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治飞

不知从何时起，关于农产品滞销、农业效益下降、粮食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问题、生态环境破坏、农民增收困难、国内消费不足、城镇化水平落后等一系列涉农问题的解决方略，总是会直接或间接指向“农业规模经营”。 当下，农业规模经营不仅在言辞意义上，而且在认知意义上也被当成“利器”，成为人们认识、阐释和改造“三农”相关世界的通用工具。 因其“通用”带有的强迫性及其影响的深远性，故很有必要正本清源，避免误解和误用。

规模经营的逻辑基础是源自工业企业的规模经济思想。 将规模经济思想移植至农业领域时， 面对分散小农在大市场中的种种不适应现象， 极易在诟病“小农”的过程中将“大农场”视为当然之选，将农业规模经营误读为土地规模经营。 特别是，土地规模经营又被过剩的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视为“圈地”行为正当性的理由，得到大力宣扬。 最终，土地规模经营被当作农业规模经营的同义语，被广泛传播和使用。 在现实层面，确实存在以规模收益代换规模经济，以土地规模经营代换农业规模经营的问题。 某些地方，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农业规模经济”的名义下，干的不只是“土地规模经营”，还意在“土地经济”。 这种歪解和滥用如果不加遏制， 其结果极有可能导致农业收入在家庭收人中具有重要贡献的农户，特别是缺失其他就业机会、以农地为生计（那怕是自给自足）的老农①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业户口人口为934707073 人（分布在城市144974890 人，镇164610588 人，乡村625121595 人），乡村人口（农业户口人口比例为95.68%）总数为662805323 人，50 岁及以上的乡村人口有182724896人，55 岁及以上乡村人口有143158113 人。，在失去城镇化进程中与土地关联的预期收益的同时，又失去自主生存机会，变成资本的附庸。 这种将成本转嫁给社会，收益归自己的做法，无疑最终会导致“空间平移，集中贫困”。 在基层走访也看到，某城近郊某村不少农户后悔没能挺住“软磨硬泡”，以每亩折几百斤粮食的价钱将50年土地经营权转移给某企业，失去了分享当地发展城郊特色果业获益的机会，十年的收益不及自主经营农户一年所得。

其实，有学人早就论证过，规模收益≠规模经济，土地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 规模经济在农业中具有特殊性，应当是“以劳动者家庭经营为单位”，只有在家庭经营能力（随技术装备及相关辅助服务体系的发展而变化）限度内增加土地规模才能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在许多柑桔产区，真正高收益的种植者也是那些拥有50～100 亩果园的家庭农场。 当前过于细碎化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外部生存机会更好的情况下，确实极易落入“自给自足陷阱”，降低土地利用率和产出。 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合理的规模化土地经营，利于实现内部规模经济，无疑会吸附大量优秀农业劳动家庭从事专业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有力保障。 如果能够大力引导发展以农户为真正主体的合作组织，在生产、流通和加工环节进行全方位产业化合作经营，则会聚“沙”成“塔”，构成更高层面的规模经营。 同时，如果在政府扶持引导下，能够发展一批为农业全产业链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创新农业服务体系，则必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并且即便是在小农格局下，也会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提高。 这可以说是外部规模经济。

在现代农业的愿景下，应该大做农业规模经济“文章”，只是不要忘了本，失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