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红军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超竞争环境不断地显现和加强。［1］这种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成长和发展也因而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些学者从风险与战略管理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围绕战略性风险管理(Strategic Risk)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战略性风险的研究兴起后，因其从风险的角度而不是从确定性战略逻辑出发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逐步地发展成为战略管理领域极具研究价值的交叉研究。

学者们认为，“战略性风险”不确定性地引发的企业整体性损伤，是对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构成根本性威胁的一种不能够通过风险分散工具予以规避的风险因素集合。［2］［3］战略性风险的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围绕这一特殊风险因素的识别、形成机制、以及风险度量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但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清晰地指出不同类型、规模、发展阶段的企业比较容易遭遇和形成哪些关键的战略性风险。这一方面研究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战略性风险理论对企业风险管理实践指导作用的发挥。从实践来看，揭示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容易形成或者遭遇哪些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对于维系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企业战略性风险关键性风险因素构成及其显现趋势和规律的研究。

本文依据已有的经典文献和理论，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及其分布显现规律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分析。本文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和发展了已有的理论研究:(1)指出了企业战略性风险关键的风险因素构成，进一步明确了企业风险管理的重点和方向;(2)通过统计分析指出了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样本企业类别、规模以及发展阶段显现的情况，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战略性风险演化趋势的研究;(3)针对定量分析的需要设计了战略性风险测量的量表，对推动战略性风险管理的定量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相关研究对于理论发展和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理论回顾与模型构建

我们认为企业的战略性风险是其自身因素和行为偏离了市场动态变化产生的新的竞争优势的需要而使得可持续生存发展战略目标不能实现的潜在因素集合。那么在企业成长与发展的过程都会形成或者遭遇到哪些具体的这种特殊的风险因素?为了明确企业可能遭遇到的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我们基于Dubin提出的理论构建模式与方法(Theory－Then －Research)［4］，构建了本文所分析的理论模型。遵照这一理论构建和发展的范式，我们首先根据已有的理论和学者们的研究，将文献中指出的具体的风险因素进行了摘录并通过小组讨论和研讨进行了分组归类。在此基础上，结合典型企业案例和关键事件对初步分组的具体因素进行了抽象和概括，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模型。之后，我们通过与EMBA和MBA学员深度研讨和焦点讨论的方式，对所构建的初步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我们根据如表1所示相关的经典理论以及企业实践中典型的案例和关键事件的启示，通过归纳演绎的方式构建了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构成模型，如图1。

图1 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模型

表1 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1)市场信誉丧失的风险

在实践中，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企业持续不断地提供优质服务和产品，在消费者当中和市场上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才能使得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空间。如果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偏离或者未能达到树立良好信誉和形象的要求，则会使得企业发展陷入困境甚至消亡。事实上，很多企业为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生产和提供有瑕疵的产品、服务，最终因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丧失了原有的企业形象和信誉，也使得企业的发展陷入困境。如美国的霍尔马克/维斯特兰牛肉公司就是因其公司在市场销售劣质牛肉，使得公司失去了消费者和社会的信任而濒临倒闭。因此，企业在市场上商誉丧失的风险会使得企业失去消费者以及股东、商业伙伴的信任而被迫退出市场。同样的，企业在市场和消费者心目中口碑和形象的降低会极大地威胁其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一方面的因素是企业战略性风险的一个重要维度。

(2)关键资源匮乏的风险

资源基础观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以及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特质性资源。当企业缺乏这种特质性资源的支撑和运用时，市场的波动和冲击将使得企业失去成长和发展的可能。尤其是学者Blum特别强调了财务资源——企业的现金不足的风险会使得企业彻底倒闭。［5］如，曾经在高端奶业占据绝对市场优势的“太子奶”就是因为其资金链绷断而不得不在托管重组失败后宣告倒闭破产。在实践中，类似的因缺乏资金这类关键资源而倒闭退出市场的企业不胜枚举。因此，这一因素也是企业战略性风险构成的关键因素。

(3)产品技术老化的风险

如果企业的核心产品的专利和技术落后于行业和竞争对手的发展，那么企业就难以在市场上生存。因此，学者Slywotzky在其战略性风险地图中明确的指出，专利过期和流程过时而被竞争对手和市场所淘汰是企业可能遭遇的“行业技术”战略性风险，也即企业的产品技术老化将对其可持续生存发展构成根本性威胁和阻碍。如“宝丽来”因技术不能适应数码照相技术发展的需要而退出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6］在实践中，相当多的企业由于自身技术、资源和意识的限制未能及时地更新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满足市场变化产生的新的竞争要求而倒闭和消亡。因此，这一方面也是企业战略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构成。

(4)组织管理缺失的风险

学者们指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管理能力不足是限制企业快速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企业容易陷入组织管理缺失与快速成长不相匹配的风险境地，导致企业发展的停滞、倒退甚至消亡。［7］［8］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因组织管理上的混乱致使企业发展陷入无序和困境。因此，企业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匹配的组织结构设计是制约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企业战略性风险的一个关键构成。

(5)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

Robert和De在分析企业的战略性风险时特别强调和突出了企业重要战略决策，比如投资决策失误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企业的战略性风险集中体现于关于企业重要发展的阶段上投资决策的失误。［9］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盲目投资于多元化业务使得企业的发展偏离了主业而走上了歧途和灭亡之路，如曾经的“巨人”集团。因此，这一因素也是战略性风险的关键构成因素之一。

(6)违反法律规范的风险

在缺乏完善的和足够的政府法律规制的市场中，一些企业往往会利用政府法规监管的薄弱、缺失而通过非法的手段和途径来获取竞争优势。［10］而当这些违法行为和事件被披露和公众所获知时，来自于社会的谴责和法律惩处本身将有可能使得企业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可能。Fiegenbaum指出即使在政府规制政策完善并且稳定的情况下，风险偏好的企业和管理者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对利润的追逐会采取非法的途径和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11］企业的这种违法行为被揭露后，必然会遭受相关法律的惩处。企业则可能会为这些违法行为和做法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最终走向消亡。如，“三鹿”集团的倒闭就是这方面因素的一个典型的例证。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企业实践案例和事件同已有理论结合的启示，构建了一个有待验证的战略性风险关键风险因素构成的理论模型。除了本文构建理论模型时所提到的若干企业和事例外，这些风险因素也曾普遍地出现在其它企业管理实践中。如“爱多”等企业就是因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最终倒闭、消亡的。因此，这些因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量表开发

由于缺乏成熟的可供参照的量表，我们需要开发和设计新的量表。对于如何形成测验条目和量表，学者Hinkin认为研究者可以通过归纳演绎(Inductive＆Deductive Approach)的方法来形成测量量表和问卷。［12］也即，研究者可以依据对经典文献的回顾确定测验的关键点(Keypiont)。之后，通过小组研讨、与专家和企业管理者深度交谈确定关键点与理论内容之间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并将测量的关键点细化为具体的测量条目和问题。［13］在此基础上，通过预调研以及一致性信度检验来最终确定量表和问卷。遵循这一方法和范式，我们开发和设计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量表和问卷。

首先，在前述概念理论模型构建阶段我们对已有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进行了回顾，并依据这些学者的经典论述明确了战略性风险的概念界定以及同相近和相似的概念之间的区别，确定了本研究设计的概念内容、边界和范围。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战略风险领域较为权威的学者Slywotzky和Drzik以及Chatterjee等人的理论阐述梳理出了战略性风险构念量化的关键点(Keypoint)。［14］［15］完成了Hinkin方法形成测验量表的第一步要求。

其次，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我们通过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的小组讨论将这些关键点细化为量表测量的条目。然后，又将测量条目同5位战略管理领域的专家以及博士后研究员进行了研讨和分析，以确定这些测量条目与战略性风险的相关性以及关键点之间的区别效度。之后，我们将初始的测量条目转化为具体的测量问题，形成了初步测量的问卷。通过这些工作完成了Hinkin方法形成测验量表的第二步。

初始问卷形成后，我们首先在EMBA和MBA学员班上进行了研讨。这些学员均为有四年以上企业实际工作经验中高层管理者。由他们对初步形成的问题表述进行了修正和润色，淡化了原来问题表述过于学术的色彩。通过这一步工作我们初步印证了构建的模型与量表指标测度关键点的合理性。完成这步工作后我们形成了正式调研所需要的问卷，并通过正式调研前的预测试检验了问卷的测量效度和信度等指标。

(二)测量与信度

同5点量表相比，6点量表测量程度更为精细，可以获得更大的数据变异，并且不像7点量表需要被测者更细致地去进行程度判断，故多为通过感知测量方式的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测量所使用。［16］因此，本研究设计在具体的测量上采用了6点量表:1表示被测者完全不同意题中的意思表述而6则表示被测者完全赞同测验题目的意思表述。如表1所示，本量表信度检验的Alpha值均在0．8以上，达到了较好的测量信度。

表2 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测量

(三)问卷前测与数据回收

在管理定量研究中，大规模问卷发放前通常要进行一次小规模的预测试(Pre－Test)。预测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识别并消除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问题设置以及表述方面是否能够容易被测者所理解。而对一个小样本的调查对象进行问卷的测试，目的是通过潜在的被调查者对问卷的所有方面进行评估，包括问题的内容、措辞、顺序、形式和布局、问题难度以及指示说明等，要求参与者就问卷的可操作性提出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一般而言，预测试对象的人数应为问卷中包含最多题项的分量表的3－5倍。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中，题项数目最多的分量表包含了17个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了50家企业进行预测试。预测试结束后，我们对预测试问卷的题项进行了条目分析，排除了鉴别度不显著(p＞0．05)的题项。在此基础上，做了初步的可靠性分析和净化条目处理，计算了各个题项对于相应构念的Item－To－Total相关系数，以及去掉每个题项后的Cronbach’s α值。总体来说，问卷和内容在理论方面和统计检验方面都达到了预定要求。

问卷大规模进行发放主要集中在2009年6月到2010年1月间。问卷的发放主要采取现场发放的方式，一部分采用电子邮件发送。这一阶段一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313份。剔除明显不符合常理和缺失值太多，以及全局题项答案值小于3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0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29．1%。

(四)样本的描述统计

1．企业规模分布

我们将企业规模根据员工人数划分四个档次，其中样本企业中有14．3%的企业员工人数在300人以下，50．6%的企业员工人数在300－500人之间，15．6%的企业员工人数在500－1000人之间，19．5%的企业员工人数在1000人以上，见表3:

表3 企业规模分布

2．企业年龄分布

在本研究所获取的样本企业中，成立最早的企业是在1921年，最晚的成立于2007年。其中，2000年及2000年以前成立的企业有123家，占总数的40%。而企业年龄在10年以下的有160家，占51．9%。10－20年的有130家，占42．2%。20年以上的有18家，占5．8%。因此，大部分企业是属于10年以下的较为年轻的企业。

3．行业分布

本研究所获取的样本企业所属行业分布如表4:

表4 企业所属行业分布

4．相关矩阵

表5 主要变量的相关矩阵

四、模型检验与数据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前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如果KMO值越接近于1表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研究所分析的企业战略性风险部分样本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862，表明本次研究的数据非常适合因子分析。我们用SPSS16．0软件，选用方差最大的(Vramax)直交转轴法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见表6:

表6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因子载荷

在因子分析时我们保留特征值大于1，因子载荷0．6以上的因子。如表7所示，17个测量题项经过旋转后共生成了6个因子，因子载荷值最低0．69最高为0．93。其中测量条目1－3属于因子1，条目4－6生成了因子2，7－9属于因子3，10－12属于因子4，13－15属于因子5，最后两个题项归属于因子6。这一因子分析结果同本文模型构建阶段提出的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六维模型相符合。因此，根据测量条目和问题的具体内容以及本文前述部分对战略性风险的分析界定，将这6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产品技术老化”风险、“市场信誉丧失”风险、“组织管理缺失”风险、“违反法律规范”风险、“关键资源匮乏”风险、“投资决策失误”风险。因此，本文所构建的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理论模型得到了实证数据的验证和支持。

(二)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显现的规律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哪些具体的战略性风险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对前述的这些战略性风险关键的风险因素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企业中分布的频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以反映和刻画这些风险因素在所调研的样本企业中显现的规律性趋势。

由于本研究设计测量刻度上采用了6点量表，1表示完全反对题项中的意思表述，也即该风险事件与现象从未出现在该企业中，6表示完全赞同题中的意思表述，也即该风险事件确实出现在该企业中。因此，通过对样本数据中两个极端评分的频率进行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文所分析的具体风险因素在所调研样本企业中显现的趋势和规律。

1．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规模的样本企业中的分布

首先我们将企业的规模按照员工人数从少到多区分为300人以下，301－500人，501－1000人，1001人以上这四个分组。表7汇总了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规模的样本企业中显现的情况。如表7所示，在300人以下的44个样本企业中，50%的企业显现了“关键资源匮乏”的风险因素。而“违反法律规范”风险因素在这一组样本企业中显现的频率为21，占这一组样本的47．7%。相比而言，“产品技术老化”的风险维度在这一组样本中显现的频率最低，只有9个样本企业。而在300到500人以及501到1000人规模的企业中，“组织管理缺失”和“市场信誉丧失”这两个维度的风险显现的频次最高，因而也是这一组样本企业中其最容易萌生的风险因素。而1000人以上的企业中，“组织管理缺失”、“产品技术老化”以及“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因素显现频率均较高，但“关键资源匮乏”风险因素显现频率最低。这一结果表明，不同规模的企业，战略性风险关键的风险因素显现的趋势和情况也不同。从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企业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容易显现“组织管理缺失”、“产品技术老化”、“市场信誉丧失”以及“投资决策失误”的战略性风险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企业规模较大，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定的垄断和统治地位而容易忽视、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组织规模较大，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组织设计和管理方法不能满足和适应企业规模快速扩张的需要的情况。这突出体现在1000人以上的样本企业中，这几个风险维度显现的频率都较为集中。

表7 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规模样本企业中显现的频率

2．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样本企业中的分布

如表8所示，我们以10年为划分点将样本企业根据其发展历史区分为10年以下和11年以上两组。一般战略理论认为，10年以下的企业为刚刚度过成长期的新创企业而10年以上的企业则是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我们通过对比和分析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企业初步发展和成熟期阶段显现的差异来揭示这些风险因素分布变化的趋势。如表8所示，在10年以下的，发展历史较短的企业样本中，“市场信誉丧失”(F=60)、“违反法律规范”(F=48)和“关键资源匮乏”(F=38)的风险因素显现的频率相对较高，而“产品技术老化”的风险因素显现的频率则最低(F=14)。这一结果与企业的实践也比较吻合。一般而言10年以下的企业多为新创企业。新创企业由于后发优势，往往多以新技术和产品为市场进入平台，故较少显现产品技术老化的现象。但这些新创的发展过程中的企业会因初始发展的基础薄弱缺乏支撑其快速发展的资源基础而显现“关键资源匮乏”的风险。因此，在竞争和发展的压力下，风险偏好的企业往往会铤而走险通过违反法律规范的不正当竞争手段和途径来谋取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引致企业违法的战略性风险。

表8 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样本企业中显现的频率

对于较为成熟的10年以上历史的样本企业而言，“组织管理缺失”、“投资决策失误”、和“产品技术老化”风险因素显现的频率较高。在10年以上的样本企业中，组织管理缺失风险因素显现的频率较高，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随着企业年龄的不断增长，企业组织机构设计和功能容易僵化而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和企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从而形成了组织管理缺失的战略性风险因素。而投资决策失误风险因素的频率较高则部分是因为较为成熟的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积累，具备了投资扩张的基础而较为容易出现并购、多元化等重要战略性投资方面失误的风险。而且十年以上的企业由于产品技术上核心刚性的作用也较为容易显现产品技术老化的风险。

3．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样本企业中的分布

从表9我们可以看出，本文所分析的战略性风险关键的风险因素在所调研的样本中，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显现的基本情况。如表9所示，在公有制企业中，“组织管理缺失”风险维度显现的频率最高(F=56)，而“关键资源匮乏”风险维度最低(F=22)。相对而言，非公有制企业样本中，除了“组织管理缺失”风险维度显现得较为突出外，“市场信誉丧失”以及“关键资源匮乏”风险因素都较为突出。这一现象与企业的管理实践较为吻合。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组织管理混乱的现象。此外，由于国有企业往往掌握资源和能源，故此关键资源匮乏的风险频率较低。而非公有制企业出于市场竞争和利益驱动，较容易忽视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进而形成“市场信誉丧失”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非公有制企业缺乏政府关系的支持而不容易获得其发展需要的关键资源，从而容易形成“关键资源匮乏”的风险因素。

表9 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所有制样本企业中显现的情况

4．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样本企业中总体分布的情况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本文所分析的战略性风险关键的风险因素在所调研的样本企业中总体情况进行一个汇总分析。表10汇总了这些风险因素在样本中总体分布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通过样本数据中被测者对其所在的企业战略性风险情况表述完全赞同选择6的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反映企业显现这些风险因素的程度和情况。

表10 关键的风险因素在样本中总体分布情况

从表10我们可以看出，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企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组织管理缺失”风险维度，共有106个样本，占样本总数的35%;而“市场信誉丧失”维度出现的频率位居其次，共有103个，占总数的34%;“违反法律规范”维度，80个样本，占样本总数的26%，位居第三。上述的这三个维度的风险因素在本文所调研的样本企业中显现频率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企业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和萌生的战略性风险因素的规律性趋势、程度。

由于本研究设计对风险因素变量测量并非是直接测量的风险因素高低以及威胁程度。同时，由于是不完全的部分抽样调查，上述结果也只是对我国企业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其内部较容易形成的战略性风险的一个粗略的描述和分析。但上述的分析仍然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及其启示

首先，我们通过分析相关的经典理论和文献以及企业实践案例事件的启示，构建了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的理论模型，并以中国企业为样本的实证数据予以了检验和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17个测验题项经过旋转共形成了6个因子。根据测量内容以及模型设计，我们将这六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产品技术落后”、“组织管理缺失”、“关键资源匮乏”、“市场信誉丧失”、“投资决策失误”以及“违反法律规范”六个关键的企业战略性风险因素。数据分析还表明，这六个关键风险因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企业萌生某一风险因素后会通过风险维度之间的正向相关影响催生其它维度的风险因素，从而形成对企业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构成根本性威胁的战略性风险。因此，这几个维度的风险因素在企业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重点关注。

其次，我们对本文所分析的战略性风险关键的风险构成因素在不同规模的样本企业中的分布和显现规律进行了统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300人以下的样本分组中，“关键资源匮乏”和“违反法律规范”的战略性风险因素显现的频率最高。而在300到500人以及500到100人规模的企业中，显现“组织管理缺失”和“市场信誉丧失”风险因素的比率最高。在规模为1000人以上的样本企业中，“组织管理缺失”、“产品技术老化”以及“投资决策失误”是显现频率均较高的风险因素，而“关键资源匮乏”风险因素则相对较少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不同规模的企业显现的风险因素差异的状况和趋势。

再次，我们考察了本文所分析的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不同企业年龄分组中显现的情况。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历史在10年以下样本企业中，“市场信誉丧失”(F=60)、“违反法律规范”(F=48)和“关键资源匮乏”(F=38)的风险因素显现的频率相对较高，而“产品技术老化”风险则最低(F=14)。对于较为成熟的10年以上历史的样本企业而言，“组织管理缺失”、“投资决策失误”、和“产品技术老化”风险因素显现的频率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关键的战略性风险因素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中显现和生成的趋势。这一结果同企业的管理实践也较为吻合。由于10年以下的企业多处于从新创企业到初步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往往会因缺乏其发展的关键性资源以及未能获得消费者和社会合法性认同而失去市场发展空间并陷入成长的困境。此外，由于企业初期发展的巨大压力，在管理者风险偏好的驱动下企业也较容易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获取竞争优势，从而萌生了违反法律规范的风险因素。这表明，对于发展历史较短的企业，在其快速发展成长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市场信誉丧失以及企业成长、扩张方式和手段的合法性的问题。

最后，我们对按照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类型分组中的关键风险因素分布频率进行了汇总和分析。数据结果表明，在公有制样本企业中，“组织管理缺失“风险维度显现的频率最高而“关键资源匮乏”风险维度最低。相对而言，非公有制企业样本中，除了“组织管理缺失”风险维度显现得较为突出外，“市场信誉丧失”以及“关键资源匮乏”风险因素都较为突出。这表明，由于所有制类型不同，企业在市场和环境变动中显现的状态和结果也不同。因此，本文的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有制类型中不同的风险因素显现和变化的趋势。

(二)不足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首先，由于影响企业的风险因素是复杂多变的，本文所分析的战略性风险也仅代表了我们对这一复杂风险因素的初步理解和认识，相关的结论和模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校正和调整。更重要的是，本文所分析的仅是战略性风险众多因素中的较为重要和关键的几个方面而非其全部。战略性风险作为一个较为特殊和复杂的风险因素的集合，尚有其它构成因素有待后续的研究去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也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的校正、调整和完善。

其次，虽然本研究设计对多发的战略性风险因素的频率进行了统计分析，但由于部分样本企业涉足多个产业领域，因此本研究设计没有对行业背景进行区分和控制，也没有在不同行业间进行对比分析的实验设计。在未来，对某既定行业进行研究，分析特定行业环境内企业战略性风险的特征与规律，对指导企业的管理实践会更有指导意义。

最后，本研究使用的是随机不完全抽样的时点截面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风险显现趋势刻画和分析的严谨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尝试通过时间序列数据的纵向历史研究考察同一样本企业不同发展规模、阶段的战略性风险形成、演化趋势，力求更加客观和严谨地反映出企业战略性风险动态变化的规律。

注释:

［1］Teece ＆ Pisano，“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8．no．7(1997)，p．509．

［2］Chatterjee，Robert M．Wiseman，“Integrating Behavioral and Economic Concepts of Risk into Strategic Management:The Twain Shall Meet”，Long Range Planning，vol．36(2003)，pp．61 －79．

［3］［15］Chatterjee，Michael Lubatkin，“Toward a Strategic Theory of Risk Premium:Moving Beyond CAPM”，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4，no．3(1999)pp．556 －587．

［4］Dubin，R．，Theory Building，NewYork Free Press，1978．

［5］Blum，M．，“Failure Company Discriminant Analysi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12(1974)，pp．1 －25．

［6］［14］Slywotzky，Drzik，Countering the Biggest Risk of All，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5．

［7］Baird ＆ Skromme，“Toward a Contingency Model of Strategic Risk Tak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2，no．2(1985)pp．230 －243．

［8］Penrose，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Oxford Press，1995．

［9］Robert Baum，Devin A．Locke，“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venture growth”，Advangced management journal，vol．44，no．2(2001)，pp．292 －303．

［10］March J．G，Shapira Z．，“Managerial Perspective on Risk and Risk taking”，Management and Science，vol．31，no．4(1987)pp．1404 －1418．

［11］Fiegenbaum，Thomas，“Attitudes toward Risk and the Risk －Return Paradox:Prospect Theory Explan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31，no．1(1988)pp．85 －106．

［12］Hinkin，T．R．，“A brief tutori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for use in survey questionnaires”，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no．1(1998)，pp．104 －121．

［13］罗胜强、姜 燕:《单维构念与多维构念的测量》，见陈晓萍等主编:《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6］Richard A．Swanson，Elwood F．Holton，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foundations and methods of inquiry，Berrett－ Koehler publisher，Inc，2005．

［17］Martin E．，Polivka，“Diagnostics for redesigning survey questionnaires:Measuring work in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59，no．4(1995)，pp．547 －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