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涯

复古派“末五子”之一的胡应麟在诗文辨体时指出:“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①胡应麟:《诗薮》外编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在胡应麟看来，文的首要目的还是处理与道的关系。不过胡应麟的前辈们却有不同看法，李攀龙在评价李梦阳时说:“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②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沧溟先生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4，394，394页。王世贞在批评当世文章作者时说:“后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③王世贞:《艺苑卮言》卷1，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3页。李攀龙与王世贞都对文章中讲“理”有很大的保留，文章甚至可以“失诸理”，文可以不与“理”(道)相互关联。复古派对文章与道之间关系到底如何看待?“文以载道”的传统到此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视古修辞，宁失诸理”

李攀龙在《送王元美序》中提出:“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毘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④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沧溟先生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4，394，394页。这段文字指明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李梦阳文章复古以修辞为尚，可以影响在文中谈理;另一种是与之相对的晋江王慎中、毘陵唐顺之，为在文章中讲理而忽视文章修辞。在李攀龙看来，复古派师法的《左传》、《史记》中同样有人情、有事理:“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结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⑤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沧溟先生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4，394，394页。在李攀龙眼中，能写出与《左传》、《史记》一样伟大的文章，“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在文章中做到“理胜”，更不是在文中宣传儒家道理。李攀龙批评:“世之儒者，苟治牍成一说，不惮侪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复以易晓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窃誉，不自知其非。及见能为左氏、司马文者，则又猥以不便于时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读之语，且安所用之?”①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沧溟先生集》卷16，第394页。世俗之儒所治文字“不惮侪俗”，大众易懂而流于鄙陋。看到复古派能为左氏、司马之文，就攻击复古派之文不便于“时制”、“徒敝精神”，毫无用处。复古派如李攀龙等试图纠正理学兴盛背景下文坛的流弊，不管其取法《左传》、《史记》是否为不二法门，其态度是明确的。从表面上看，复古派并没有明确提出完全反对文章讲“理”，“文以载道”的传统已深入人心，轻易不会违背，复古派针对的只是文以载道产生的弊端而已。

王世贞回应李攀龙说:“吾尝论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后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已。六朝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1，《历代诗话续编》，第963页。先秦文章的文辞与道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后世的文章是因为修辞不胜才“跳而匿诸理”。在王世贞看来，不管两汉、六朝之文有何不同，“辞不胜，跳而匿诸理”相对于“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终究是不高明的。

李攀龙以激烈的态度提出的“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到王世贞这里变为语气相对温和的批评“辞不胜，跳而匿诸理”。李攀龙很快采用了这一说法，在写给张肖甫的信中说:“在昔学士大夫，掇拾听说，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谓跳而匿诸理者，不自知病呓矣，即辄据显贵，终岂谓此辈效也?”③李攀龙:《报张肖甫》，《沧溟先生集》卷28，第654页。“掇拾听说”，就是指听闻了理学讲习的那些人，其作文的弊端就是“跳而匿诸理”。李攀龙提醒，不懂文章之正法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的。可以看出，李攀龙与王世贞都是站在文章复古的角度立论的，其针对的对象是理学家及信奉理学观点而作谈理文章的人。

李攀龙与王世贞主盟文坛多年，故此观点影响极大。不过，复古派的理想虽是“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但从创作实绩上未必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的理论必然会受到反击。魏学洢就说:“陈言之务去，而卒不持昔人荄兹之解。稿本盖数更矣，一准于理。彼谓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者，真令人齿冷也。”④魏学洢:《易屑序》，《茅檐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7册，第551页。魏学洢在为其朋友所撰的《易屑》作序时，指出其友不沿袭前人之言，书稿数次修改，都依据“理”而来。魏学洢在此顺便讽刺了复古派文章对前人语句字词上的模仿，嘲笑了“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之说。可以发现，此讽刺与李攀龙、王世贞在文章创作领域的阐发原意并无太大关联，不过，反而可见复古派此论在当时引起的广泛反响。

真正从文章学角度去反驳这个理论的是袁宗道。袁宗道云:“沧溟赠王序，谓‘视古修词，宁失诸理’。夫孔子所云辞达者，正达此理耳，无理则所达为何物乎……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凤洲《艺苑卮言》，不可具驳，其赠李序曰:‘《六经》固理薮已尽，不复措语矣。’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⑤袁宗道:《论文下》，《白苏斋类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5—286页。袁宗道辩驳，辞达的目的就是要达于“理”，即以文载道，如果没有“理”(道)，作文是为什么呢?汉、唐、宋、明的文章都是有“理”乃为文。袁宗道批评李攀龙、王世贞是没有见识而认为古人不讲理。

公安三袁的文学理论与复古派极为不同，三袁的主力袁宏道《答李子髯》诗云:“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⑥袁宏道:《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1页。袁宏道肯定了李、何复古草创之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但到了李、王，“诎理竞修辞”则成了旁门歧路，模拟修辞只能走上狭隘之路，完全不知“闾巷有真诗”的要义。公安派与复古派的区别在此论中显示得非常清楚。

公安派对复古派有强烈的抵制情绪，未必见得客观。也有学者站在比较中立的立场上去评价这些理论。董光宏说:“昔人称文章大业，至列之为三不朽，谓其维世风砥士习也。而世恒岐求之。卑者穷工极变，殚才力于雕绘之间，以为是固吾道然耳。乃其黠者又强推而匿诸理，借圣贤之颐颏以文，其回矞伪辨之辞，试覆而印，其人莫肖也。”①董光宏:《合刻薛文清杨忠介二先生文集序》，《杨忠介集》附录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6册，第139页。文章是经国大业、三不朽之一，但在明代出现了两条歧路:其一是“卑者”，只注重在文辞之上而过于雕琢;其二是“黠者”，“强推而匿诸理”，借讲理学之语而作伪辨之辞。这两种情况一是针对复古派的弊端，一是针对理学文章的毛病。这样以一个后来者的视角来看，问题确实平心静气很多。

随着时间推移，“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辞不胜，跳而匿诸理”甚至成为普遍泛化的议题。方以智说:“《艺苑卮言》云:‘吾尝论孔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后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六经，理而辞者也。两汉，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已。’自儒林道学岐分，而经义帖括为剥啄之瓦，贤者舍经而楼上驾楼以讲道，高自标目，而不肖者滉漾自恣，莫可穷诘矣。”②方以智:《通雅》卷首三，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58页。方以智引用了王世贞“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和“辞不胜，跳而匿诸理”的判断，认为儒林道学岐分之后也出现了这样的弊端:经典被抛弃，有人空谈理论，有人不知所云。在方以智这里，本来是文章理论的问题变成了对儒学发展状况的判断。

二、文不载“理”

以上简要分析了复古派“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理论及引起的反应。复古派这个有些矫枉过正的说法背后是否有别的原因?袁宗道在批评了李攀龙、王世贞之后，追查复古派的“病源”:“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③袁宗道:《论文下》，《白苏斋类集》，第286页。复古派的病根不在模拟，而在于“无识”，“无识”就是不知“理”。确实，不管是李梦阳、何景明还是李攀龙、王世贞，对理学之“理”的探讨并不那么感兴趣。对复古派来说，“理”不是其关注的重心。三袁则相反，他们要关注的正是“理”。“从学生理，从理生文”是公安派文章观念的集中表述。

既然“理”是复古派与公安派文章观念的核心差别，那么，“理”指的是什么呢?

复古派前七子时有一个著名的议题，即李梦阳提出的“宋人主理不主调”④李梦阳:《缶音序》，《空同集》卷5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第477页。。既然提出此问题，表明复古派对“理”也有所思考。“宋人主理”是复古派诗论中对宋诗特征的一个判断，按陈国球的研究，宋人因为“主理”、“作理语”而忽视了“物象”的重要性，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理学派诗人的性气诗，“理”代表了宋代文化的精神面貌，宋代大诗家大都与理学有所关联，他们的主张与理学有相通之处⑤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64页。。王世贞在《徙倚轩稿序》中说:“当德靖间，承北地、信阳之创而秉觚者，于近体畴不开元与杜陵之是趣，而其最后，稍稍厌于剽拟之习，靡而初唐，又靡而梁陈月露，其拙者又跳而理性。于鳞起济南一振之，即不佞亦获与盟焉。”⑥王世贞:《徙倚轩稿序》，《弇州续稿》卷4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2册，第545页。李、何开创复古潮流后，诗尊开元与老杜，后来者直追初唐，进而上溯六朝。在王世贞的描述中，诗坛从李、何到李、王发展变化中，其中一些人走向“跳而理性”的道路。此“理”与“宋人主理”之“理”是否还相同?换句话说，在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的文章理论中，“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辞不胜，跳而匿诸理”之“理”，是否还与李梦阳时代诗学领域中“宋人主理”之“理”相同呢?

为辨析这一问题，可把复古派的对立面“唐宋派”大家王慎中、唐顺之作为参照。唐顺之在写给皇甫百泉的信中说:“追思向日请教于兄，诗必唐文必秦与汉云云者，则已茫然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为何语矣。”①唐顺之:《答皇甫柏泉郎中书》，《荆川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6册，第270页。唐顺之早年师法李梦阳，后受王慎中影响抛弃李梦阳的模拟路线转而追随王慎中。唐顺之的文章观点主要见于《与茅鹿门主事书》:“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摺，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颛颛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话，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②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荆川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6册，第273页。这段著名的话，清楚地表达了唐宋派的文章思想。文章要追求“精神命脉骨髓”，需要的是“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直抒胸臆，信手写出的文章“绝无烟火酸馅习气”;而通过学习、模拟所做的文章，则“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话”，根本没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指出:“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新安见裁。理学之逃，阳明造基，晋江、毗陵藻棁六朝之华。”③王世贞:《艺苑卮言》卷5，《历代诗话续编》，第1025页。在复古派展开诗文复古运动的同时，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承接了阳明心学，并将阳明心学思想融化入文章创作中，提出了上述的文章理想与标准。

从具体操作的层面而言，唐宋派与复古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文章典范的选择上。《四库全书总目》总结王慎中说:“史称慎中为文，初亦高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而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④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遵岩集》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20页。从推崇复古派的秦汉之文转向师法欧阳修、曾巩，王慎中的道路与唐顺之的突然惊醒一样，这种典范转移的背后，正是思想观念的变化。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中说:“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李梦阳崛起北地，豪俊辐辏，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滛(淫)涤滥而互相剽裂而已……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戾已。”⑤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唐宋八大家文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83册，第14页。茅坤指出，人们往往忽视的重要问题是，文章与道是相盛衰的，复古派取法秦汉之文，只是“词林之雄”;而唐宋八大家之文，则“与道不相戾”。也就是说，欧、曾之文代表着新儒家所开创的“文以载道”传统，此“道”即为新儒家之“理”，就如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说:“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⑥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14页。而秦汉之文则没有承载这样的内涵。章学诚就指出:“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已降，真古文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⑦章学诚:《与汪龙庄书》，《章学诚遗书》卷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之后的唐宋八大家文章，宗经而不宗史，开创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章学诚特意点出“古文失传”在韩愈手中。也就是说，唐宋八大家“载道”之文与左丘明、马马迁之古文很不同。复古派取法左丘明、司马迁，唐宋派师法欧阳修、曾巩，两者之间有显而易见的差别。

如果说唐宋派与复古派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师法对象选择上，公安派与复古派的问题则集中在诗文之真伪问题上。袁宏道说:“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故今之人所刻画而求肖者，古人皆厌离而思去之。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极也。”①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袁宏道集笺校》，第1570页。“行世者必真”、“真久必见”、“唯恐真之不极”，集中表达了公安派惟“真”的文章追求。按袁宗道的说法“文章亦然。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②袁宗道:《论文下》，《白苏斋类集》，第285页。，如果不“真”的文章，则是虚浮雷同之作。“虚浮”、“雷同”正是对复古派文章模拟的批评。按戴名世的看法“王、李声名震动天下，震川几为所压，乃久而其光益著，而是非以明，然后知伪者之势不长，而真者之精气照耀人间而不可泯没也”③戴名世:《书归震川文集后》，《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9页。，王世贞、李攀龙复古派“虚浮”、“雷同”就是“伪者之势”，其文章是一种“伪”体，非“真者之精气”。

复古派文章模拟被指责为“伪”时，很多人都以“真”来对抗复古模拟。汤显祖论文章时也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邪，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弟何人能为其真?不真不足行，二也。”④汤显祖:《答张梦泽》，《汤显祖诗文集》卷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65页。“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气，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⑤汤显祖:《序丘毛伯稿》，《汤显祖诗文集》卷32，第1080页。“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⑥汤显祖:《合奇序》，《汤显祖诗文集》卷32，第1078页。文章之“生气”来自于“心”之灵动，而非“步趋形似之间”。“赝”与“真”成为绝对的对立。三袁、汤显祖等人显然是受阳明心学影响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不必以词翰名理，不必以名理碍性宗。”⑦姚士麟:《白苏斋类集序》，《白苏斋类集》，第1页。他们要把文章与“名理”、“性宗”融为一体，从根本上来说，仍是“文以载道”的传统。不过，这里的“道”已经有所改变，非“宋人主理”之时的程朱之“理”，而是转变为阳明心学之“心”。

当然，复古派是不能接受这种思想的，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说:“夫学以益才，文以足言，皆明训也。中人承学，鲜究斯义，大较有三疾焉:师心者非往古而捐体裁;负奇者纵才情而蔑礼法;论道讲业者则又讥薄艺文，以为无当于世。”⑧吴国伦:《胡祭酒集序》，《甔甀洞稿》卷39，《续修四库全书》第1350册，页461。吴国伦批评深受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影响的“师心者”、“负奇者”与“论道讲业者”对诗文造成的种种弊端。可以发现，复古派与其他诸家最大的不同，仍在于复古派提出的“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使其不能接受在文章中融化已经变化了的道、理、心、性与文章之间的关系。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复古派不再关心“文以载道”。复古派“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就隐约暗示这种文道分离的倾向:“于鳞才高而不大，元美才大而少精。于鳞所乏深情远韵，元美所乏玄言名理。”⑨屠隆:《论诗文》，《鸿苞节录》卷6，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957页。屠隆说李攀龙“乏深情远韵”、王世贞“乏玄言名理”，虽其直接所指并不是理学所谓的“理”与“道”，但已隐隐透出复古派“文道分离”的端倪。

三、从“六经皆史”到六经皆文

明代中期，王阳明提出了“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⑩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页。的论断。因《乐经》失传，说“五经”或“六经”意思相同。有学者指出，王阳明提出“六经亦史”，是基于他对“理”的理解，“六经”只是“致良知”的工具，其主旨并不是要提高史学价值;自明代中叶王阳明从心学理论出发，明确提出“五经亦史”以后，到了晚明，所谓“六经皆史”、“经史一也”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可以说俯拾可得①向燕南:《从“融经陋史”到“六经皆史”》，《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除论者已列举的何景明、徐中行、闻人诠、何良俊、李贽、顾应祥、汤明善、许诰、钱谦益之外，王世贞也阐释过这样的观点，并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1，《历代诗话续编》，第963，957页。

由王阳明提出“五经亦史”到王世贞的“六经皆史”，复古派文学家的讨论已经不局限在理学的理路之内。到了胡应麟，这种倾向可以看得更清楚。胡应麟不仅提出了“史与子皆文之一体”③胡应麟:《九流绪论上》，《少室山房笔丛》卷2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70页。，还把“经”亦视为文之一体。胡应麟说:“文章……语其极至，则源委于《六经》，澎湃于七国，浩瀚于两都。”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1，第2，2页。把文章极致推原于六经的观念早在《文心雕龙》中就提出，《宗经》说:“经也者……极文章之骨髓者也。”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页。把文章之原定于六经，这是前人通常的看法。王世贞也说:“语文，则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⑥王世贞:《艺苑卮言》卷1，《历代诗话续编》，第963，957页。王世贞赞同颜之推把各种文体与五经分别关联起来的看法，表明文章与六经是紧密相连的。不过，胡应麟的观点与以前的说法不同，他说:“世谓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吾以为文人无出三代，文法无大《六经》。《彖》、《象》、《大传》，一何幽也;《诰》、《颂》、《典》、《谟》，一何雅也。《春秋》高古简严，《礼》、《乐》宏肆浩博。谓圣人无意于文乎，胡不示人以璞也?”⑦胡应麟:《诗薮》内编卷1，第2，2页。胡应麟不同意宋濂所说的“传有之，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⑧宋濂:《曾助教文集序》，《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67页。，而认为“文人无出三代，文法无大《六经》”，《易经》的“幽”，《尚书》的“雅”，《春秋》的“高古简严”，《礼》、《乐》的“宏肆浩博”，都是文之“法”。胡应麟表面在讲文章之法，实际上却包含了两层不同的含义:首先，承认文章与六经关系密切;其次，文人无出三代，六经本身就是文章。除胡应麟外，同样位列“末五子”的屠隆也说:“夫六经之所贵者道术，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乖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出，信文章之大观也。”⑨屠隆:《文论》，《由拳集》卷23，《续修四库全书》第1360册，第292页。世人谈六经，都只强调六经写圣人之心，屠隆却与胡应麟一样，把六经拉到了文章学的层面，无论是冲玄、和婉，抑或是庄雅、简严，屠隆要强调的就是其文章“风骨格力”或“峰峦峭拔”之大观。此时，“六经”的位置从“六经皆史”进一步被发挥成为“六经皆文”。

有趣的是，从文道关系的消长来看，上古文道合一，本原就是六经皆文，后世发生分裂，从唐到宋明的儒家学者不断强调“文以载道”时，将重心偏向了“道”的层面，而胡应麟、屠隆这些复古派的后继者却从文章学的层面上，提出六经皆文。复古派并没有否认六经仍是经，而是把六经看作是史是文，这样，有关“道”的东西就可以不被特意高举，从而在客观上淡化了“六经”之“理”与文章需要承担的“载道”责任。比较当时儒者之言，就可见复古派这种六经皆文的想法与正统之论差别有多大。焦竑《与友人论文》中指出:“窃谓君子之学，凡以致道也……故性命事功其实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则意不能无首尾，语不能无呼应，格不能无结构者，词与法也，而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也。”⑩焦竑:《与友人论文》，《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2—93页。焦竑认为，追求文之为文的特性固然没有问题，但文章不能“离实以为词与法”，也即不能脱离“载道”而空言文章，所以焦竑批评当时的风气说:“近世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独词之知，乃曰:以古之词属今之事，此为古文云尔……以一二陋者为之不足怪也，乃悉群盲而趣之，谬种流传，浸以成习。”①焦竑:《与友人论文》，《澹园集》，第94页。

四、文道关系理解的平庸状态

明代中后期，不管是文学或是思想领域，都发生了变化，就如董其昌所言:“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②董其昌:《合刻罗文庄公集序》，《容台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60页。成化、弘治之前，士人都遵从程朱之学，而此后文学领域北地李梦阳提倡诗文复古，儒学领域东越王阳明创造出心学思想，社会风气大变。顾璘说:“今天下之师三:曰文辞、曰经义、曰道学。”③顾璘:《赠吕泾野先生序》，《顾华玉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3册，第465页。文学之士与儒学之士在不同领域内对前代风气进行反拨。

复古派文学之士倡论文辞方面的变革，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儒学思想没有向往。有论者指出，李梦阳等文人努力向关学学者等德业儒士靠拢与转化，但未能完全获得他们的认同，如吕柟就认为李梦阳身为文人还想兼攻程、张之道学“可谓系小子失丈夫矣”④史小军:《明代前七子与关学》，见朱万曙、徐道彬编:《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487页。。王世贞早年也深爱阳明心学，他说:“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⑤王世贞:《书王文成集后一》，《读书后》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5册，第54页。但王世贞并没有走入心学大师的行列。因师承与兴趣问题，专注于诗文创作的复古派诸子很难兼顾理学义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其中更根本的原因就像李维桢所说的:“大江以西故多理学大儒，而理学之文于诗法似不相入，学诗者袭之，味同嚼蜡。”⑥李维桢:《邓太素诗序》，《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1册，第1页。诗文与理学毕竟不同，有着很大的区别。

四库馆臣指出:“明代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前七子以李梦阳为冠，何景明附翼之。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⑦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2，第2324，2324，2325页。并评价李攀龙“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⑧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2，第2324，2324，2325页。认为王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⑨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2，第2324，2324，2325页。当四库馆臣盖棺论定七子是在“明代文章”大变上有所作为时，也暗示七子并未在理学义理上有所发挥。实际上，七子的文章已经脱离了“载道”的传统。七子对道统的理解也逐渐陷入平庸状态。以复古派理论能力很强的胡应麟为例即可清楚看出此问题。

从宋儒开始，“作文害道”、“文为道之枝叶”的看法开始对文学发生重大影响。如程颐:“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⑩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⑪朱熹:《论文上》，《朱子语类》卷13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2册，第802页。当然，宋儒这样讲，有着复杂的背景。佐藤一郎说:“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儒者们对这种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是激烈反对的。朱子、王阳明曾多次表明在儒者之道达成之前，文章甚至只是一小伎这样的认识。”⑫［日］佐藤一郎著，赵善嘉译:《中国文章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页。

胡应麟在讨论“文”与“道”的关系时并没有什么洞见，只是站在传统的诗文正统立场，坚称文章并非末技，如说:“文章非末技也，权侔警跸，功配生成，气运视以盛衰，尘劫同其悠远。”⑬胡应麟:《诗薮》内编卷1，第2页。既然如此，如何解释杜甫在《贻华阳柳少府》中说的“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呢?胡应麟认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刘注:‘此甫谦词以答柳侯尊己，本涉用意而今为名言，由世之谈道者借甫自文，不可不辨。’每阅刘注，必含蓄远致，与杜诗互相映发，令人意消。”①胡应麟:《诗薮》杂编卷5，第323页。胡应麟同意刘辰翁的注，认为这是杜甫的自谦之词，而不是认为诗文为末技。所以胡应麟对刘注与杜诗“互相映发，令人意消”很是称赞②后来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认为这是杜甫谦虚之说。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少陵诗‘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昌黎诗‘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永叔诗‘文章无用等画虎，名誉过耳如飞蝇’。东坡诗‘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作诗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见地，方有入处。若驱逐声华，自夸坛坫，纵多杰构，终未得门。”郭绍虞编:《清诗活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66页。。佐藤一郎指出:“文章对于站在历史主义上希望能传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是满足其所有寄托的表现手段……文章就是带着这样的重量感的一种极其重大的存在。”③［日］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第3页。所以，有人说文章是末技，胡应麟当然十分反对:“用修云:‘孔北海大志直节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义举而与垂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慨也!君子当表而出之。’杨氏此论甚公，然谓大闲掩于末技恐不应尔。妖牝窃唐，举唐臣子颂德恐后，自宾王一檄痛摘其奸，大声其恶，曌虽漏网，千载下罪孽历历，即轘磔都市不过，何云末技?且当时从敬业起事讵止宾王一二，今皆湮没无闻，而宾王以一檄故名流天壤，谓文章传气节乎，气节重文章乎?”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6，第164页;亦见《读唐骆宾王集》，《少室山房集》卷15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0册，第759页。文字稍有出入。这段话同时收入胡应麟的《少室山房集》与《少室山房笔丛》，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胡应麟认为，杨慎评论骆宾王“劲辞义举而与垂拱四杰为列”是恰当的，但是不应该说这是“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⑤杨慎:《孔北海》，《升庵集》卷4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0册，第406页。。武则天窃唐之后，很多人跟风颂德，而骆宾王的檄文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当时举义的人后世大多湮没无闻，而骆宾王靠着此檄名垂千古，胡应麟得出了“文章传气节”、“气节重文章”的结论。胡应麟此论反驳了文章是末技的说法，认同了李贽的观点“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⑥李贽:《孔北海》，《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4页。。

胡应麟探讨文章与道的关系说:“文词之极盛莫逾于今日，而文体之变衰，亦莫有甚于今日者。始也，程朱之不足，则抗之而左史，以为高。既也，左史之不足，则放之而庄列，以为奇。终也，庄列之不足，则遁之而贝经竺典，惝恍窈冥，昬惑不可知之域……彼其思愈深，工愈笃，词愈修，而圣贤之旨趣愈益乖，经传之面目愈益远，究且为牛鬼为蛇神，司世道者，有隐忧焉。”⑦胡应麟:《观风录序(代)》，《少室山房集》卷86，第628—629，629页。胡应麟批评当下文词虽盛但文体变衰，文章为矫程朱之不足而导致其徘徊于道家玄义与佛家思想之间，思想更深，文章更工整，词采更修饰，但“圣贤之旨趣愈益乖，经传之面目愈益远”。应该怎么办呢?“余兹一与诸士约:宁以平毋宁以诐，宁以朴毋宁以纤，宁以显毋宁以幽，宁以实毋宁以幻。诸所结撰，务约诸先民之轨，凡迩来占毕流弊，汛扫而一空之。异日者，繇时义进之古文词，又进之而功而德，繇文毅上之而文宪文成，又上之而伊傅而姬孔。”⑧胡应麟:《观风录序(代)》，《少室山房集》卷86，第628—629，629页。胡应麟提出宁平毋诐、宁朴毋纤、宁显毋幽、宁实毋幻，要做到“进之古文词，又进之而功而德”，最终上溯六经、孔子时代的“古文词”与“圣贤之旨趣”的标准。胡应麟在另一篇策论中也说:“文章则发摅道术，学问则翊卫圣经。不用则寄之，立言而道统明;用世则饬之，吏治而功业起。庶几乎周公仲尼之徒在。是彼空谈性命者，将自愧自艾之不暇，而诐滛邪遁不得以说为天下祸矣。”⑨胡应麟:《策一首》，《少室山房集》卷100，第732页。胡应麟强调文章关乎“道统”，但他是要将“文”回归到周公、孔子的道术，而反对所谓“空谈性命者”的“性命”之道。可以发现，在宋明理学对“文道”关系的探讨已经复杂化的背景下，胡应麟所讲的“德”与“道统”并不同于程颐所讲的“作文害道”之“道”和朱熹所讲“道者，文之根本”之“道”，也不是宋明理学通过复杂的辨析要探究的理、心、性。踢开程朱理学，也踢开阳明心学，直接上追原始儒家，“德”似乎成为复古派的文章思想中一个遥远的理想。“道”、“德”是什么?是“文章传气节”、“气节重文章”?复古派对“道”的认识并不深入，可以说对“文”与“道”的理解已经陷入平庸状态。葛兆光认为，唐宋思想文化是“创造性思想”，到明代，在朝廷和士绅的重新强化下，通过教育、考试、宣传等途径，思想从“创造性”领域进入到“妥协性”领域①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视域转变的意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119页。。或许可以说，在复古派这里，“文以载道”的“文”、“道”关系已由宋、明儒士讨论的“创造性”思想转变为“妥协性”思想。“文”、“道”的关系在复古派的理解中已经隐没，成为一种平均的日常状态。当文学之士与儒士渐渐区分开来时，复古派这样的文学之士所谈论的“道”、“德”只是儒生士人承继的泛泛模糊的道德规范而已。

结 语

四库馆臣对复古派诗文有个精辟的评价:“正嘉之际，北地、信阳声华籍甚，教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然七子之学，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②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遵岩集》卷172，第2320页。“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这一断语正中七子之弱点，七子于文章的创作与理论阐发并没有像对于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探讨那样高明与精深。就如后世论者所言:“献吉即名高一代，然于文章正法藏，不免仍隔一尘。”③道光《章邱县志》卷10，转引自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明中期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6页。这种“仍隔一尘”从其“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开始，已将“文”、“道”分离表现出来。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说:“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凭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统，适以衰之弊之也。其后王、李嗣兴，持论益甚，招徕天下，糜然而为黄茅白苇之习，曰古文之法亡于韩，又曰不读唐以后书。则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六经所言唯理，抑亦可以尽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雾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学耳。”④黄宗羲:《明文案序下》，《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9页。黄宗羲认为“六经所言惟理”，又岂可尽去?因而对复古派“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极力批评。不过，当复古派试图将文与道分割开来的时候，正体现出文、道关系的某种新变，就如陈建华所指出的:“李王自觉而鲜明地坚持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不惮向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文学观挑战。”⑤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81页。这里仍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挑战不仅是针对“儒家传统文学观”，在复古派之外，在公安派、汤显祖大张旗鼓的晚明时期，“文以载道”之“道”已经从程朱之“理”转向阳明之“心”，这同样也是文道关系的一种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