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郭沫若在不同时期跟佛教界人士都有过交往，对于佛教的教义和发展也有独到见解，但由于资料匮乏，学界对此鲜有研究。1939年6月15日出版的上海《弘化月刊》第五卷第九十七期“讲话”栏中，有郭沫若的一篇讲演稿：《在汉藏教理院讲：佛教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节录，照录如下：

今天兄弟来同诸位讲话，实在有些不敢当！不过兄弟对于佛教素来都是抱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尊敬的态度。现在以我个人的一点感想来同诸位谈谈：我以为在目前的中国佛教实有改革之必要，佛教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本来佛教在过去印度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后来传到中国，由一般先哲们的阐扬和研究，创造出许多新的宗派，在过去的历史上留了很多光荣的事实。但是，到了现在，佛教的确是堕落了！腐败了！如何能够继承过去光荣的历史？须把佛教的真理发扬光大，才可适应现代需要佛教的社会人心。所以释迦牟尼在印度宗教上的革命，才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家！如像他那样的舍己利人的大无畏之精神，实在是值得世人所尊敬崇拜的。

在一般人看起来，佛教是寂灭无为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在我个人看起来，释迦牟尼是一个救世的，创造的大革命家，他要把世间上的人完全救出苦海；而且把人间改造成清净的乐土来给它们住；把他自己的身子和享受，看得非常的轻。所以他抱定了救世利人的思想，造成了伟大的革命宗教。假如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身子看得不十分重要，而向世间去努力的创造事业，我相信决定有很大的成功和发展，一个人要是能够把自己的身子看做不是我的，上前线去打仗，一定是不怕死的。

还有一层，一个社会的组织，人群的生活，都是由于分工合作而成的，合作就是不论那一方面的人都是需要的。如像一颗很小的针，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成功，首先由开铁矿的工人，把储藏在山里面的铁矿开了出来，由分矿的工人分成各种部分，又由另一批工人锻炼成钢成铁，然后方由造针的工人制造成很小的针，此外还有专司打针孔的工人，如是费了这样多的手续，才能够拿来做衣服，不然连一颗针都用不成。再由大的方面来讲，就是一个世界，也是由一村一乡一省一国集合而成。这样看来，我们要建设一个国家、分工合作的关系、是至大至极了。

设若佛教徒能够除研究佛教弘扬佛教之外，复能站在科学的水平线上，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拯救世人为急务，提倡道德为标的，诸位若能做到这点，不仅是个澹泊明志的高尚的佛教徒，而且实在是个救人救世的大菩萨。就是单能做到出世的一方面，也是很好的！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像这样一类的人，实在不可多得！如出世的释迦牟尼佛，科学家，精神家，高尚的人格，如明镜止水，我们若遇到了这样的人，自然会肃然起敬。因为遇到修养清高的人，如同到深山见到寒潭，世俗的人们见到，心里非常的欢喜，跑去照照自己，才觉形秽的了不得，由此，就能引起慕清高轻物欲的心理，出世入世同时本是不能兼顾的，或者先从入世的一方面做去，以高尚的人格，精深的学理，普被世间，使一般人看到，如像看了深山寒潭一样，而发生潜移默化之功，这是现在中国必不可少的一种需要，诸位所负的责任！诸位能负责这种责任，才够得上是一个救人救世者，才够得上是一个创造的精神家，才够得上是一个人天不愧的伟大的人格者。今天因为时间很短，又没有预备，拉杂的说了这一点，自觉惭愧得很！

（灵芳、心月、同记）

对于这篇演讲，首要的弄清时间地点等要素。演讲地点已由眉题直接标明——汉藏教理院。由地点和刊出时间我们可以推测演讲时间。汉藏教理院位于重庆北碚。郭沫若1938年12月29日方乘机抵达重庆，而演讲稿刊出的时间为1939年6月15日。所以我们推断，这是郭沫若1939年上半年在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所讲。文末的灵芳、心月，可能是汉藏教理院两位年轻的僧人。这篇演讲口语较多，很可能没有经过郭沫若本人校勘。

汉藏教理院位于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于1932年，由著名僧人太虚法师担任院长。抗战时期，汉藏教理院与国民政府高层及文化名流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冯玉祥、于右任、马寅初、老舍、林语堂、田汉等都曾应邀上山讲学。作为抗战文化的班头，郭沫若受到汉藏教理院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先后三次受邀演讲。

郭沫若这次演讲，针对佛教堕落腐败的现状，希望佛教能够改革，能够发扬光大。郭沫若要求僧人“能够除研究佛教弘扬佛教之外，复能站在科学的水平线上，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拯救世人为急务，提倡道德为标的”。这跟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法师的思想是切合的。太虚法师在抗战期间号召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主张“吾僧伽亦国民之一分子，做好准备，奔赴前线，以尽国民天职。”但是，郭沫若对于佛教徒在抗战中的责任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佛教徒参加抗战并不仅仅在于用血肉之躯奔赴前线，更在于用自己的人格精神感召国民，让他们灵魂得到净化，人格得到提升。正如郭沫若在本次演讲中所说，一般人见着修养清高的人，会“如同到深山见到寒潭”，“心里非常的欢喜，跑去照照自己，才觉形秽的了不得，由此，就能引起慕清高轻物欲的心理”，“发生潜移默化之功”。郭沫若认为“这是现在中国必不可少的一种需要”。如此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明白郭沫若抗战时期孜孜从事戏剧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这次演讲后，郭沫若与汉藏教理院往来多次，在该院至少还演讲了两次。

1939年下半年，郭沫若至少在汉藏教理学院演讲了一次。《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郭沫若佚文：《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供稿者介绍了这篇演讲稿出自《觉音》第12期，未注明刊物出版时间地点。笔者四处问询，承王锦厚先生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到。此文载于1940年8月5日出版的《觉音》第12期，该刊由香港青山觉音社出版，竺摩法师担任主编，妙音法师担任发行主任，满惠法师担任责任编辑。该刊《编后话》说：“郭沫若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星，他以客观的态度，道出佛教的时弊，并叫我们‘燃起佛教革命烽火’，只要不是个‘凉血动物’的僧徒，看了这篇讲稿，谁个不生大惭愧，生负起‘远绍如来，近光遗教’的责任。”充分说明佛教界对郭沫若言论的认同。从内容来看，这次演讲应在1939年冬。文中的“今年七月间，兄弟家严去世，我由重庆奔丧返家，办理丧事”一句提供了时间线索。郭沫若父亲1939年7月5日逝世，他11日回家奔丧，在乐山守丧至9月初始返重庆。太虚法师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6月间，作为“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团长前往印度、马来西亚等国访问。郭沫若在演讲中提到了法尊法师、法舫法师的接待。法尊法师为训导主任兼代理院长，法舫法师为教导主任，他们的接待体现了郭沫若在汉藏教理院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如果太虚法师在院，从这次接待的规格和他本人和郭沫若的关系来说，他也应该出席。但郭沫若没有提到太虚法师。所以我们推测《燃起佛教革命烽火——郭沫若先生在汉藏教理学院讲》的演讲时间当在在太虚法师出国后的1939年10月至1939年底之间。郭沫若在这次演讲中，以回家办理丧事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当时“佛教的确是堕落了！腐败了！”认为“这种不景气的现象，须要加以大大的改革，把佛教的真理发扬光大，才可适应现代需要佛教的社会人心。”并用人心和道心两个关键词，要求佛教徒在生活上“不可偏执‘道心’，也不可太偏执‘人心’”。这次演讲和本文新发现的演讲，同时针对佛教徒的堕落腐败，但所开的药方却稍微不同，上半年的演讲侧重佛教徒对世人的精神感召，下半年的演讲却侧重佛教徒自身的修炼。之间的差异不仅可互为补充，也体现了郭沫若在接触实际情况后对问题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

上述两次演讲坦率真诚，直言不讳，但并不影响郭沫若与汉藏教理院的关系。1940年4月，郭沫若再游缙云寺，“应邀向汉藏教理院师生作了一次演讲，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由于他巧妙地把抗战救国的道理与佛法大悲的真谛结合起来了，很受师生们的欢迎。代院长法尊法师和教务主任法航法师热情接待，共进素斋，临走时又送给他们土特产——缙云甜茶。”不知这次演讲有没有记录发表，至少目前还没有被发现。

1940年7月底，郭沫若与郑用之、魏鹤龄等陪同法国总领事杨克维夫妇游览缙云山，受到刚刚回国的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法师的盛情款待，参观了陈列室中的佛门珍宝。太虚法师捧出留言簿请郭沫若题诗，适逢敌机轰炸北碚，郭沫若遂步留言簿上田汉题诗原韵写到：“无边法海本汪洋，贝叶群经灿烂装。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白日暗无光。”诗后有记：“廿九年十月卅一日，偕法国总领事杨克维夫妇，用之及鹤龄夫妇来游，见此册有寿昌题诗记，遇警报，正拟用原韵和之，锣声忽传，继而有飞机声，又有轰炸声甚近，盖炸北碚也，日光忽为暗淡。”此次参观后，未见郭沫若与汉藏教理院继续来往的记载。

汉藏教理院给郭沫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42年，郭沫若写了一首题为《奉和太虚法师》的七绝：“内充真体似寒泉，淡淡情怀话旧缘。长忆缙云山下路，堂堂罗汉石惊天。”是对太虚法师的思念，也是对汉藏教理院的怀念。

郭沫若与汉藏教理院及太虚法师的交往是郭沫若与佛学界交往的一个侧面。此外，郭沫若抗战时期与湖南和尚暮笳，新中国成立后与巨赞法师等的交往，都能说明郭沫若跟佛学界的密切关系。相信随着更多新材料的发现，郭沫若与佛教的关系及跟佛学界的交往会得到深入的研究。

[1]韩丹.抗战文化名人与缙云山[A].重庆文史资料（第9辑）[C].2006.

[2]李萱华.郭沫若在北碚[A].抗战时期的郭沫若[M].成都：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5.

[3]李萱华.缙云题诗[J].沫水，1982，（4）.

[4]郭沫若.奉和太虚法师[J].海潮音，1942，23（8、9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