2006．

［7］ Thomas Bernstein．Unrest in Rural China：A 2003Assessment［EB／OL］．http：／／repositories．cdlib．Org／csd／04－13／［August 1，2004．］

［8］ Murray Scot Tanner．China Rethinks Unrest［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4，（27－3）．

［9］ Robert Weatherley．Politics in China Since 1949：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 Rule［M］．New York：Routledg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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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seph Fewsmith．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2，（25－4）．

［12］ Bo Zhiyue．China’s Model of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10，（1－1）．

［13］ David 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ion［M］．Washington：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8．

［14］ Larry Diamond，Bruce Gilley．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Comparisons with Taiwan［M］．Boulder ＆ London：Lynne Riener，2008．

［15］ Brantly Womack．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0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