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向 贤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高昂的幼儿园费用和医疗费用、上亿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几千万的留守家庭、家务和生育的女性化、四二一家庭结构加剧的养老困境等问题非常引人注目。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不同部门也都进行着或快或慢、成效不一的回应。如发展公共托幼服务业，改革医疗保障以覆盖更多人群，取消户籍制度，减轻女性家务负担，发展公共养老机构等。这些建议和改革方向都很有针对性，且十分必要，但是，划界而治也会使人忽视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劳动力和人口的社会再生产，以及我国目前提供劳动力和人口社会再生产机制的三大结构性特点——私人化、女性化、无酬化。下面进行简要论述。

(一)什么是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是指使社会结构和传统得以维持和存在的过程。包括三个层面：社会系统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维持生命、教育和培训等)，人的生物性再生产。[1—3]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之一，全方位地参与着社会再生产。

(二)社会再生产在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分配。虽然家庭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重镇，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市场可以免除分担社会再生产的职责。相反，国家和市场严重依赖在家庭内进行的社会再生产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国民和劳动力。然而，在社会再生产职责的分配方面，三者力量很不均衡。政府通过法律、社会政策等发挥着强大的主导作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则倾向于将社会再生产的责任推给个人或政府。由此，家庭成为三者中发言权最弱的一方。但发言权最弱绝不意味着最不重要，因为家庭可以在没有国家和市场的条件下存在，国家和市场却离不开家庭。

(三)近30年来，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化、女性化和无酬化现象严重。首先，自1978年转向市场经济以来，政府大规模地从表面上不直接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撤出，劳动力和人口的再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私人化为个体家庭的责任[3，4]。第二，家庭内的社会再生产被女性化了。那为什么主要是女性，尤其是妻子、母亲来承担，而非主要由男性、丈夫或父亲来承担呢？家庭议价理论(household bargaining framework)提出了有力解释。该理论[5—7]指出，家庭内部并非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社会结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所设想的那样：家庭成员秉承利他主义，平等地分享资源和承担责任；相反，家庭成员之间不断磋商着资源分配，而且磋商议价的权力大小与个人的性别、年龄、收入、身体条件、社会资产等都密切相关。[4]另外，通过家庭教养、学校教育、传媒影响、社会政策等，家务女性化被构建成天然的、理所当然的。第三，由于家庭内社会再生产创造的生活资料不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女性化了的家务劳动成为无酬劳动。而且由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有酬工作/无酬工作之间的等级，在家庭内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被视为是低级工作，甚至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8]因此，在目前的我国，尽管女性通过承担家务劳动创造了较大的价值，但她们无法因家务工作而得到货币收入、养老、医疗、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从而部分地使许多低收入、无收入的女性，不得不依赖配偶或子女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但实际上，家庭内社会再生产创造的价值大得惊人。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估算，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可以达到西方工业化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25—40%。[9]504Arno et al评估了在1997年的美国，仅仅无酬照料生病和残疾的成年家庭成员这一项在家庭内进行的社会再生产，就创造了相当于1970亿美元的价值，占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美国当年为整个国家的居家健康服务的支出不过320亿美元。[10]

(四)被“三化”的社会再生产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沉重的私人化社会再生产已使家庭不堪重负。生育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必需，也是生产新一代劳动力和国民的唯一途径，所以生育绝不是个体家庭的私事。但目前除九年义务制教育外，儿童十几年成长期间的生养育几乎均由个体家庭承担。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日复一日地提供饮食、清洁环境、情绪照顾，生病期间需要提供照料，这些数量可观的服务目前基本都由家庭提供。步入老年是劳动力和人的必经阶段，而且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人体的自然衰老，更需要巨额的医药费和照顾服务。而我国目前，不但养老服务基本由家庭提供，而且在劳动年龄阶段未能在正规部门就业的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费用和医疗费也主要依靠家庭。在劳动力和人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不但政府所提供的政策支持严重不足，而且市场化服务的价格、质量和严重不足使大多数家庭无力或无法购买。

其次，不公正的社会再生产女性化严重阻碍了女性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刻板地、强制性地要求女性承担家庭内再生产的全部或大部分责任，不但严重限制了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自由选择和平衡，而且女性还因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而受到市场的惩罚。包括被拒绝雇佣，被压缩在低收入、低福利和低声望的行业或职业，缺少职务升迁机会等。[11]25同时，家务女性化必然带来的是男性在经济和事业上必须成功的僵硬要求。这不但给男性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阻碍男性积极参与家庭生活、履行父职。[12]

再次，无酬化的家庭内社会再生产严重阻碍了“照顾经济”的发展。人类生存和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需的绝不仅是物的生产，更需要服务。而人和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服务就是指派给家庭承担的劳动力和人的社会再生产，而且如前所说，个体家庭和女性为满足这些需求已是不堪重负。所以，如果这些巨大需求能从强制性的家庭内生产转化为就业机会，那将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以人为本，为满足人的需求而提供服务。总之，早在1996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指出：“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恰当管理的话，将会导致失业、无声、无情、无根和没有未来，从而损害人类发展。对于消除贫困、人类发展和持续性而言，经济增长的质与量同样重要。”[13]1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家庭内的社会再生产，并积极促进其在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合理分配。

(五)本文研究问题和数据来源。本文认为，截止目前，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化、女性化、无酬化在我国并没有受到真正触动。其原因除了社会普遍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家庭内进行的社会再生产是个人、家庭、企业或市场、政府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外，部分地还因为相关决策部门没有深入认识到家庭内社会再生产是如何被社会政策构建为私人化、女性化和无酬化的。下面将依据天津市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的相关数据，剖析这一过程。天津市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于2010年底至2011年初进行，采用多层次随机抽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022份，有效率99.7%。其中18至64周岁者共2627人，男女各半；居住在城镇的占58.3%，居住在农村的占41.7%；汉族占97.9%。此外，还在调查户内随机抽取了395名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下文将简称为老龄人口)。本调查基本上代表的是有天津市户籍者。在3022名受访者中，只有2.4%(73人)属于外地户口。

二、家庭内社会再生产的“三化”构建

(一)家庭内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化。这一过程是通过将户籍、城乡、工作等级和性别等要素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如图1所示，首先，根据有无天津市户籍、天津市户籍的城乡之分，将整个天津市人口分为三大等级。然后，将户籍类型与工作等级(包括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有酬工作/无酬工作等)相结合，使得“城市正规就业单位中的有酬工作者”成为社会保障金字塔的塔尖，能够获得经济保障水平高的天津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镇非正规部门的有薪工作者、无酬的专职家务工作者、自我雇佣的农业工作者和所有在天津工作和居住的外来人口，成为巨大的塔身。*根据《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天津统计信息网”，http://61.181.81.253/yu/2010tjgb.doc)，截止2011年末，天津市全市常住人口1354.58万人。全市户籍人口996.44万人，其中的农业人口有382.5万，城镇人口有613.9万；另有工作和居住于天津，但没有天津户籍者344.84万人。该《公报》显示，截止2011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474.52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498.30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458.70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97.80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为234.6万人。 根据天津市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限年龄，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针对18岁以上人群。由于查阅不到天津市总人口中，18—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故根据《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2007年)》提供的2005年全国总人口中各年龄段的比例，计算出该年龄段占总人口中的75%。同样由于检索不到2011年天津市总人口的性别比，这里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10年天津市总人口中的性别比为114.5(女性=100)；计算出在天津户籍者中，有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口747.33万。

如图1所示，在儿童抚育的私人化方面，天津所有的成年人口中，只有近1/4的人拥有生育保险。对于这些在正规部门从事有薪工作、且所在单位缴纳了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生育保险的从业人员，怀孕期间的检查费、分娩费用、产假期间的收入津贴可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其余781.3万人口则均需全部或大部分由个体家庭承担生育费用*以《天津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列出的生育相关费用为基数，与《天津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比较可以发现，农村女性和城镇中的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女性及其家庭需要自己承担100%的产前检查费、自然分娩费用中的80%、剖宫产费用的78%、产后休养期间的全部收入损失(除了100元的生育补助外)。。另外，对所有生活和工作于天津的居民，不论是工作等级中的哪一层，自孩子出生后，都需由个体家庭承担儿童0—6岁期间几乎所有的抚育费用。

养老责任的私人化。如图1所示，通过户籍、城乡、工作等级等差别待遇，天津市目前18岁以上的人口中，约一半人可以参加保障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近10%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但由于该保障的低水平，参保人仍需长期依赖家人养老*李俊青等以2009年天津市97%的参保农民选择的10%的缴费档次(即每年缴纳保费为上年度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据此计算，以2009年需缴纳保费970元)为依据，以一名45岁开始缴纳、缴纳15年后领取养老金的农民为例，发现该养老制度的两个缺陷：保障时间短和保障水平低。在60—65岁之间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加上政府每月补贴的150元可以保障基本消费，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从66岁开始难以保障。而且2009年天津农民的平均寿命为80.7岁，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4年里，养老金无法保障投保者的生活，且年龄越大，缺口越大。参见李俊青，袁宏运，柯力涵《天津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付方式精算分析》，城市探索，2011年第6期.。剩下的43%人口则完全依赖家人养老。即使在有天津市户籍的成年人口中，也有26%的人(190.8万)没有养老保险。

在最需要养老保障的老龄受访者中，32%*本文没有特别说明数据出处的，均来自于作者对天津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计算。的人没有养老保险。其中，近1/4的城市女性、84%的农村男女两性没有社会养老保险。在医疗保险方面，虽然天津市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不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天津户籍者，但赔付水平不高。在受访者2011年年医药费的个人负担比例上，城市男女两性老龄受访者的报告分别为41%和54%，农村男女老龄受访者的报告均为85%左右。所以，在老龄受访者中，35%的人需要依赖子女或配偶来支付医药费，27%的人需要依赖配偶或子女获取基本生活费。

在老龄人口中，与城市男性相比，城市女性、农村的男女两性更为脆弱。近2/5的农村男性、1/3的城市女性和3/4的农村女性则不得不依赖配偶或子女来支付医药费。需要配偶或子女供养的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分别达三成和七成；在农村老龄男性中，也有超过四成的人不得不依赖子女养老。随着高龄老人中女性比例的提高，更多的高龄老年女性将不得不更加依靠子女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不只是上述老龄人口面临着生存风险，而且，如果天津市的养老政策在目前或将来没有巨大的改变，图1显示的数百万之巨的人口将不得不依赖家庭养老。

图1社会保障的金字塔分配原则

(二)家庭内社会再生产被女性化和无酬化的现状。在城乡的在婚家庭中，女性分别承担了近七成(66%)和八成(78%)的家务，城乡妻子平均每天花费在家务的时间分别为3.1和3.2个小时，远多于城乡在婚男性(分别为1.5个小时和53分钟)。在城乡在婚者中，妻子和丈夫的日均劳动时长是相同的，均为约7小时*这里所说的日均劳动时间并不特别针对工作日或休息日，而是18—64岁的所有受访者在调查前一天的时间分配。82.9%报告“昨天”为工作日，12.7%报告为休息日。，但女性劳动时长中有近一半的时间(45%)花费在无酬的家务劳动上，远高于男性(19%)。粗略估算，2010年天津的在婚家庭通过无酬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为870亿元，女性创造了其中的67%。在当年无酬和有酬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前者占32%。但由于对女性通过家庭内社会再生产创造价值的无视，部分地导致在婚人口中男女收入差异巨大，城市女性收入只达城市男性收入的61%，农村女性收入只及农村男性收入的51%。

(三)家庭内社会再生产为什么能够被女性化和无酬化？一方面，男权制家庭制度将女性系统性地置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农村。在城乡，通过将家庭财产登记在男性名下、男系姓氏传承等，使女性在经济安全、家族地位上处于弱势。调查发现，房产作为绝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财产，在城市，登记在丈夫名下的可能性是登记在妻子名下的3倍，在农村则是6倍。在农村，从夫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户主为承包人、男性垄断户主资格等婚姻制度、社会政策使个体家庭中的男权与公共政策中的男权交织在一起。[14]女性在男权家庭中的不利处境，使女性在家庭内社会再生产方面没有足够的、平等的磋商权利。另一方面，这种明显不公正的性别分工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取得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合法性。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男主外女主内”的普遍认可和不断的代际传递是其关键。在男女成年受访者中，对这一刻板性别分工的认可分别为61%和53%；受访的男孩对其的认可程度也达到六成。在整个社会，通过家庭、学校、媒体和相关部门的不断复制，男主外女主内被社会化为个人观念、家庭模式、教育理念和社会政策，并相互提供着合法性。

三、“三化”的社会再生产不可持续

需要指出的是，近两年天津市的社会保障等级原则已得到部分消除，并通过为未能在正规部门从事有酬工作者及其家庭提供育幼、养老、医疗方面的少量费用，从而促进这部分费用由全社会分担，但主要费用仍需个体家庭承担。另外，不论是育幼、养老还是医疗，在天津工作居住的外来移民仍几乎不能享有任何社会保障。并且对于所有居住于天津市的人而言，社会再生产的照顾服务则基本是私人化、女性化和无酬化的。所以天津市目前的社会再生产仍面临着下列挑战。

首先，天津市数百万个家庭因育幼与养老社会保障而不堪重负。第二，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的“三化”严重地损害着女性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由于女性被指派提供日常家务、抚育儿童和照料老人，造成17%的处于劳动年龄的女性无法外出从事有薪工作。第三，“三化”的社会再生产与男权家庭制的结合，使人口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如由于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化、女性化和无酬化，严重遮蔽了女性对国民经济、市场经济、家庭和每个人的巨大贡献，女性被看作是次于男性的公民、劳动力和家庭成员，从而助长了男权制家庭对男孩的偏好。本调查发现，在农村受访者的最后一个孩子中，男孩与女孩的性别比达177∶100。第四，“三化”的社会再生产损害着男性发展。如，调查发现父亲中的六七成缺席于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在已婚且育有子女的城市男性中，七成没有休过护理假。

因此，政府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协调者、公民正当利益的维护者，亟需公正积极地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家庭之间重构社会再生产的分配机制。其一，消除社会保障中的等级，建立根据需要而非等级提供保障的原则；其二，重新界定工作，只要是创造了人类和社会需要的物品或服务，就属于工作，就应该得到社会保障，就应该给予社会报酬；其三，大力发展儿童的公共照料服务，保障和促进男性参与生育的责任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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