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东华

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改变并不是金融监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思路的改变——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再工业化”作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意味着将从虚拟经济重新回归实体经济，把更多的生产制造环节留在本国，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

不论是国外经验还是国内教训都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真正强大，就必须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即便发展至今，美国经济的1/4仍然是制造实体产品的制造业，如果将产品运输和销售都计算在内，则制造业占经济的比例将近3/4。互联网经济只占美国GDP的20%。目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已达到19.8%，略微超过美国的19.4%，但是，大家都非常明白，中国制造业还不是美国制造业真正的竞争对手，中国制造业还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取胜，在高端制造技术比如数字制造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客观地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是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使制造业成为我们最大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但是，企业习惯挣快钱，一些赚到第一桶金的企业家并不安心于在制造业里面稳扎稳打；地方政府严重依赖房地产业，2010年，在两轮房市调控之下，全国土地出让金数额仍创新高，土地收入占不少地方财政收入的60%-80%。近几年信贷政策的紧缩又给制造业企业带来了空前的融资难题，融资成本显著增加。集中爆发的温州民间高利贷问题，可能暴露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社会资本不愿意投向实体经济，无疑拖累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基础。

所幸的是，进入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迎来了发展良机：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部署，使实体经济的发展和重塑进入实质性操作层面；2012年初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金融业定位回归实体；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增加引导民间投资，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实体经济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种种迹象表明，中央上下已形成一致共识，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实体经济的轨道上，重新回归制造业基本盘上。

在此背景下，浙江也适时推出了加快构建公共创新平台、推进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培养创二代企业家、实施浙商回归工程等措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更是成为“十二五”规划中浙江经济的主要目标。关键是，应该如何“回归”实体经济？

“回归实体”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其实质是通过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大步迈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融合日趋加深，实体经济的重振必然奠基于新的生产方式，即既突破低成本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也区别于高成本的个性化定制的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这是理解当前“再工业化”和“回归实体”经济的关键。浙江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绕不开这种生产方式的“巨变”。随着个性化生产和自动化生产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清晰，只有在产品差异化和生产成本之间取得有效平衡，才能实现实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此外，企业能否转向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能否转型成功，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有无利润回报，只有实体经济具有足够的利润率，民间资本才会真正回归实体经济。虽然表面上看是因为民间资金缺乏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但本质上的原因却是实体经济对民间资本缺乏吸引力。所以，重振实体经济重在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扶持。政府要做的，一是改善民企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管理环境，不越位、不缺位，真正服务于民营制造业企业，最终引导浙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正途。二是以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建设为契机，逐步有序不停顿地推进金融市场综合改革，打击暴利、遏制金融资产投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提升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