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哲学研究

拯救精神：从阿伦特意志理论的视角出发

张静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人的精神生活有三种：思维、意志和判断，这是人自身所具备的能力。面对“无思”的社会现实，就需要对精神生活救赎，这是行动的前提条件。从阿伦特现代意志理论出发，审视思维和判断能力，实现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拯救，从而使现代人过上一种崇高的行动生活。

意志；精神生活；思维；判断；行动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美籍德国犹太人，出生在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曾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在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身为二十世纪杰出的思想家，阿伦特生活于极权主义的黑暗时代，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炮火的洗礼。当纳粹登上历史舞台之时，阿伦特被迫流亡辗转到美国，但她没有一刻忘记犹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作为一名具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她积极关心政治生活，一生主要致力于政治理论的研究。阿伦特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思想闪耀着无尽的光芒，尽管困境重重却依然爱这个世界，是一位二十世纪充满激情思考人生的伟大女性。

在现代社会，哲学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在二十世纪的黑暗中，阿伦特清楚地看到哲学涉入政治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德国大批知识分子抛弃良知投身纳粹，向政治妥协，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这令阿伦特痛心疾首。在完成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爱的观念》之后，阿伦特尽量避免谈论纯哲学，把关注点集中在政治领域。但是在面对二十世纪这个匪夷所思的年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之后，阿伦特清醒地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并非仅仅作为政治事件而出现，而是人自身出现了问题。面对现代行动领域的危机，阿伦特晚年明确提出“回到哲学中去”，即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进行探讨，以期从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探讨中增进人行动的能力。人的精神生活有三种，包括思维、意志和判断，这三种能力内在于人自身之中。现代社会是一个“无思”的社会，面对众多的“无思”的人，必须要完善人的意志能力，增强人的行动能力。并且，意志能力是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间的重要因素，对拯救精神意义重大。

一、现代意志的特征

阿伦特认为，意志是现代人身上所具备的重要能力。她通过不厌其烦地援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给予人意志能力深深的肯定：“我们的内部意识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种能力，而人类的所有外部经验却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能力。”[1]2意志的存在是一种事实，阿伦特分析指出，现代社会中，意志是人内心的一种感觉和精神状态，是我们用于将来的心理能力，意志内部充满冲突，“我愿意”和“我不愿意”同时发生，自己与自己的内心展开激烈的战争。当“意愿的我”作出一方的抉择，则变成了既定的事实，也就成为了行动的结果。由此可知，意志指向将来，是一种开端启新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新人不断出生，因为出生而获得了创始能力，意志面向未来，在不确定性之中开始计划，试图去创造未来。新的开端意味着新的希望，其中蕴含着人的意志，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首先，意志具有自由性。谈意志就一定涉及到自由的问题，这是意志活动的主要特性。阿伦特在《精神生活·意志》全书一开篇，就表示她“将讨论意志能力，包括自由的问题”[1]1。其实自古以来，神学家、哲学家都纷纷肯定意志自由的特性。无论是奥古斯丁“我愿意和不愿意”的选择，亦或是康德排除感性质料的纯粹理性，都表征着意志是自由的。阿伦特这里主要是受奥古斯丁的影响，意志的自由主要是一种选择，意志面向将来，将来会出现很多可能，这就需要人去选择，因而是自由的实现。可见，意志能力与自由是相互缠绕的，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

其次，意志与行动有关，是一种关涉于政治行动的自由意志。人的意志能力自古以来就与行动与实践密不可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的意志与政治行动相关联。因为所有的意志都是与行动有关的，如奥古斯丁的意志是与神圣行动有关，康德的意志是与实践行动有关，每个理论家的立足点不同，因而论域发生分歧。阿伦特是站在政治行动的立场上来考察人的意志能力，因而她的意志自然也就是一种关涉于行动的自由意志。

再次，意志具有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征。现代的社会处于多元化的时代，这是现代的时代表征。人们纷纷追求多样性和复数性，这是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而“复数性”的人之境况也是阿伦特孜孜以求的不懈追求。由于人本身是个体性的，个体性就代表着复数性的存在，保证了人的繁多性，因而人的意志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意志具有特殊性的特点，代表着宽容的原则。可以容忍相反的意见，可以吸收不同立场的观点，这样会使公共领域更加发展壮大，公共领域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可以聆听不同的声音，每一个主体意志都有发言的权利。倘若意志是一般的，会导致政治空间的彻底崩溃，产生极为严重和可怕的后果。若只有“单一性”的意志，倒退回“一元化”的时代，可怕的现实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普遍性的意志是行动领域的危险和障碍，因而，必须拥有特殊性、个性化的意志，才是公共领域得以进行发展的前提条件。

最后，意志对于行动具有动力性的作用。意志不仅仅关涉于政治行动，而且意志作为行动的动力，能够指导行动，对行动具有鼓动作用，它是“自发地开始一系列连续事情或状态的力量”[1]4。阿伦特一直强调积极行动，要人们去过一种合乎人性的政治生活，意志的动力性要求人们重建公共领域，让公共生活再次成为人们的根本生活。现代“无思”的普遍社会现实表明，因为复数的人失去了自我意愿选择的能力，因此导致行动领域的“无思”状态。个人的自我意志消失不见，顺从地听命于他人的意志，导致行动领域恶行的出现。当然，这是从反面来看意志对于行动的鼓动作用。谈及意志对行动具有动力性或鼓动性，意在表明意志是行动的动力，在面对公共领域中的政治事件时，人自身的意志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会左右行动的发生发展。正确的多元意志，会对公共领域起促进作用，繁荣复兴衰落了的公共生活。因而，行动是人的意志的践履，是意志外化和意志显现实现的过程。

二、意志与思维

阿伦特在精神生活的一开篇便是对人的思维能力的考察，如果说公共领域是一个显现的世界，那么人的思维能力则是一种隐蔽的事物，是被遮蔽了的。阿伦特最为赞赏加图的话：“一个人的有为从来不多于他的无为，一个人的孤独从来不少于他独自一人时的孤独”[2]扉页，这就是哲学家思辨的生活，哲学家总是独处的，在独处中运用思维能力，在沉思中获得思维体验的幸福，这被认为是一种形上的思辨。阿伦特认为思维不是一种静观宇宙的形上思辨，而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活动，体现为一种精神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与世界、与政治打交道的人的内在的精神能力。这体现了阿伦特对于人的思维能力应用领域的革命变革。

面对思的领域和思的活动，阿伦特尤为推崇和赞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称自己是“牛虻”、“产婆”和“电鳐”，就是说思维活动是一种省察的能力，一种与行动有关的自我反省的能力。第一，当人的思维能力对自身行为的意义、对约定俗成的传统标准进行审视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破坏和颠覆的作用，“思维是颠覆性的，思想之风是一种能横扫人们得以指导自己行为的一切既定准则，使城邦陷入无序状态和迷惑公民的飓风”[2]199。历史上广为流传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源于这种对于传统的破坏和颠覆，说他教唆青年和不敬神，所以被城邦处死。“苏格拉底生得很丑，但是死得很美”[3]73,他的死之所以“美”，是因为他运用人的思维能力反思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反思的生活将是没有意义的，经过审视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他为人类殉道而死。苏格拉底要做的不过是去思维，这使人生充满意义，即充实地生活，人的思维能力要在行动中去考察。在现代，尤其是极权主义出现的时候，需要有像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刺激大众去思维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可悲的是，在当时纳粹时期，大部分人都缺少自主的思维能力，如艾希曼，他忠诚于纳粹的命令，坚信其正确性，对其不加反思，缺乏思维能力，盲目地接受了纳粹的教条和标准。

第二，人在运用思维能力之时，是一种自我与自我展开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体验遵循着和谐的原则，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就是人的思维活动要与自身保持一致，要与自我形成一致。在和谐的自我内心对话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这也就解释了苏格拉底主张的“无人有意作恶”，当想去作恶时，思维会提醒你：真的想和一个杀人犯生活在一起吗？因而，在内心的对话体验中，人避免了作恶。在思维的时候，通过“我”与“我”的对话，力图使自己的内心声音保持一致，反思现实“到底该做什么”。在大屠杀中，无思的人放弃思维的能力，仅仅听从外界的声音，不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缺少内心对话的体验，导致了恶行的出现和行动领域的深重危机和苦难。

为什么在精神生活的一开始，阿伦特将人的思维能力置于首位来考察？上述可见，面对传统的标准，人需要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去看现实善恶，再作判断，所以人的思维活动在逻辑上理应在先去得以考察，这就是使思维放在首位的原因。人的思维能力的作用是很大的，它直指无思的社会现实。阿伦特的思考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考察，经过反思现实的活动人们才能抵制恶行的发生。面对“无思”的大众社会，就需要有思维能力的人出现，人的自主的思维能力能够完善人的精神，医治行动领域的顽疾，使“无思”之人变成“有思”之人，使“无思”社会变成“有思”社会，这体现了人的思维能力的政治意义。

意志和思维都面向的是人本身，人运用这种内在的精神能力去面对现实世界，对现实社会发生的事情作出合乎于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思维是对现有事物的思考，而与思维能力不同的是，人的意志能力面向未来，预测未来，筹划未来，在这种筹划中，发挥意志的作用，意志所具有的这种可预测性，是由将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应用于未来的意志引导行动的发生，思维是对行动的进一步思想，二者对行动都有促进作用。人的思维能力和意志能力共同作为人的内在的能力，发挥不同的作用，却都对完善人的精神生活有着很大的意义，同时对行动领域危机的解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意志与判断

阿伦特对于人的判断能力的思考，深受康德的影响，尤其是其三大批判之一的《判断力批判》。它是康德“未曾写出的政治哲学”。在康德审美判断力这部分中，康德是非常重视特殊性的问题的。而阿伦特汲取了康德的养料，也同样重视特殊性。阿伦特之所以重视特殊性，是与其对于政治的理解和评判是分不开的。在政治生活中，大众社会发生着一个个具体的事件，这些具体事件是存在差别的，不可能用整齐划一的思维方式加以把握。政治与特殊性、差异性、个别性有深刻渊源，要连结在一起去考察。如果分割开来的话，也就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恐怖”，重“普遍”而轻“差异”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和特色。而在政治领域中，具体的政治现象是有差异的和特殊的，不可能用一致的概念体系网罗一切政治现象，要从人自身的理解出发，从个性出发面对多元的社会现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阿伦特不光讨论了特殊性，同样提出与他人契合的扩大了的精神即 “精神的扩展”。“扩大了的精神”就是在公共领域中，人要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思想，聆听他人的声音，与他人形成交流，在沟通与讨论中获得他人的同意。通过自我的判断能力，每个人可以抒发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意见进入行动领域，同时要把更多他人的想法考虑进来，在公共的舞台上亮相，达成和他人的交流和对话沟通，“判断的力量建立在他人潜在同意的基础上，在判断中活跃着的思想过程不像纯粹推理的思想过程那样，是我与我自身的对话，而是首先和始终置身于我和其他人的一种想象的交流当中，即使在我独自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我也必须最终从想象的交流中，获得他人的认同。从这种潜在的同意中，判断获得了它的特殊有效性”[4]204。这种公共舞台的交流使人不再仅仅是一个有限的个体，判断使人超越个体的有限性，这其中所形成的意志意见，便是一种扩大了的精神。

阿伦特的判断要求人从他人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这就要诉诸人所具有的共通感，即共同感觉。康德在谈论美时，在形式的客观性上，看到人所具有的主观条件，这就是人共有的共同感觉。共通感具有一种可交流性和可传达性，是人性中所固有的。例如我们说这朵花很“美”，这并不是在于事物自身有“美”的客观属性，而原因在于人所具有的表达这种感受的“主观普遍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愿望就是康德的共通感。所以说，共通感的基础是大家的共同感情，为彼此所普遍共同具有的。因为有了这种共同感觉，人与人之间才构成无障碍的交流，共同在行动领域中彰显自身。共通感使自我与他人共同在场，这使得自我与他人之间具有了可交流性。这样，在行动领域中，人在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时，就会期待得到他人的赞同，得到他人同意，共通感使彼此的看法达到协调一致，这就实现了政治的意见的有效性。

人的意志能力与判断能力都涉及特殊事物，更接近现象世界，这是二者的共同点。在面对共同的政治的历史事件时，差异性和复数性显现出来，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个体的意志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公共领域之中，每个人的意志和判断显现出来，要关切他人的意志和判断立场，形成各自的言谈，聆听他人的声音，在公共的舞台上与他人交流，通过辩论沟通的方式达成一致的意见和见解，这样就保证了公共领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个体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公共的意志之上，个体的判断也不能不在乎他人的在场，在行动领域中，“复数性”的人们需要保存政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避免罪恶历史的重演。

判断是人内在的能力，判断是决断的准备。意志指向未来，筹划将来，预测以后的事情。通过判断能够很好地指导将来，对善恶的思辨和理解能够引导将来行动领域的走向。阿伦特指出意志只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非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她更为看重人的判断力。人的意志的能力是有限的，毕竟意志存在于私人领域之中，自己与自己展开对话，意志是我的意志与其反面否定的意志间的对抗。判断虽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能力，却直指公共领域，面向行动，为人的政治生活服务，判断是离行动领域最为贴近的人的能力。

总之，面对“无思”的社会现实，拯救人的精神生活，就需要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思维，运用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能力来实现自身的救赎。人的这三种能力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在一起，同时起作用。意志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没有意志能力，这在阿伦特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人作为行动的存在，居于 “过去与未来之间”，若失去了“未来”这一维度，人类岂不是没有了“明天”？对于人的可预测性的把握，判断能力的增强，作出正确的思考，是人面对精神生活应有的态度，也是对于拯救精神生活的一种合理的方式。“艾希曼审判”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一去不返，可是作为精神事件所带来的深重创痛是否真的能永远不再来？这是阿伦特最大的隐忧。思维、意志、判断三者有着各自的维度，共同构成人的精神生活，“思考给判断和意志提供了可供选择并加以判断的 ‘思想之物’；意志给思考和判断提供了自我的性格，从而给对话式的思考，公正无私并便于交流的判断提供了基础。那么判断，对思考而言：提供孤独中的思考所不具备的与他人的关联，即扩展的精神。对意志而言：提供一个由批评者和观众组成的公共领域，向其发送自己的抉择，让人愉悦或不快，让人争辩和讨论”[5]138。在三者的关系中，意志最大的贡献就是给了人一个“明天”，去与人的过去和现在和解，给人以希望的展现，这就是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拯救。但思维和意志终究是软弱的，它们都居于私人领域，与自身对话，而转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诉诸于人的判断力，实现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转变。对于在现代性背景下艰难喘息着生存的人类来说，人需要“救赎”。这个“救赎”并非求助于天启神灵，而是自身的“救赎”，阿伦特诉诸于人的行动生活，所以，就要求我们去行动。

[1][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M].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M].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M].刘北成,刘小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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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0

张静（1987-）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辩证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