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奎，滕明政，唐 婷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评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又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政治思想家、理论家及众多学者基于自己的身份立场、实践经历、知识涵养等纷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激发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某些歧义和谬误。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一番仔细的梳理、研究和评析。

（1）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还是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

除杨奎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外，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经常不加区分的使用“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两种不同的说法。严格地说，“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个提法本身是不严谨的和不科学的，因为实际有主观实际和客观实际之分。主观实际通常是指人现有的理论状态、思想取向、认识水平、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基本特征是社会物质性。客观实际通常指人口、国土、资源、环境、气候等，基本特征是自然物质性。两种“实际”虽然都统一于客观实在性，却又存在着“是否包含人的主体性”的原则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实践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的主观实际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1世纪初的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的命运、前途和出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从事改造中国的革命和社会实践，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自然客观实际显然不需要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化的，否则就会闹出长江黄河长城也要马克思主义化的笑话。因此，不能笼统的提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不能不加区分地将所有“中国实际”都盖上马克思主义的印章。只有具有主观或者主体意义上的“中国实际”才是可以马克思主义化的。对客观事物研究可以马克思主义化，但客观事物本身是不能马克思主义化的。

因此，较为准确的提法是“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人们在实践中，通过中国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中国客观实际进行改造，从而赋予其特殊的思想文化意义以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例如，井冈山的自然本性不能马克思主义化，但人们在实践中可以把井冈山建成革命根据地，从而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以达到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宣传大众化、指导思想大众化还是理想信仰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作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紧密相关的重大创新课题而提出的。就目前而言，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主要有3种不同的理解，即宣传大众化，指导思想大众化，信仰大众化。宣传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要通俗化，要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中国语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为群众所掌握。指导思想大众化，就是成为中国人民大众的指导思想和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更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通过执政党、政府的中介作用指导人民群众的认识、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实践抉择。理想信仰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要成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信仰和基本价值追求。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当然可以向人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宣传大众化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当然也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及其执政党的中介作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因此，指导思想大众化在政治上也具有正当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作为大众的思想信仰却是不恰当的。人民大众可以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逐渐成功，也必然会有更多的人民群众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客观地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所有老百姓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可能的，让所有老百姓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是共产党员及其他先进分子的事情。建国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实行全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空想与极左政策，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在摧毁老百姓传统的中国文化信仰的同时，造成了空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现在国内外有些人说13亿中国人没信仰，指的就是老百姓既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和高度，而国家虽然不反对却又并不提倡人民群众去选择一定的宗教信仰。因此，反思历史与现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定位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大众化和指导思想大众化，而万万不能笼统地提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人民大众的具体个人信仰只能由人民群众自由选择。

（3）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是一元一体化还是多元一体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和人民的指导思想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念和系统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因此，即使在当前中国多元化多样性发展的思想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也应该理所当然地居于核心、主体和主导的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核心和主导地位，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和一体化，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应该而且必须是多元多样的，指导思想与非指导思想应该是共生共存的，应该是各种思想文化在保持独立的基础上，有一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思想架构和有机结合。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发展，要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来凝聚，否则社会就成为一盘散沙；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和主导要以思想文化多元多样性为基础，才能充满活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允许批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以更有深度地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活力和理论生命力。否则思想就会僵化丧失活力，甚至会坠入思想文化专制的深渊。

多元多样以多元为前提，多元是多样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可以与非马克思主义相互竞争与包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并且通过汲取西方的精华而得到发展。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见解，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多元多样的，本来就存在多种文化基因、多种文化根性、多种思维方式，又是多种文化基因有主有次的相互包容与有机结合。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华民族文化都应该包含多元多样性，包含多种文化基因，汲取多种文化精华，包含多种生机和活力，然后在一个核心思想指导下形成内在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性，既不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一盘散沙，也不是整个中华文化从内到外就一个思想文化样式。否则，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但不能增强，反而会削弱乃至衰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树立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多元包容共生、一元核心主导的一体化观念。中国文化过去是儒、道、佛三大基因，主体是兼容中国诸子百家的儒家文化；今天重构中国文化的三大要素是立足于儒、道、佛基础上的中、马、西，处于指导、主导和核心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特征、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创造性转换。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很多学者都持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观点，甚至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问题就在于现代化的完成就意味着我们传统文化的终结吗？现代化之后中国文化又何去何从？实践永无止境，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需要未来化吗？虽然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我们继承、改造、更新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概念本身是短视的，并且有失偏颇。它借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来框定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从本质上讲，西方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是有特定限制的，一般是指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历史阶段，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资本至上的资产阶级历史精神。而且西方国家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就已经提出了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相对于后现代化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现在正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又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后现代化的反思能力与批评视角。如果我们在文化发展乃至社会发展上，忽视我们自己的特殊性而一味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式，那么我们只能步西方国家的后尘，走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道路，最终甚至可能迷失和湮没中华民族文化。

因此，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概念必须应该慎行，应抱持“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这一概念与取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群众愿望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之路。中国新儒家提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科学概念及其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但是没有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之路，也不可完成这个“创造性转换”的巨大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只有立足于中国人民、中国现代化及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之路。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要强调我们应继承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民族根性，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观照中国与世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为主导，批判、继承和合理借鉴外来先进文化的积极性因素为我所用；要强调这种创造性转换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观念，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始终在不断凝聚着新的积极的因素。人类的发展永无止境，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也就与之相伴，一直到人类的未来。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三个基本方面，还是四个、五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涉及到几个方面，两个、三个基本方面，还是四个、五个方面？一般教材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两个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陈占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的“相结合”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孙显元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内容、形式、途径和成果等五个方面构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内在地包含着两端，一端是马克思主义，一端是中国。对中国这一端，无论是持两个、三个还是五个具体方面的观点，实际上都缺少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那就是缺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主体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体系中，中国主体才是最为关键的，没有主体就没有灵魂，没有主体，其他无从谈起。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一端应由中国主体、中国实际、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中国文化五个方面组成。中国实际，在这里取其狭义内涵，特指中国的客观实际，指代我们的客观现实状况或基本国情，强调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国实践，是指人们在中国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所获得的实践经验；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遇到的具体挑战，也就是中国人按照传统思路所不能明白的道理和无法办成的事情、无力达成的任务及其无法摆脱的困境，也就是近代中国摆脱落后挨打一系列根本性困境的现实需要和迫切任务；中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积淀，尤其是指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佛家为两翼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已经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汲取内化的当今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精华；中国主体，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全体中国人，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家学问家和人民群众及其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等等。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标准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还是解决问题？

理论创新是有一定标准的。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曾经专文探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1］这个标准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实践层面。从理论层面上讲，原来没有的理论，现在发现了或创建起来了；原来有的理论、原理，结合新的实践有了新的理解；原来的理论、原理，在具体的方面有所发挥、创新，这些都可以视为理论创新的标准。从实践层面上讲，理论创新最关键的是要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即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创新的最根本标准。因此，提出问题是逻辑起点，解释问题是由提出问题向解决问题迈进的中间环节，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标。只有真正解决了问题，才能说是实现了理论创新。尤其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更要强调在实践中真正解决了重大问题的实践标准；否则任何所谓的理论创新在现实问题面前都将可能成为热闹一时的理论泡沫。

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尤其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标准不只是提出问题、也不仅是解释问题，而是真正实际地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如果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最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那就不是真正的坚持。”［2］连坚持马克思主义都谈不上，何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因此，“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3］真正确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标准，“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重大突出问题的真正解决。［4］12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理论创新的程度、水平与真理性。针对现实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不良之风，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警醒式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泡沫问题。

（7）中国化还是世界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还是世界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评价和未来走向问题。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这是被实践已经证明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世界化的内在价值，能不能世界化，要不要世界化；更尖锐地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个性特殊性是否包含“普世价值”的共性，还是只为自己背离世界潮流作辩护？现在国内外也是众说纷纭。

首先，“中国化”的本质是先进性，是与时俱进，是“三个先锋队”和“三个代表”，而不是游离于时代巨流之外维护中国的异端和落后。20世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民族解放及其以后经济独立的典范，以“两弹一星”而卓然于世；从而为格瓦拉、纳赛尔、苏加诺、胡志明等，以至为铁托和尼赫鲁、卡斯特罗等第三世界国家一代杰出领导人所尊崇和向往；21世纪的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无论是共产党的治理能力还是“科学发展”、“和谐世界”、“生态文明”、“国民幸福”的治国执政理念，都紧紧地追踪着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都决不落后任何西方大国，甚至中国已经采取了相对于欧美大国更加开放的全球化立场与取向，何谓“中国化”保护落后？

其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世界化，而且能够世界化。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其他国家、离开其他民族而孤立地进行，必须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汲取世界文化的营养以发展自身，否则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必然因为缺乏营养而渐渐枯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就来源于欧美和俄国，今天的市场化改革也主要是创造性学习欧美的结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走向世界是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仅在古代中国能够多次同化落后的游牧文化，而且在当代也能够一再同化先进的西方文化，本身就包含从不同方面汲取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西方大国的文化精华。中国化不排斥西方文化中真正的普世价值，而只是要祛除其中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杂质，让其中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出中国的果实，形成普世价值种子的中国生长之路，并且把人类普世价值的创造推向当今世界由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创造的新阶段、新境界。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人类共同的精神基因和价值要素，启蒙思想家过去承认中国有普世价值，包括亨廷顿、科斯在内的当代西方有识之士也承认中国现在有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问题”的思想和道路价值，相信今后的中国更能够共同参加世界普世价值的新创造。中国不搞对外意识形态输出，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具有普世价值。因此，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是一个立足于中国而面向世界，外显中国特色而又内含人类普世价值的伟大事业。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加详察，或者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对这一问题同样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内在包含世界价值的独特民族文化体系，是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东方文明有机体。这种民族的根性是我们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秘密之所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华文化主体，内化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化进”中国绝不是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化掉”中国，让中国文化消失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即使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不过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部分而非取代整体。二十世纪60年代中叶，我们曾做过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尝试，结果造成了包括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马克思主义也在这种破坏性尝试中变质异化。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意义，但是指马克思主义“化进”中国而不是“化掉”中国；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化掉”中国，那么，马克思主义完全“化”中国的成功之日，就将是中华民族文化终结之时。缺少中华根性、本地性和特质的纯样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肯定将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准确地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包含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第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化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间有主有从，相互促进，相互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层次结构分析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层次、有结构的，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具体考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问题、中国实际、中国实践、中国主体、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层次的分析中，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一）前提是与中国问题相契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罗斯本质上属于欧洲文明，马克思主义进到俄罗斯，本质上仍然属于欧洲文明的范畴；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才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文明突破。但作为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应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派期望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梦想一再受挫于西方列强与国内封建专制王朝、反动军阀的联合遏制，尤其是清王朝覆亡后的军阀混战和封建割据。使中国处在战乱和国家危亡之中。中国的出路在何方？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所思考的根本问题。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先进分子们在众多的改造社会的各种思潮中真正找到了先进的思想，真正找到了国家的出路。具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纷纷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伟大开端。

理论决定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并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中国扎根生长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救亡图存问题相契合，能够从根本上指导解决中国的救亡图存问题，最后适应中国实践问题的需要。中国要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是革命；中国革命首要敌人是欧美列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是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科学认识；中国革命和反侵略一再失败，没有找到足够使革命成功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马克思主义讲的就是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依靠力量是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中国革命需要深入发动和组织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实践需要的高度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含义。

（二）基础是与中国实际相符合

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灵活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本身就要求与中国实际相符合，即理论联系实际、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强调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强调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同志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科学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加以解决。毛泽东虽然不是最早提出中国国情问题的领导人①关于认识中国国情，早在建党前的1920年12月间，刘静仁在与恽代英的通信中说过：“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带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在1927年大改革失败后，翟秋白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减缓。参见《党史研究与改革》2006年第五期、张静如《关于“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一期、鲁镇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若干问题考察》等。，但是他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从青年时代就注重了解中国社会状态，大革命时期深入研究湖南农民运动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井冈山斗争时期又随时注意在工人、农民、商户和红军战士中进行调查，了解各方面的社会实际情况，尤其是1930年在中央苏区所做的具有典范性的寻邬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使毛泽东逐渐成为最了解中国国情的代表人物，为其开创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样，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以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偏离了中国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国情，搞阶级斗争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脱离了“一穷二白”的实际国情，靠输出共产主义思想超出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和伦理道德水平。正由于此，在转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以后，接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之一，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并以此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实践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真正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甚至由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三）实质是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讲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方面是中国实际，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实际之间的由此达彼的桥梁，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思想与实际相符合的主体能动力量；离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再科学，也不可能成为改造中国客观社会实际的巨大精神力量，不可能完成在中国的对象化过程。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生命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更要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只有通过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才能验证和达到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才能使中国的自然客观实际和社会主观实际都得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造；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这种理论与实际通过社会主体见之于行动的具体实践的改造中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本质与根本原则。

（四）根本是与中国人民共命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与中国实际相符合，又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中国具体实践的主体是人，是中国的阶级、政党、领导集体、思想家学问家和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主体来实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要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实践的要求，最根本的是体现、反映和符合亿万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愿望和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亿万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是要在根本上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喜欢，才能成为改造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五）关键是与中国经验相提升

总结经验教训，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方法、主要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主要方面。通过总结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不仅是一个基本方法、基本途径，而且本身也有三种情况：一个是解放思想，以新的思想观念在历史经验中得出新的结论，甚至概括出重大的创新性观点，提示出根本性的科学命题；一个是总结新鲜经验，从新鲜经验中得出新结论，提升出新思想；再一个由经验提升到理论，不仅是正确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是反面的失败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从失败和错误的教训中提升理论有时反而使理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6］。毛泽东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强调，我们靠总结经验吃饭。还说，他的著作和替中央起草的文件，都是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7］。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但是光靠现在的东西很不够，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写出新的著作，创造新的理论。创造新的理论靠什么？就是靠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评价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时也指出：“毛泽东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8］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第一代领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也是在总结经验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基本思路和一些主要的新思想。他说，我们搞了很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总结过去，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又通过总结经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47－43，19－31。更重要的是，不断总结经验，也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方法之一。他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创新方法，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摸索前进的方法。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坚持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走一步看一步，总结出成功的改革经验，再由中央作出决定，正式向全国推广。正是在总结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轨道上，邓小平在新时期，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开创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9］180－181。

（六）精髓是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的问题。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撇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性来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和自觉实践，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从外部世界传播到本土以后，如果不能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即实现民族化，就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实践过程中，被充分证明了的文化传播的民族化规律。”［11］这种“结合”是双向的。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重新阐释中国文化，去掉糟粕，吸收精华，赋予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下新的内涵以及时代张力；另一方面，要守住中国文化的根性，使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获得赋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只有这样，才能既辩证地完成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又使人民大众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彰显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302。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所在。

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扎根中国的角度可以分化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以语言翻译后的理解和诠释；第二层次是指导实践变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解决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具体的现实问题；第三层次是在实践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大小经验和教训；第四层次是从“有具体到抽象”形成不同程度的理论提升，即形成不同程度的思想观点，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最高层次就是在上述理论思维与实践经验的长期积淀中渗透、融入到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营养因素和血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所汲取和同化，内化为中国文化之血脉或者要素，形成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伦理价值取向以至心理积淀；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生长出新的特性与功能甚至具有新的灵魂、精神与气派，达到新的时代高度与文明境界。只有到了这样的文化层次，马克思主义才可能说在中国真正扎下了根，真正站稳了脚，真正可以与中国文化同在，与中国人民同在、与中华民族同在。一句话，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

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既是一个“化什么”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化”的问题。前者着眼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后者着眼于怎样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中去。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终结，而只是这一过程的初步体现，最终是要将运用到实际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在经过中国特色的实践之后，上升为中国特色的经验，实现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仅具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融合为中国文化血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的过程，同样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不仅要解决“化什么”，“如何化”，更要认识到经过实践以后是“怎么化”，“化为什么”的问题。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以来的历史逻辑及其内在结构，可以从环境约束中国化、主体状态中国化、具体问题中国化、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理论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文化精神中国化这六个方面进一步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环境约束

一种理论要得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不断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这个社会创新理论的水平和已有理论得以贯彻的实现程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切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而且要主动自觉性地尊重中国基本国情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中国基本国情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毛泽东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就在于他不仅对中国基本国情具有深刻的科学把握，更在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使他始终在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特别注意尊重中国国情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都到达了炉火纯青的高度，甚至出现了提前揭示抗日战争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以科学指导抗战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实践的伟大奇迹。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论原因，根本也在于毛泽东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和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明明知道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几乎是“一穷二白”，却又强调“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明明知道中国农民有互助合作和私人劳动的两种积极性，却又要“趁热打铁”在农民仍然生活贫穷和农业生产力依旧落后的条件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搞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三纯”，严重形成了不尊重中国化环境的客观约束的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倾向，从反面证明了尊重中国化环境约束的重要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状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条件，中国主体是内在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要素结构中，由中国人民、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理论家队伍、学问家群体所构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主体，特别是作为这种创新主体所处的主体状态，包括他们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主体际关系，是决定理论创新成果成败得失、理论创新贡献大小多少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强调调查研究、反对瞎说，之所以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之所以在抗日战争的激烈斗争时期集中全党绝大多数的高级干部到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邓小平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高扬“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总书记之所以在新世纪新阶段一再重申“与时俱进”、“全面创新”和“求真务实”，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反复强调“空谈误国”与“实干兴邦”，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动创新主体进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与精神状态，就是要致力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创新主体”问题，营造创新环境、建设创新主体、激励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活动、增强创新能力，其中还包括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主体际”关系。毛泽东晚年所号召的“第二次结合”之所以以失败告终，不仅因为毛泽东本人的主体状态低迷，而且因为从人民到政党，从政党到领袖，从领袖到领导集体，从政治领导到理论家、学问家队伍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搞乱、完全被扭曲、甚至被颠倒，形成了一种极其荒谬、极其恶劣的“坏的组合”、“恶的组合”。

（三）具体内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与主题转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环境是条件，问题是契机，主题和主题转换是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提出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前提是要能够以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求异的思维、反思的向度、好奇的探索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在自然、社会、思维的各个学科领域，创新都是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开始的。提出问题的思维价值往往远远大于解决问题的价值。问题是知识、思想、智慧与真理发展的直接动力。小问题小动力，大问题大动力，重要问题是重大动力，根本问题就是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往往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一代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转换脑筋，更新眼光，打破习惯势力、主观偏见、世俗成见的束缚，不断从根本上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或揭示老问题新内涵的创新问题过程或问题创新过程。毛泽东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是什么样的民主革命、怎样进行中国的民主革命”，邓小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胡锦涛的根本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逻辑，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结构，就是这种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结构。

（四）理论创新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理论创新中国化，就是经过实践总结和理解提升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或理论提升一般有四种基本形式或过程，第一种是一个个具体的新观点、新思想；第二种是个别新观点围绕一定基本观点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相对自成体系的观点组合；第三种是围绕一定的实践与理论主题由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形成初步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体系的新质扩张阶段；第四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转向综合性的理论提升和历史性飞跃。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树发教授的分析，综合性的理论提升又有两大主题，即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提升与进一步发展，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向一般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身的整体性而言，理论创新成果的“新的集合”本身也有两种，一种是在“两次历史性飞跃”意义上的具有各自不同理论对象的体系性的集合、建构与定位，一种是在同一理论对象因而也就是在同一个体系内部由于理论主题的相对独立而形成不同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定位、集合和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体系”、“四大理论成果”中，毛泽东思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其特定的理论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既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其特定的时空规定，又以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特定的理论对象。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邓小平理论所回答的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性理论主题，具有的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素结构、理论规范与基本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特性”，则主要是围绕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要素主题。尽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但是，在系统的观点看来，整体大于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的一个要素系统，一个子理论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和回答的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主题”，而且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稳定、和谐、民主、公正等意义上的“功能主题”或“价值主题”，是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的科学发展观。

由此观之，党的十七大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三大整合：一个是把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成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主体整合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一个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框架结构，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是在深入研究十六大以后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整合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社会目标模式是和谐社会，国际政治观念是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十七大当之无愧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新的集合”、新的整合、新的重构与新的定位的典范，并且同时显示了探索创新、解释创新、描述创新以及综合创新、集成创新的“全面创新”的特色。

（五）文化精神中国化

所谓文化精神中国化，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契合，而且这种契合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部分到整体的过程，而且互动融合、相生共长、相互创新。这种文化精神的相互契合即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观点，又超越于这些原理和观点之上，由原理和观点的形似进到了两种文化精神的神似境界。概而言之，文化精神意义契合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践理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达到了理论上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彻底性，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大本大源之学；马克思主义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下大同，追求“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人文知识分子境界；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物质一元论，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有“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把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而且具有“士以弘道”的人格追求，从根本上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取向和精神价值基础，等等。凡此种种，文化精神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起于西方、成于东方，尤其成于中国的最为深刻的文化血脉与文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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