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士明，王 杰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300072)

中外大学初创时期，是指现代大学在西方国家出现和在中国出现的不同时间。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1］这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是晚于(后发)西方高等教育，借鉴(外生型)西方高等教育经验而建立的。教育史一般将西方大学的初创时期定为12世纪到13世纪初，而将中国大学的初创时期定于清末。大学规章制度从内涵上反映了大学初创时期的差异，表现出根源性的区别和由此形成的办学特色，探究其制度根源的差异，有利于从源头认识中国大学制度文化的特征，有利于我国大学制度文化的进一步完善。

一、源于自我管理、自由、自治的西方大学制度

英国学者阿什比曾经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文中提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2］中国学者胡金平在《中外教育史纲》一书中则更加明确提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3］中世纪前期，欧洲国家之间战火不断，国家的消亡与兴起跌宕起伏，民族矛盾十分激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要求和平、自由与平等的愿望日趋强烈。到中世纪中后期，和平与民主成为整个社会政治的迫切需求，统治者不得不进行相应变革。例如1215年，英国统治者约翰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1265年孟福尔召集国会，成为英国议会的开端。从1343年起，国会分成了由贵族组成的上院和代表骑士、市民的下院，确立了议会君主制。与此同时，西法兰克王国演变成了法兰西王国，并加强了王权，罗马教廷被迫迁往法国南部，并自上而下召开三级会议，也形成了议会君主制。政治上的进步，使得封建制的庄园式自然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转变，资产阶级开始萌芽，并逐渐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例如巴黎、汉堡、威尼斯、里昂、都尔奈、马赛、科隆、特里尔、斯特拉斯堡、热那亚等，形成了一个贸易区。文化方面，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文化的萌芽，也成为文艺复兴的摇篮。

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传统的为贵族服务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变革。“这时的教育思想已蕴涵着近代教育强调理性、尊重自然以及科学的成分，这促成了中世纪大学的产生。”［4］“最早的大学建立于12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13世纪后欧洲又增加了一些。在中世纪大学中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有萨莱诺大学、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英国也出现了牛津大学”［3］。黄福涛在《外国高等教育史》中提出:“巴黎大学和波隆纳大学是自然形成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出现于1208年的巴黎大学不仅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还是整个北欧和部分中世纪大学的原型。”［5］“他们首先于1208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获得‘学者和师生行会’的资格，获得合法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利，现代大学的最初原型逐步出现。”［5］59所以，西方大学最早缘起于行会组织，“按‘大学’一词的原意，是为了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gild)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或协会)”［6］。

大学作为一种行会组织，是学者和师生为了保护本行业和自身的利益建立的。“大学是一个学者社团，这种在中世纪欧洲社团精神影响之下形成的社团组织形式，使大学拥有了‘严密的组织、法人性质、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记。”［7］它所制定的规则条约，是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和维护组织的利益。例如:中世纪的大学享有居住与安全权、司法管辖权、罢课和迁徙权、执教资格授予权和免税、免役权，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治的大学。大学不是完全服从于国家意志，这种特质保持了大学与国家之间的相对自由，大学有自治权，也有学术自由权。

虽然西方大学制度强调大学自治，与国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与国家意志还是保持一致的。“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8］虽然大学并没有把自己的终极目标与国家意志完全挂钩，但它是国家发展的一架马车，终点还是国家利益。因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教育是不会与国家完全脱节的，只是西方的大学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站在国家意志之外，避免与国家意志完全纠结在一起，通过间接的手段去实现自身的目标，达到大学与国家利益的融合。如牛津大学的自我管理与自我完善具有自己的信念，正是这种强调人性化的管理信念支持着牛津大学成为世界著名大学，成为英国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摇篮。

二、源于“御辱救国”、“兴学强国”的中国大学制度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一部反抗屈辱、寻找强国之路的历史，中国近代的教育也在这种探索中逐步由封建教育转变为现代性质的教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面对列强的压迫，清政府不得不被动应对。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用以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事务。同时，以军事近代化和工商实业近代化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兴起。同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洋炮局。其后的1865年到1890年间，洋务派在全国建立的军事工业共有20多个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局等。

为了配合军事、外交和商务活动对于人才的需要，洋务运动建立了“西文”、“西艺”和军事类新式学堂。1862年，恭亲王奕忻向清朝廷上《奏设同文馆折》，当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标志着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在中国诞生。转年，清政府又建立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政府又创办了广州同文馆等。这些语言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被统称为“西文”学堂。建立的“西艺”类学堂包括:1876年建立的福州电报学堂，1879年建立的天津电报学堂等。洋务运动建立的军事学堂有15所左右，例如:1866年建立的福州船政学堂，1874年建立的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80年建立的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建立的天津武备学堂等。“西文”、“西艺”和军事学堂的建立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开创性的探索。其对于高等教育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完善了教育层次，为高等教育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其二，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文化、新知识的学生，为高等教育的产生准备了生源;其三，各类学堂的探索实践活动为高等教育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学堂的办学实践既是对于西学模式的借鉴，也是西式教育在中国本土化之路的探索。

清末政府建立“西文”、“西艺”类学堂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政权，同时又担心西学的发展对于封建政权带来冲击，因此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教育原则，将西学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发展空间，造成清末西学发展速度缓慢，层次水平较低。

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破产，也同时宣告了“中体西用”洋务教育运动的失败。梁启超在《学校余论》著作中指出:洋务教育“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期间，以效用于天下”。维新派也批评西方的知识“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端其本”，指出这种学习西学不彻底的做法，犹如“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洋务运动违背了传统的体用相关、体用不二的基本精神，将文化本体与其功能属性割裂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开始主张“西学体用”，反对“中体西用”。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与此同时，盛宣怀则更加明确提出“参用西制兴学树人”，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明确提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9］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在举国上下“御外侮”的强烈要求下，建立大学成为清政府御敌救国的发展方略，新式近代大学孕育已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

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5年10月(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是经清政府批准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大学。甲午战败后，响应清光绪皇帝“自强”“求治”的上谕，津海关道盛宣怀起草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于1895年9月19日上呈时任直隶总督的北洋大臣王文韶立案。1895年9月30日，王文韶呈光绪皇帝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光绪皇帝于10月2日批准“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根据《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五)》记载:“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津海关道倡捐集资创办西学学堂。请饬立案。下所司知之。”(中西学堂和西学学堂是北洋大学堂拟设时的名称)。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成立是经过清政府批准建立的，其办学章程是经过政府严格审核的。

国家创办大学这一模式，在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上表现的更加明显。1896年之后，光绪皇帝多次严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速按要求开办京师大学堂，总理衙门请梁启超起草了大学堂设立章程。1898年，清政府批准建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的主要宗旨是:1)京师大学堂被定性为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及全国最高学府，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管理权。《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总纲”中开宗明义就提出:“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10］2)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规定的一套行政管理制度，规范了教育管理行为，确定了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从官员设置到教师管理条款详备。这套完整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大学堂自身要遵守，而且颁发各地学堂令其照办。3)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颁布的教育方针是整体教育必须遵守的原则。1896年6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立学宗旨。他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着，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1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京师大学堂也是全国学堂的立学宗旨。

因此，中国大学初创是听命于国家意志，直接受国家管理，并为国家体制服务，是国家的附属物。

三、中外大学制度特征比较下的几点认识

1．大学形成过程决定了大学制度的特点

中外大学不同的形成过程造就了制度理念的不同。对于中西方大学形成的过程与大学制度的关系，我们可以笼统地将其概括为:中国先有制度后有大学，西方则先有大学后有制度。

西方大学形成于行会组织，先有大学后有制度，延续了行会组织的精神，在长期的大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符合自身情况的大学制度。建立制度出发点是一种自身的完善，是基于组织内部的管理和效益的提高，所形成的是一种彼此认同、共同遵守的契约精神，与国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在国家的强力约束之外，以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实现国家意志与大学目的的融合，实现国家意志与大学行为的一致。

中国大学则以“御辱救国”、“兴学强国”为制度理念。中国的大学是先经过大臣奏议提交相关的大学章程，再由政府批准而建立，形成了先有制度后有大学的局面。这一概括不仅表现在社会环境、时间节点等发展坐标上的客观区别，更表现为制度本身内涵上的区别，中国大学创建之初就打下了在制度约束下的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和管理体制的基础，是一种制度设计下建立的大学，因而确立了与生俱来的自身特点:一是确定了兴学强国的价值取向和为国家服务的大学功能;二是确定了国家批准大学的隶属关系和大学属于国家领导的行政关系;三是大学制度的性质不是大学内部管理性质的制度，而是体现了国家对于大学的要求。由此形成了中国大学与国家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大学的生存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大学制度与国家体制是依附关系，大学受到国家的领导而不是指导。

2．大学制度的差异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差异

西方大学以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的根本，中国大学则以听命于国家意志、直接受国家管理并为国家体制服务作为大学制度的根本，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差异。

西方大学强调自治、张扬个性、注重学术自由，并由此形成了卓尔不凡的世界影响。在西方大学史上，大学为了自治和学术自由而与王权、宗教进行了不懈的争斗，进而取得了一定的硕果。随着欧洲12世纪之后贸易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萌芽，为了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教会神学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逐渐形成，行会得到迅速发展。大学就是在行会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行会起源时所具有的自治成分也在大学形成的过程中注入其中。强调自我管理和自我价值形成了西方大学制度文化的内涵，也形成了注重自律、自治的西方大学文化制度，它的制度理念是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中国近代大学是在传统封建文化理念的指导下创建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历代封建君主利用儒家思想中的“忠”、“孝”等思想，推行封建等级秩序，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儒家道德意识规范起来，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效果，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虽然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强调“中体西用”，但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建立的大学，必然带有封建传统文化的色彩。因此，中国大学注重行政管理、尊崇传统、强调国家与社会责任。

3．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国大学的文化变异

从制度视角我们看到了中外大学初创时期的差异，但是就中国大学而言，初创时期不仅有差异，更多的是融合。中国近代大学虽然建立于封建时期，植根于封建文化之中，但是它毕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学习西方教育经验、尝试西方办学模式的产物。因此，中国大学制度中带有中西文化融合的特征。例如，京师大学堂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科设置方式，不再按照经、史、子、集设置学科，而是按照西方学科标准设置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学科。不仅开设尊孔读经的课程，更多的是开设现代科学技术课程，并且在章程中将数学、物理、化学等确定为必修课程。从办学模式、学科分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到学生培养，其制度的制定基本是以西方教育模式为蓝本。由此可见，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制度虽然带有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传统意义和形式上的封建教育，而是在封建制度束缚下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异变，为中国教育的彻底改变开启了先河，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

［1］［挪威］阿里·谢沃．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M］．阿里·谢沃，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6．

［2］［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腾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3］胡金平．中外教育史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9．

［4］张斌贤．外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版社，2007:101．

［5］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1．

［6］［英］威廉·博伊德，埃德蒙·金．西方教育史［M］．任宝祥，吴元训，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37．

［7］张斌贤．德国大学与国家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9．

［8］［德］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J］．高等教育论坛，1987(1):93-96．

［9］张凤来，王 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16．

［10］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

［1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