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勤

（浙江农林大学 天目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研究
——以浙江省58县为例

李光勤

（浙江农林大学 天目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构建了生态环境与城镇化两个系统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度模型，并利用模型对浙江省58个县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①浙江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地区在减少，而协调发展的地区在增加；②在浙江省58县中，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稳定处于初中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占到六成之多；③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提升的地区多于下降的地区；④在浙江省58个县中绝大多数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生态环境；城镇化；协调发展度

近年来，城镇化和城市化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在大多情况下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涉及到具体的研究地域范围时，笔者认为城市化主要以地级市以上地域范围为研究尺度，以生活在城市里达到一定时间的人口来计算的；而城镇化主要以县域以下为研究尺度，主要以城镇户籍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6.59%，而城镇化率只有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随着城镇生活人口的不断增多，城镇生态环境也相应地不断恶化。如果城镇生态环境持续不断的恶化，势必会导致城镇生活的人口向外迁移，这也就是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城镇化过程。但作为我国，城镇化率远未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且城镇化率还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如果生态环境不能相应得到改善，必将导致我国城镇化水平上升缓慢，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城镇化必须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发展，但是如何衡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也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对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主要话题之一。严重敏、汤建中早在1984年对上海进行研究时就发现，随着上海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系统的自然过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使得水体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不断加剧[1]。徐秀英、沈月琴以浙江省鄞县为例发现在城镇化过程中主要会出现的主要生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2]。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学者关心西部的城镇化快速发展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3~5]。或者针对具体的地区，探索城镇化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6~8]。从以上的研究来看，对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已经非常明晰，即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必然的，并且多数研究都对具体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总体来看，目前基本上都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没有说明城镇化的过程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数量关系，也没有对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条件进行阐述，不明确什么情况下才是协调发展。因此，有必要对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进而对处于不协调的地区提出相应的对策。

1 研究方法

1.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对城镇化的衡量主要指人口的城镇化，但实际上，除了人口的城镇化，还有经济的城镇化、社会生活的城镇化以及空间的城镇化。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上述4个维度构建城镇化系统的指标体系[9]。生态环境系统相对更加复杂，但从数据和资料出发，是可以量化的指标，本研究采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PSR模型，即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把生态环境系统从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设置评价指标。根据两个系统的二级指标，分别用14个指标来表示，见表1。在表1中，每个指标后面有两个括号，第一个括号表示指标的单位属性，第二个括号表示指标的方向属性，即正向指标或者负向指标。各个指标在计算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权重，本文所采用的权重设置方法主要是主成分分析法，具体的设置过程在此不再叙述。

1.2 模型构建

根据协同理论和系统理论，协调是指借鉴物理学的耦合理论，即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协调度是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其内部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而协调度正是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协调发展度模型的构建主要分三步进行：首先构建各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并确定各指标体系的权重；其次是由于各指标表示不同的信息，量纲不同，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第三，根据权重和标准化后的指标计算耦合协调度。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上文已经构建起来，所以需要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由于数据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比较多，比如有Z-score公式归一化、上限公式法和下限公式法、极差规格化等。本文采用极差归一化公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具体采用哪个公式根据具体指标的属性，如果指标是越大越好则采用正向指标，若指标越小越好，则采用负向指标，在表1的指标中，只有Y1~ Y7是负向指标，其余都是正向指标。计算生态环境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只需要把上面的X替换成Y。

根据前面标准化处理后的各指标值，计算各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计算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方法也很多，比较常用的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及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文中利用线性加权模型计算各子系统的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其表达式为：

式中，FX、FY为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为分别代表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wi为各指标的权重。根据上面的指标计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之间协调度的公式如下：

式中，FX代表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标，FY代表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C为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由于本文涉及到两个系统，故理论上k≥2，本文取2；T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α代表城镇化系统的权重，β代表生态环境系统的权重，由于本文认为城镇化发展要与生态环境相适应，而生态环境反过来也影响城镇化的发展，两者是同等重要，故令α = β = 0.5。D为协调发展度，根据公式可知，D在0 ~ 1，故把D的数据进行分组，可分为5组（表2）。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范围及数据说明

利用上文构建的协调发展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选择浙江省所有的县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化的研究范围一般都是在县级区域以下。县一级行政区的研究很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矛盾最为严重的地区又刚好是在县级行政区以内，因为在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在县一级行政区最快，而这一级的工业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第二，浙江省在改革开发以来，地区经济发展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作为其支撑的县域经济发展程度非常高，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加深。针对浙江省各县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有具体的意义。因此，选择浙江11个地级市下的所有县级行政区，包括县级市，共计58个县或县级市（表3）。选取2006－2010年5年的数据进行动态分析，目的在于探寻浙江省各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06－2011），浙江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2006－2011），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县统计公报。

2.2 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浙江省 58个县级行政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计算，结果显示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整体来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地区在减少，协调发展的地区在增加（表4）。处于失调发展型的县或县级市除了在 2008年出现波动外，存在明显的下降，说明浙江省县一级行政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在向协调型方向发展；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型的县级行政区的数量总体在增加，但与2008年相比，2007年和2006年是下降的；中级协调发展型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先上升后下降，在2008年达到最多；高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当然也有波动；处于优质协调发展型的地区数量一直比较少，义乌市在这五年都处于优质协调发展型，但嵊泗县在前三年还处于优质协调发展型，在后两年却退到了高级协调发展型了，说明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在下降。

第二，对比2006和2010两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稳定处于初中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占到六成左右（见表5）。在58个县中，协调发展类型没有发生变化的有41个地区，占到71%，其中稳定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有12个，占到总地区数的21%，稳定处于中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达到22个，占到总地区的38%，两者共计占到59%，接近六成。而稳定处于高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只有3个，一直处于优质协调发展型的只有一个，即义乌市。在协调发展类型未发生变化的地区中，一直处于失调发展型的地区是磐安县、淳安县和开化县，淳安县这五年的协调发展度数值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在2007年已经进入到初级协调发展型，但2008年又回到失调发展型，到2010年其协调发展度还低于是2006年，表明淳安县的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并不协调；磐安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从2006年的0.4684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0.4301，成为58个县中最低的，表明这个地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问题非常突出；开化县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这五年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09年提升到初级发展类型，但2010年又下降回到失调发展型。

第三，对比2006和2010两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提升的地区多于下降的地区（见表5）。在58个县中，协调发展类型得到提升的地区有10个，占到17%；协调发展类型降低的地区有7个，占到12%。从协调发展类型提升的情况来看，从失调发展型提升到初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有5个，在这5个县中，就有四个（缙云县、景宁县、庆元县、松阳县）在丽水市，而泰顺县虽属于温州市，但也与其他四个县相邻，处于浙西南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说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都较好，但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从而协调发展度不高，而近年的经济发展加速，城镇化在加快，协调发展度也就相应提升；从初级协调发展型提升到中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只有东阳市；从中级发展型提升到高级协调发展型的地区有四，分别是海宁市、嘉善县、诸暨市、象山县，这四县都处于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说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提升既需要经济的发展，又需要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四，在浙江省58个县级行政区，绝大多数地区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都小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说明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对比58个县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有51个县在这五年里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而另外7县中，只有义乌市在这5年的生态环境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玉环、绍兴两县有3个年份生态环境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瑞安市、平湖市、桐乡市、诸暨市、绍兴县五个地区只有一个年份生态环境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总体而言，浙江省县一级的地区城镇化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原因在于，一方面浙江省的地貌特征是一个多山的地区，特别是在县一级行政区，大多都处于山区，其生态环境相对就较好；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城镇化率由于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发展一直比较滞后，所以最终导致城镇化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我国在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曾两次提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对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对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将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当前需要迫切解决工业化创造出来大量需求的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城镇化来创造需求。但从本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县一级城镇化发展程度严重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多数县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并不高。而浙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城镇化发展水平都这么滞后，那么中西部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改善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

首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是两个系统共同作用而得到的一个数值，需要两个系统共同作出努力。从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来看，两者数值相差越小，其协调发展度就会越高，比如义乌市，在2010年的城镇化综合指数为0.769，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为0.664，则其协调发展度为0.845，处于最高的协调发展类型。而其他地区的前一个数据都基本比后一个数据低了一倍，其协调发展度就相对比较低了。因此，要提高两者的协调发展度，需要两个方面都作出改善，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要加快，而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不能减弱。

其次，工业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会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又会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正常处理好工业化的发展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带来大量的石化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强。因此，加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样对工业化的进程会带来一定的阻碍，但我们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去换取工业化。所以，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与生态环境和城镇化发展协调推进。

第三，城镇化的加快是一个综合问题，需要在人口、社会生活、经济以及空间四个方面做到城镇化。从上文的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来看，城镇化包括了4个方面14个指标，单纯的人口城镇化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必须还要考虑经济的城镇化、社会生活的城镇化以及空间的城镇化，这些因素综合考虑的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城镇化，也才是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城镇化。

[1] 严重敏，汤建中. 上海地区城镇化和城市生态环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1）：68－72.

[2] 徐秀英，沈月琴. 农村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 生态经济，1998（5）：10－13.

[3] 刘科伟. 以非农化和城镇化推动西部生态环境治理—西部生态环境治理新模式探讨[J]. 人文杂志，2001（4）：155－157.

[4] 李芹芳. 西部开发中城镇化建设的生态环境问题探讨[J].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8（4）：105－108.

[5] 陈怀录，姚致祥，苏芳. 中国西部生态环境重建与城镇化关系研究[J]. 中国沙漠，2005，25（3）：356－363.

[6] 周忠学，张芳，刘佳. 陕北黄土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空间协调程度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2）：134－138.

[7] 安瓦尔·买买提明. 塔里木盆地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模式及调控对策研究[J]. 冰川冻土，2010（5）：1 049－1 057.

[8] 杨莉，刘宁. 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环境压力评估——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J]. 生态学报，2008，28（11）：5 610－5 618. [9] 秦钟，章家恩，骆世明，等. 1996－2008年广东省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分析[J]. 生态科学，2012，31（1）：42－47.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58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LI Guang-qin
（Tianmu College, Zhejiang A & F University, Lin’an 311300, China）

Indicator system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model were established for 58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increased. About 60% of the counties in Zhejiang ha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ginning or intermediate degree. Urbanization of the most counties is lag behi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rban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S718.52

A

1001-3776（2013）03-0047-05

2013-01-13；

2013-04-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03121）、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018264）

李光勤（1979－），男，四川泸县人，讲师，硕士，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