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霆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 200023)

一、现阶段以投资拉动内需存在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投资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扩大初始投资可以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提高总产出水平。在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情况下，扩大投资本应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手段，但在现行体制下，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却引发了较多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投资将会加剧产能过剩

引起过度投资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市场信息不完全引发过度投资。在市场体制下，分散的投资主体进行投资时不可能完全掌握其他市场主体的投资信息，因此，分散决策可能会引致某一行业内的过度投资。其次，市场主体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为了使商品价格具有竞争优势，市场主体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而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途径就是尽可能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由此各个投资主体倾向于竞相扩大规模，致使整个行业出现过度投资[1]。近年来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大多数光伏企业知道竞争对手的现实规模和整个行业的潜在规模，但还是希望通过扩大规模以达到规模经济，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结果，大量资本涌入光伏产业，使得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我国的光伏产业一夜之间从盛夏到了寒冬[2]。再次，政府对市场的参与拉低了投资成本曲线，使得平均成本降低，商品的预期利润率提高，引导企业进行过度投资[3]。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诱导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到招商引资方面，而忽视了社会的总投资规模。为了引导企业投资，地方政府普遍在土地成本、税收优惠、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进行补贴，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使企业预期利润率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引导企业扩大投资规模[4]。最后，政府的不作为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了吸引企业投资，政府在劳动者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对企业放松约束，将企业的内部成本转嫁给社会，造成企业成本的降低和预期利润的提高，引导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企业过度投资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行业的产能过剩。1997-2001年期间，中央政府通过推动强制性的产能压缩，使很多行业的产能得到了清理，加上加入WTO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急速扩大，为新一轮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紧缩银根，强制关闭落后产能，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清理银行坏账等等。然而近10年来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很多行业的过剩产能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产能过剩现象又再次遍布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行业。2009年，中央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和新增的数十万亿的货币供应，把产能过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提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论点必然引起质疑。

(二)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

关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效应在理论上一直是存在争论的。从理论上看，在存在供给缺口的情况下，总产出的增加将导致边际利润、平均利润和总利润的增加；而当供给超出需求时，总产出的增加则导致边际利润和平均利润的降低，甚至是总利润的降低。与总产出相联系的是生产能力和投资，投资导致产能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从实践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各个行业都经历了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趋势，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政府主导、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导致挤出效应

由于产能过剩和投资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时期，政府出于稳定财政收入和就业的考虑，通常寄希望于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铁路、公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过剩的产品得到吸收，政府税收和就业增加，银行资金有了贷放渠道[5]。由于这些基建项目多数是国有企业实施投资的，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产和业务规模，社会资金流向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和业务活动受到挤压。如果继续把投资作为拉动内需的抓手，这种挤压效应可能会进一步增强[6]。

(四)预算约束不当和监管不到位使投资成为分配不当的渠道

以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投资一直存在预算不实和预算软约束的情况，这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中国的高铁投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改善了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条件。但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投资也是公共资金渗漏的主要渠道，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投资资金流入了个人的账户。在监管不到位、招投标缺乏透明度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投资意味着腐败，意味着社会财富的不当分配。

(五)过度投资抑制消费

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挤占了消费，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投资也造成了消费受抑制的效应。如果非公经济被挤压，则社会的潜在产出能力受到抑制，越是非公经济受到抑制，政府主导国有企业投资的作用就越突出，这已经形成一个循环模式。在一个基本平衡的结构中，如果净出口基本稳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适当，非公经济没有受到过度的抑制，社会产出能够维持一个大致正常的区间，会出现一个真实的、水分较低的增长率。一旦政府不满足于这样的产出水平，打破这个平衡，主导国有企业进行投资，以稳定财政收入和就业，这时信贷资金会被创造出来，总需求的额外增加将带动价格的上升；同时，由于预算约束软化，投资的成本虚高，导致未来超过正常成本的供给成本要由社会吸收，自然地推升了消费价格，造成居民消费受到抑制。[7]从高铁、高速公路到市政项目(包括市政道路、水电煤气以及其他配套项目)，都普遍存在成本过高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

二、投资对拉动内需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现有的机制下，以投资拉动内需确实存在诸多弊端。民营经济在投资方面可能比国有企业稍有理性，政府拉动投资的呼吁对民营经济而言可能还是作用有限的，政府主导的投资通常会落实到国有企业上。一旦拉动投资的责任由国有企业作为主要的承担者，就很难保证不出现上述诸多弊端。因此，现阶段社会对投资拉动内需存在很大的质疑，也是有根据的。同时，政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存在以新的投资吸收过剩产能的动机，存在用危机的方式去克服危机的动机。从机制方面看，在管理机制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在成本不真实的情况下，在政府的税收冲动不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现阶段把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抓手似乎弊大于利。

投资是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消费才是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价格信号扭曲和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的条件下，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内需，最终可能会沦为以投资拉动投资，以投资拉动GDP，而不是以投资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刺激消费也有可能在拉动内需的口号下沦为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两种做法都属于本末倒置。而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国内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消费来自腐败导致的财富再分配，也就是说，消费的总体水平并不低，有问题的是消费能力的不均衡、不公正[8]。如何调节社会总体中各个部分的消费能力才是主要的问题。

当然，投资在现阶段并非没有意义。对于发展中的经济而言，投资是克服瓶颈的必要手段。历史上我们多次把投资当作这一手段来用，如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改革开放前夕的化工、冶金投资，改革开放后的“煤电油运”投资，这些大手笔的投资对于调整经济结构，克服发展瓶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煤电油运”瓶颈的消除，主要应归功于大规模的投资。客观上说，投资是内需的一部分，多年的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不能因为今天的环境变化而否定历史上投资对内需的贡献。现在我们不应当探讨投资是不是对内需有作用，而应当讨论什么样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内需，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和结构优化。

三、现阶段的投资应当致力于消除发展瓶颈

在现行的体制下，继续以政府主导的国企投资来维持不适当的经济增长率无疑是南辕北辙。但若以财政政策为核心，通过投资来消除经济发展瓶颈则不失为重要举措。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旧瓶颈的消除，新瓶颈也在不断生成，为了消除新的瓶颈，投资仍然应当作为主要手段来运用。除完善基础设施以外，现阶段投资还应该把目光投向环境污染、国土整治、农产品安全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等瓶颈领域，而不是在产能过剩的领域继续堆积。

(一)以投资消除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桎梏。虽然社会各界都知道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实践中我们还是走的同样的路。在环境意识淡薄、监管缺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以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包括大气、淡水资源、土壤和海洋的污染，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环境事件为我们的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施以重拳，环境崩溃并非不可能。控制和消除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资，除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市政投资之外，还需要中央财政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并在资金、利息方面给予补贴，以调动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积极性。

(二)以投资实施国土整治

随着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村人口在不断减少，原有的农村住宅及生产生活设施出现了荒废现象，有必要让留在农村的农民集中到新的居民点居住，以腾出原有的土地。农村地区还有不少荒地、荒滩、草场和林地处于废弃状态，只要投入一定的劳力也能恢复生产能力。此外，城镇区域的工业用地也需要提高集约化使用水平，不少城市的废弃工业用地存在很大的整治需求。这四方面合起来就是国土整治的主要内容。国土整治将增加可耕地面积，并且较大程度地释放建设用地，这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三)以投资提高农产品安全程度

我国农产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每每牵动着社会脆弱的神经。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也能降低发展成本。农产品安全的提高依赖于无公害生产基地建设、土壤修复、水体修复、农业污染物处理。为了提高农产品安全程度，只能提升这些领域的投资水平。由于分散的农户缺少投资能力，必须以农业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政府对农业企业的投资给予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目前政府在农产品数量和价格方面已经给予了一定水平的生产补贴，但补贴水平还比较低，且以直接补贴形式为主。今后应考虑对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的农业投资给予间接补贴，以提高社会的农业投资力度。

(四)以投资完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计划经济年代农村地区兴建了大量的灌溉总站和水渠，曾经形成网络，在农村地区的灌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土地政策转变以后，灌溉总站系统基本报废，灌溉水渠也大多荒废，农业灌溉现在主要是利用土渠分散灌溉，滴、漏、跑现象十分严重，水资源的利用效果很差。由于化肥被大量使用，农村河道的淤泥已经多年得不到清捞，水体污浊不堪。加上水体的富营养化，不少地区河道中杂草丛生，妨碍航行。增加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以改变当前投资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创造好的农业投资环境，吸引长期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促进农业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建海.中国工业投资中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2]张娜,江南.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要重蹈光伏产业的覆辙[D].人民政协报,2013-01-29(B2).

[3]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J].管理世界,2006，(05):15-25.

[4]江飞涛,耿强,吕大国,李晓萍.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56.

[5]唐雪松,周晓苏,马如静.政府干预、GDP增长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J].金融研究,2010，(8):33-48.

[6]张夏准.国家发展战略视角的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3):16-20.

[7]曾汉生.我国过度投资的经济风险分析[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3):58-59.

[8]李迅雷.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消费贡献已经超过投资[J].新财富,2012，(4):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