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娜 张国兵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00124

高校采购大多实行政府采购，招标工作多由中介机构完成，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制度机制风险、权力运行风险、思想道德风险”三类廉政风险。制度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作用；权力运行风险包括权力配置不合理、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过于集中三个方面；思想道德风险包括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它们都取决于制度的顶层设计。

有关专家指出，政府采购制度设计亟待进一步完善，理顺政府管理体制，提高监管力。政府采购主要是采购人和市场的问题，不能期待仅仅通过技术革新和交易方式的改变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法律制度和道德来解决。

1 高校廉政制度的内涵

1.1 高校廉政制度的概念分析

所谓高校廉政制度，是指为了预防、制止和惩处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和教师利用其掌握与教育相关的权限和资源所发生的各类腐败行为，保障高等教育公平、公正，保证高等教育资源得到合理应用，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高校制定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或条款。

高校廉政制度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专门规定廉政建设内容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廉政文件”)，二是嵌入在各职能部门管理办法之中的规范性条款(以下简称“廉政条款”)，廉政条款一般由职能部门制定学校统一签发。

1.2 廉政条款：廉政文件的有益补充

如上所述，高校廉政制度包括“廉政文件”和“廉政条款”两个方面。廉政文件是指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根据上级文件、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制定的反腐倡廉规范性文件；廉政条款是指具体业务工作，根据流程中权力运行的廉政风险，设置科学合理的分权机制，对集中的权力事项进行必要的确权、分权、限权等，通过廉政条款对权力运行中的廉政风险进行有效防控。廉政文件和廉政条款在高校廉政制度建设过程中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2 高校采购招标领域相关廉政立法探析

2.1 我国高校采购招标领域制度建设现状

我国高校采购招标领域制度建设主要来源于国家立法、国务院行政法规以及各部委的行政规章。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层面：

2.1.1 国家立法

《政府采购法》内容包括政府采购内容、采购方式、采购程序、采购合同以及相关的风险防控制约和追究机制；《招标投标法》对政府采购的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过程中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2.1.2 国务院行政法规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对投标、开标、评标和中标各个环节中投标人、评标专家、代理机构、中标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规范了招投标工作的具体操作过程。

2.1.3 部委规章

教育部《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办理的政府采购，适用本办法。”

2.1.4 地方政府规章

以北京为例，对于招标采购的管理，人事局、财政局、发改委等根据各自职能分别出台相关规定，对专家评审、采购代理、资格预审、招标监督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为了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活动，确保政府财政资金有效使用，切实防范政府采购运行中的廉政风险，政府层面分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资金使用到位。

不难看出，采购招标领域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但直接言明廉政因素的“廉政条款”严重匮乏；高校采购招标领域廉政立法有待加强。

2.2 我国高校采购招标领域廉政制度缺位与原因

有研究认为，现有高校采购招标“一校一模式、一校多规章”的现象严重，存在执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过程中，决策结构、管理模式、组织运行、监督体系的多样化和自主性。

2.2.1 廉政制度缺位表现为采购招投标活动不规范行为

采购招标业务流程中的重点环节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目前，高校采购招标业务的基本流程是：受理采购申请→编制招标文件→发布招标公告→进行资格预审→开标、评标、中标→签订采购合同。各高校负责招标采购的主管部门基本上是将采购招标工作交由1～2人负责，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专家身份直接参与评标，不相容职务未能有效分离，容易导致标书制作、资格预审、参与评标等重点环节由同一人经手，存在一定的廉政风险。

采购招标中的标书制作存在技术陷阱。高校招标采购标书中的技术参数和货物品牌往往由使用人提供，招标文件中技术指标具有倾向性，技术参数具有唯一性等，虽有监察人员评标现场监督，但由于技术壁垒，监察人员往往很难辨别出招标文件技术上的陷阱。

评标委员会原则上由校方专家按比例组成。评标委员会是通过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专家组成，相对比较公正。招投标文件明文规定评标专家中可以有校方专家代表。校方专家出席评标现场，客观上有利于帮助学校遴选出合适的中标供应商；但由于校方专家对学校情况知情，评标过程中其个人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评标结果，参与评标也存在一定的廉政风险。

设备使用人以释疑为由出席招标现场。评标委员会成员有时会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让设备使用人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认为哪一个投标人更符合招标要求，到场的设备使用人往往会明确表态，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设备使用人考虑到设备使用需要，确实认为某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更符合要求；另一种可能是招投标程序之外双方已经达成某种默契，直接导致风险发生。

借壳围标现象严重。受财政部门对专款执行的硬性规定等客观条件限制，有些不适宜公开招标的项目或者不具备公开招标条件的项目，不得不一律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导致一部分借壳围标现象发生，致使部分高校采购招标流于形式；同时也有一些投标单位通过内部操纵，以借壳围标途径保证中标几率等。

2.2.2 高校采购招标“廉政条款”缺位的原因

招标主体多元化。调研发现，当下多数高校没有成立统一的招投标管理部门，许多高校的招标采购分别由基建部门、资产管理部门以及后勤部门等分块采购，招标主体多元，招标制度各家自成体系。“多头采购、分散管理”问题突出。

招标制度有缝隙。由于高校统一的招投标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没有将廉政风险防控因素嵌入业务管理制度的规范条款，导致采购招标制度存在缝隙和漏洞，招标采购各个环节中存在一定廉政风险。

既得利益者自保。健全完善的制度设计既有利于受众群体的公平、公正，使公共资金用在实处。高校采购招标的廉政条款缺位很大程度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自保，规范详尽的“廉政条款”难免会给既得利益者造成“限权”和“断财”。

3 高校采购招标领域廉政制度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廉政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制度约束难奏效，需要通盘考虑，从整体进行布局和设计，要在制度建设方面打一套“组合拳”。高校廉政制度的位阶表现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位阶，校党委或校纪检监察部门出台的专门性廉政文件→第二位阶，学校各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出台的专门性廉政文件→第三位阶，学校职能部门各类具体业务管理制度的廉政条款。

3.1 完善高校采购招标“廉政文件”的法理思考

高校采购招标廉政文件的制定必须符合高校管理体制实际，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等主要工作；同时又要保证学校用于采购的财政资金合理运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防止腐败。从法理角度看， 高校采购招标“廉政文件”的顶层设计需要考虑廉政制度框架，做到制度明目齐全。笔者认为：

第一，作为廉政制度第一位阶的规范性廉政文件由学校党委或者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制定出台，其适用范围是全校各工作单位、各职能部门以及全体教职员工，这类规范性廉政文件包括《××大学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办法》《××大学信息公开办法》《××大学道德诚信守则》，理所当然地适用于高校采购招标领域的各个环节。

第二，作为廉政制度第二位阶的规范性廉政文件出台与制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统一学校招标管理体制问题，建议高校应成立统一的招标管理组织机构，由该部门起草制定《××大学招标管理办法》，按照校内行政程序，由学校统一签发，再由招标管理部门统一实施，通过制度明确招标主体的职责和权限、招标采购范围、招标采购方式、招标采购程序等内容，特别是要明晰采购招标的管理者、操作者、使用者之间的权限范围，建立三者之间的权力分离机制，同时学校监察部门要立足监察和纪律监督的角度，制定专门的《××大学招投标监督办法》，明确规定高校采购招标需要监督的具体环节，监督部门的职责权限、监督方式、监督内容以及监督之后的问责机制等。

3.2 高校采购招标领域“廉政条款”立法建议

在高校采购招投标领域，作为廉政制度第三位阶的廉政条款，应由学校统一成立的招标管理机构统一制定出台，具体廉政条款的拟定应考虑以下相关因素。

第一，根据当前高校对招标采购管理的现状，第二位阶的廉政文件《××大学招标管理办法》下辖制度应包括《××基建工程采购招标实施细则》《××物资采购招标实施细则》《××仪器设备采购招标实施细则》，这些文件应由高校各职能部门负责制订，细化各管理口径的采购招标行为，完善各个环节的廉政条款。

第二，必须直接将高校采购招标中廉政风险的防控因素直接嵌入具体业务管理条款当中，例如：招投标重点流程中的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等；也可以制定专门性的制度，例如：制定招投标专家管理制度，招标评标专门办法等，对于经常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的，还应该制定招标代理机构委托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第三，细化并完善制度的具体条款，特别是要将廉政风险防控的分权、限权、放权、减权等方面的廉政因素写进具体条款，从业务管理制度设计本身健全内控机制，综合考虑权力运行的效率。

[1] 王宏军.科学推进北京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管理[J].北京教育,2012(2):4-6.

[2] 周燕.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J].北京教育,2011(10):18-20.

[3] 陈津,孙世媛.高校仪器设备采购招标制度与廉政建设[J].实验室科学,2007(6):164-167.

[4] 杨宏伟.高校经济活动中大宗采购和招投标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研究[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2(2):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