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祖妣》与《耒耜考》之比较研究*

2013-01-31侯书勇

郭沫若学刊 2013年1期

侯书勇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03）

郭沫若（1892-1978）、徐中舒（1898-1991）先生皆是著名的古文字、古史研究大家，郭氏名作《释祖妣》撰成于1929年夏，徐氏代表作《耒耜考》发表于1930年5月，同作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学界有很大影响。虽然二者研究的问题不同，一对祖妣作了新考释，一为考察古代农具的起源和发展演变，但二者皆不局限于对称谓和器物本身的研究，而是藉此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二者研究问题的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在今天仍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适值郭沫若先生12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不揣谫陋，试就《耒耜考》与《释祖妣》作一比较，以窥二者治学思想与方法之一斑。

一、研究视角和思路

《释祖妣》和《耒耜考》属于传统的名物研究，即对称谓和器物的考订，既继承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又融会了时代所赋予的新材料、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其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值得重新予以梳理。

郭氏甲骨文研究“大抵依据罗王二家之成法”，而“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他“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于他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这是郭沫若《释祖妣》研究的视角和思路，可如图一所示：

↗“某父“”某母”解——“亚血族群婚” ↘

祖妣—∣摩尔根《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母权与父权之交替即当在殷、周之际”

↘“祖妣之朔”——“生殖神之崇拜” ↗

《耒耜考》运用古文字和实物资料将古文字考释、名物考辨、农史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如徐氏所说“: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全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其研究的视角和思路可如图二所示：

↗古文字和实物资料上的耒及其形制 ↘耒耜—→通行区域及耒耜辨名→古代耕作状况及牛耕的兴起→—古代“农业演进的消息”(由耦耕到犁耕)

↘古文字和实物资料上的耜及其形制 ↗

二、异同之比较

《释祖妣》和《耒耜考》所研究的问题不同，郭、徐二老治学经历和背景及研究初衷和理念亦有别，然而它们同作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学术渊源、史料运用及研究视野等方面也有相通之处，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见他们在名物及古史研究方面的继承与开拓，也可见这一时期学术发展趋向之一斑。

先看其不同之处。

（一）治学经历和背景有别

郭氏1897-1906年在家接受私塾教育并得大哥教读段玉裁《群经音韵谱》和《说文部首》，1906-1914年间相继入嘉定高等小学堂、嘉定府中学、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但最感兴趣的还是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高足帅平均讲《今文尚书》和黄经华讲《春秋》，1909年暑期在家中闭门“读完《史记》及《皇清经解》若干种”，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基础，1914-1924年留日十年间所学为医但对文学及革命事业兴趣浓厚并取得卓著成绩，其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之后，在此之前并未深涉这一领域，而且作为国民党的通缉犯即使僻居日本乡下依然受到日本刑士、宪兵的监视，活动不自由，研究所需资料困乏，如1929年12月13日致容庚（1894-1984）信中即谈到：“弟苦材料缺乏，复无可与谈者，殊闷闷也”。徐氏小郭氏6岁，亦主要接受新式教育，其中1914－1917年在安庆初级师范学校所受“中等教育”是其“一生最重要的阶段”，这期间他“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为“以后的学业规定了方向和范围”，在这里受“桐城派要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影响而自觉“从三个方面充实自己”，又因读严复“用桐城家法来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接受了“社会进化论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理论，从前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动摇了”，1921－1925年在上海任家庭教师期间一方面“研读清代汉学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所著的有关文字训诂的书”，一方面“学习甲骨钟鼎，读罗振玉、王国维所著的甲骨书籍”，至1925年9月-1926年6月就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又亲承王国维之教；作为王氏高弟1929年被傅斯年网罗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而史语所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待遇优厚，资料丰富，犹有傅斯年、董作宾、李济、丁山等众学者可资商讨，研究条件相对优越。

（二）研究初衷和理念不同

郭氏之所以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大革命失败后“因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其“清算”的理论即唯物史观，主要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的美洲的印地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有很强的为现实服务的政治考量。在对《易》《诗》《书》的时代性及其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后，始转向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研究，《释祖妣》即撰于此时，成为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第二章所分析的“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徐氏则一生不涉政事，所作研究皆为纯学术性的，不过如他所说：“传统的尊经观点，我是没有了。……我把以前所受到的封建教育与资产阶级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为新汉学奠定了基础”。这里所说的“封建教育”与“资产阶级社会教育”指传统的文史训练、“社会进化论”及受西方影响的新史学尤其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等。徐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听过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文化史》课，1927年6月发表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即引用梁氏《中国文化史》“论古代阶级”。而《耒耜考》开篇即反问：“我们的历史，只要有几个帝王卿相的号谥，也就可以表示我们文化之古了？”显系受梁启超所痛斥中国历史只是一家一姓之帝王家谱影响，而其选择一两件农具作为研究对象则有意拓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范围。

再看其相通之处。

（一）学术渊源上，二者皆深受王国维的影响

在代罗振玉所作《观堂集林序》中，王国维谈到其治学“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橅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疑辞”。“古文字、古器物”是王氏治学的核心，也是其立论的根基。徐氏早年研读王氏论著后又亲承其教，受其影响自不待言，1947年作为第一届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资格之根据”即为“用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故学界有“静安一贯有薪传”之誉；郭氏也多次强调“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其研究“大抵依据罗王二家之成法”，“处理商周古文字之方法上，得之王氏者为最多”。古文字、古器物也是郭、徐二氏治学的核心，为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论的根基。

（二）研究视野相似

虽然二氏所据理念不同，但同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的尊经观念早已不复存在，而是在继承王氏“二重证据法”治学思想和方法基础上尽力汲取新知识、新思想以开拓新视野。郭氏因政治上崇奉马、恩而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尤其借重恩格斯著作中所摘引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人类学的视角，这在他此后研究中经常出现，如《释干卤》运用非洲朱庐族土人、丁加族、亚洲岛民所用盾形等人类学资料考证中国古代的盾，《释黄》利用“欧洲古代与原始民族之‘布络奇’（brooch佩饰）颇多下作三垂，上呈环形”考证黄字等。这一点张荫鳞早在1932年即指出：“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九三〇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之一（其余一种不用说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二册）。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犹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进程。”徐氏则受梁启超以来新史学思潮影响，在研究中亦用比较视野如用日本社会所用农具佐证耜的形制，以“社会学家”所说原始人如非洲波希曼人、爱斯基摩人财产的观念考证“耜所从之台”，后来他在总结自己治学经验时说：“我研治中国古史六十余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围绕中国古史这一中心，由古文始，进而扩展到古文字学，进而扩展到考古学，进而扩展到民族史。即基础——初步研究；扩充基础——进一步研究；再扩充基础——较深入地研究，如此往复不停，方可在自己所学的领域内有较全面地了解，在研究中才能体会到左右逢源之乐。”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是郭、徐二氏研究中共同借重的重要领域。

（三）史料运用方面

郭、徐二氏分居日本和中国，二者治学经历、学术背景、研究初衷各异，也没有学术交集，但几乎于同时撰写的《释祖妣》和《耒耜考》在治学理念上多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学问大家心同理同和当时学术发展趋势之一斑。

三、治学思想与方法启示

前面已谈到，郭氏甲骨文研究“大抵依据罗王二家之成法”而稍有不同，他“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释祖妣》藉对祖妣的考察阐发了他对殷代社会形态、宗教观念的看法，他对生殖崇拜与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的解释影响深远，闻一多即谈到“此问题郭沫若先生在其《释祖妣》中首发其凡，余继之作《高唐神女之分析》，宜加推阐，孙君作云作《九歌山鬼考》及《中国古代之灵石崇拜》，亦续有发明，梦家此文最后成而发明亦最多”。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者藤枝丈夫在1937年所著《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中也指出：“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将来在郭先生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澈。那时古代东洋的秘密，真的只有靠东洋人才能发见的了。”1932年张荫鳞虽结合人类学最新发展情况指出郭氏利用摩尔根《古代社会》多处错误，但也指出郭氏的研究“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从研究问题的视野看，郭氏已不仅仅继承王国维以古文字、古器物为中心的“二重证据法”，而是融会唯物史观、人类学、考古学等新知识对所研究领域作了新的开拓。徐氏亦然，《耒耜考》虽然仍以古文字、古器物为中心，但已开始重视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视角和资料，如他后来所总结的民族学、考古学等在其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致有学者将其研究方法总结为“三重证据法”。创办史语所并任所长的傅斯年（1896－1950）谈到：“一个人思想的路途，总受其环境之影响，而其成绩正靠其特有之凭借。”傅氏在1928年10月所撰《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强调，“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要“保持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的遗训”，“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学等，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如果说王国维在总结清代“纸上之旧学问”基础上融会“土中之新学问”而以“二重证据法”将后者提升至研究的核心位置，开拓了新的学术区域，那么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进一步扩张研究的新材料、新知识以拓展研究的范围已成为古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而能“预流者”必具远见卓识，善于把握学术发展之趋势，《释祖妣》和《耒耜考》之价值正体现于此，反映了郭、徐二氏善于汲取时代所赋予的新材料、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以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提出新见解，既承继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

再就《释祖妣》和《耒耜考》治学思想和方法具体体现而言，可从陈寅恪（1890-1969）先生对沈兼士（1887-1947）1935年撰成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所作评价视角考察，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沈文不同于“随文解义”的古代训诂，也有别于区分“《说文解字》为本义”与“其他训诂书为引申假借之义”的清代小学家，而是承继晚近学者所知“《说文》尚不足以代表文字之原始意义”及“每字之原始意义亦不尽具于一般之训诂书中”之识，认为“文字意义之溯源，恰如考古家之探检遗迹遗物然，重要之目的物，往往深藏于地层之下，非施行科学的发掘，不易觅得。故探检文字之原，亦需在古文献及古文字中披沙拣金，细心搜讨。文献方面应直接观察其历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文字方面应从形音义三面证发其当然之义类”，沈氏即以此法据“古文献”和“古文字”探得鬼字的“传统解释”非其“原始意义”，而疑鬼之原始意义为“古代一种类人之动物，其后鬼神妖怪之义，均由此概念引申发展”，并探讨了“鬼字之字族分化系统”。陈氏正从此角度评价沈文为“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不过沈氏仅就鬼的原始意义及其引申分化作了探讨，未再深入一步探析鬼观念之变化，不若“始悟于民国二十二三年间”而大部分写成于抗战前的《性命古训辨证》视野开阔，傅斯年认为他所撰“此书虽若小题而牵连甚多。……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是为本卷之特点，在中国尚为初创”，此文利用新材料甲骨文、金文并对旧材料进行严格审辨而突破清代学者阮元《性命古训》对先秦性字的古训，在借鉴西方语言学、哲学、宗教学基础上对先秦时期性命之说作了新的阐发。顺上述两文考察，《释祖妣》亦是通过对祖妣本义及与之相关的“父某”“母某”的考察以探讨殷代的社会形态和宗教观念（意识形态），《耒耜考》则是通过对耒、耜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字本义的考辨并结合实物资料考察耒耜的形制及其演变，藉此探讨中国古代“农业演进的信息”。二者涉及文献考订、古史传说研究、古文字考释、实物资料及人类学参证等多方面，就是视野来看较沈、傅二文更为开阔，故亦可将其视为通过名物考证所作文化史研究。今天的考古学、人类学等远较郭、徐二老所处的20世纪20年代为发达，如何借鉴二老治学思想与方法利用相关学科知识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注释：

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1928年10月草就，但至1929年9月20日始改定脱稿，其间故因“牵于人事”，但亦当与他对甲骨文研究逐步深入有关，“稿成全部更易者已四五次”。《郭沫若年谱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5页。

②无论是自评抑或他人评价，皆说明其治学特色得到学界认可。可参看徐亮工：《从“书”里到“书”外：徐中舒先生的学术与生平》，《古今论衡》第11期，第125-138页。

③郭沫若.青铜时代[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8-610页；《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可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全四册），中华书局，1996年；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5年。

⑤闻一多：《〈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跋》，《清华学报》12卷3期（1937年），第465页。早在1920年致宗白华信中，郭氏即通过比较古代埃及、股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以人类学、历史学、比较神话学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见郭沫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郭沫若.释祖妣[A].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M].科学出版社，1982.

[3]1929年9月19日郭氏致容庚信 [A].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徐中舒.耒耜考[A].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C].北京：中华书局，1998.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11、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