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文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政府对农民工的态度和管理制度已经从最初的严格控制和强力限制，逐渐转变为以管理服务为主，并出台了一些促进农民工安居乐业的具体制度与政策。这些变化确实在部分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仍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徘徊，年年如候鸟迁徙般不息。这表明现行的制度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以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为原则的制度创新仍然任重道远。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中难以跨越的结构性障碍

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提升，一是社会制度约束与排斥的消解。由于个体的先天禀赋存在差异，自身经历各不相同，对单个农民工而言，能力提升在效率和质量方面均有着显著不同，因而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极强的个体差异性。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能力的确有助于城市融入，但较强的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实现真正彻底的城市融入，因为任何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能够脱离社会制度的选择、塑造、解放或者压制，正如米尔斯所说，“生活正是在这些制度中表演的，有时，制度比童年时代的切身环境更严重地影响了个人生活”。[1]对于置身于庞杂制度之中的个人而言，即使是能力再强的社会成员，其自身的行动仍受到社会制度的制肘，个体的困扰后面实则隐含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