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奕望 李 明 胡 蓉 陈丽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1203）

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开始了在中国28年之久的传教之旅。他采用天主教儒学化的传教方式，逐渐为士大夫们接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南昌，利玛窦表演“神奇记忆”后，江西巡抚陆万垓软硬兼施，迫使其撰写记忆绝技，利玛窦旋即用中文著成《西国记法》［1］。

1 脑囊，记含之室

《西国记法》讲述记忆的原理、西方记忆的方法和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为西洋神经学传入之嚆矢，亦为西洋传入第一部心理学书［2］。利玛窦指出“脑囊”为意识、记忆的器官，即“脑囊记忆说”。“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囟页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3］，并列举生活实例详加证明，“故人追忆所记之事，骤不可得，其手不觉搔脑后，若索物令之出者，虽儿童亦如是”［3］。外观上，“人枕骨最坚硬，最丰厚，似乎造物主置重石以护记含之室”［3］。然而，“人之记含，有难、有易，有多、有寡，有久、有暂”［3］，虽迥然而异，但均与“脑”密切相关。“盖凡记识，必自目耳口鼻四体而入。当其入也，物必有物之象，事必有事之象，均似以印印脑。其脑刚柔得宜，丰润完足，则受印深而明，藏象多而久。其脑反是者，其记亦反是。如幼稚，其脑之柔，譬若水，印之无迹，故难记。如成童，其脑稍刚，譬若泥，印之虽有迹，不能常存，故易记而亦易忘。至壮年，其脑充实，不刚不柔，譬若褚帛，印之易，而迹完具，故易记而难忘”［3］。同时反面例证，“又人有坠楼者，遂忘其亲知，不复能识。又人由病，遂忘一切世故，虽已名亦不能记忆之矣”［3］。《西国记法》从正反两面，证明“脑”为意识、记忆的主宰［4］。

每个人体质不同、禀赋各异，记忆必然存在差别，利玛窦则运用中国传统的“气”的理论加以说明。“且人赋质不齐，故记识亦有难易。大都两间气，钟聚流行，处处不同，有清、有浊、有轻、有重。赋其清而轻者，其人多聪明睿哲，故善记。赋其浊而重者，其人多昏蒙卤钝，故善忘。赋其清而重者，其人多敏达，而端严凝固，亦善记。赋其浊而轻者，其人多谲诈，而浮躁薄劣，亦善记。此又气之使然。人能审其所赋之偏，而修摄涵养，则可造于中正，而不为方隅所拘，竟累吾心之灵明也”［3］。

此外，脑的记忆能力与时间、节令也有关系。“凡人晨旦记识最易者，其脑清也。若应接烦扰，或心神劳瘁，皆能致脑干”［3］。因此，日常生活中，记忆之法需要反复练习，先难后易，由繁入简。“养记之法，大略时习而日用之，庶免生疏。但须先其难者，后其易者。盖先之以难，遇易者则愈易易尔。譬学健步，初握两铁棰而行，及徒手而趋，不觉其为劳矣［3］”。利玛窦的“脑囊记忆说”涉及脑的解剖、生理、病理、心理等知识，在晚明时代的中国，打开一扇全新的门户［5］。

2 心者，精神之所舍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主张 “心是记忆的主宰”。《管子·心术上》曰“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孟子·告子上》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先秦的这些论述，无不将“心”作为思维意识的器官加以认识，也影响到整体成编于战国时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多学者多采信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之说，主张《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灵枢·邪客》“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五色》“积神于心，以知往今”。《灵枢·五癃津液别》曰“五藏六府，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可见，《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五脏六腑中，心的地位至高，统帅五脏系统，人体正常生命活动都在心神的主宰和调控下有序进行。心具有认知、思考的能力，具有意识、思维的功能。故《素问·宣明五气》归纳为“心藏神”；《灵枢·大惑论》则云“心者，神之舍也”。反之，心若发生病变，必将影响五脏六腑功能，形体遭受严重损害。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

“心主神明”的观点，到明代晚期，为阴阳学家们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医学大家张景岳（1563~1640），精易理重命门，代表作《类经》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年），比《西国记法》晚29年。《类经》采用以类相从的方法，对《黄帝内经》全面注释和分类讲解。如《类经·藏象类·灵兰秘典论》张景岳注解“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为一身之君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故曰神明出焉”。《类经·疾病类·五癃津液别》注解“心总五脏六腑，为精神之主，故耳目肺肝脾肾，皆听命于心。是以耳之听，目之视，无不由乎心也。肺朝百脉而主治节，故为心之相。肝主谋虑决断，故为心之将。脾主肌肉而护养藏府，故为心之卫。肾主骨而成立其形体，故为心之主外也”。张氏再三论证，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的生理活动，皆由心所主宰。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中国，“心主神明”的观点仍然占据主导。

3 脑为元神之府

在主流看法之外也出现了其他见解。李梴，字健斋，南丰（今江西南丰）人，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作《医学入门》刊行于万历三年（1575年），比《西国记法》早20年。《医学入门·脏腑》提出“心者一身之主，君主之官。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李梴意识到除了血肉之“心”，人体另外还有主神明之“心”，并非“一心二主”。李梴所述的“神明之心”，与前人明显不同，一般被后世认为是心、脑功能分属的先兆。

“脑为元神之府”之说，为医界所熟知。李时珍编纂的《本草纲目》，完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早于《西国记法》整整17年。此刻的利玛窦尚未入华，二者定无瓜葛。“辛夷”条下“发明”，李氏曰“脑为元神之府，而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辛夷辛温走气而入肺，其体轻浮，能助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所以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九窍之病”。李时珍更多探讨的是辛夷之疗效，而灵光乍现的语句未能作出深入阐述，也引发后世更多的争议。

4“脑主记忆说”的流传

还是解释辛夷的功效时，清代医家汪昂 （1615~1694）的《本草备要》提及“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不经先生道破，人皆习焉而不察矣”。金正希所语的“脑未满……脑渐空”，与《西国记法》论述极为类似。据汪氏按语，现今多数学者认为，金正希是我国采纳“脑主记忆说”的第一人。

金正希（1598~1645），名声，崇祯元年（1628 年）进士，与耶稣会士艾儒略、毕方济交往甚密，从而接受西学“脑主记忆”，可以成立。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器重金声“博综数理”与对西学、西教的认识和友善态度，力邀其进京一起修治历法。金声的同乡叶世寅在《金忠节传》中称“尚悉公有脑主记忆之论为世人所鲜知，汪讱庵之《本草备要》、王勋臣之《医林改错》皆著其说，而儒者不传”［6］。最末一句“儒者不传”，也反证出“心主神明”仍为明末思想界的主流。

另有学者主张，方以智是中西医学汇通思想的启蒙者。方以智（1611~1671），明末清初思想家、科学家。他曾登门拜访意大利传教士毕今梁，请教奇器、历算和天文知识；还熟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共同研讨西方医学和天方知识。他对利玛窦评价甚高“西儒利玛窦泛重溟入中国，读中国之书，最服孔子”。《物理小识·人身类》提出“质而稽之，有生之后，资脑髓以藏受也。髓清者，聪明易记而易忘。若印版之摹字，髓浊者，愚钝难记亦难忘，若坚石之镌文”。方氏所说“脑髓之清浊”、“记忆之难易”，基本沿袭利玛窦“赋其清而轻者……赋其浊而重者……赋其清而重者……赋其浊而轻者”的说法。《物理小识》譬记忆如“印版之摹字”又与《西国记法》“以印印脑”之比喻非常接近。难以确定的是，《物理小识》初稿完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然未及付梓遭遇兵燹，原稿损失惨重。颠沛流离中，方以智不弃初衷，继续收集整理，1664年由好友于藻刊印成书，即康熙三年，满清入关后20年。因此，尚无法证明方以智对于“记忆”的认识，形成于晚明时期［7］。

清代以后，王宏翰《医学原始》、王学权《医学随笔》（后由其曾孙王孟英修订后易名为 《重庆堂随笔》）、王清任《医林改错》，对“脑主记忆”问题，则有更详尽、更透彻的论述。

［1］李庆安.《西国记法》及其历史命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3）：89-92.

［2］方豪.中西交通史［M］.长沙：岳麓书院，1987：799.

［3］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西国记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43-145.

［4］王婕.论《西国记法》在明清之际中国的遭遇及其启示［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

［5］杨奕望，吴鸿洲.“利玛窦规矩”与中医药交流［J］.时珍国医国药，2012，23（5）：1237-1238.

［6］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155.

［7］杨奕望，吴鸿洲.中西医汇通第一家之争［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1，33（12）：11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