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拥军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76400)

目前，在国内的大中专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主干课程，同时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学科建构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具体教学上是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进行讲授: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为什么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进行讲授?何谓现代?何谓当代?二者的起讫时间为何时?以现当代文学命名这门课程，是否弱化了这门课程的内在联系和完整性?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命名和分期方法是否具有其合理性与科学性?新时期以来，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者们已经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持久的探讨。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研和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对这门课程的内涵和学科建构的科学性有了较为深刻理解。本文拟以新时期的研究者的不同研究论点和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对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命名和分期做一探讨。

一

毫无疑问，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命名的本身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种命名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从事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这一命名一直没有提出过任何质疑。研究者们已经默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名和以1949年为界限的分期方法。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文学部分，也就是研究者们习惯上所称的现代文学三十年;1949年至今，为当代文学部分。在国内各高校的具体教学实践中，也是按照这种学科命名建构学科，按照现代和当代的分期进行课程的讲授。

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命名方式受到了新时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的普遍质疑，认为这种命名方式缺乏学科构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笔者也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有所体会，将一门课人为地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两部分进行讲授，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这门课程的内在联系，况且有的院校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上又不尽相同，两门课程分时段进行讲授，削弱了两部分间的内在承继关系。

“文革”之后，随着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的重新恢复，一些文学研究者开始用新的视角，客观，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命名进行重新思索，提出自我对这一学科命名和分期的质疑。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学科分期时，以1949年为分界线分为相对独立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部分。虽然在分期的当时，当代文学的发展时期还比较短，但随着当代文学的不断向前延展，其时段会越来越长，而现代文学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即所谓的现代文学三十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持续发展，现代文学在现当代文学时段上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最终可能缩小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时间点。诚然，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的历程，但包含的文学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是中国文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学科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假如缩短为一个时间点，在将来的文学史写作中，可能就无法将丰富的现代文学的内涵融括进去，必将成为文学史写作的缺憾，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了文学发展的真正面貌。

新时期有的研究者也认为，应该取消当代文学的说法，不应对二十世纪的文学进行分期，统一命名为现代文学。既然称为现代文学，就应该按照世界文学的通常划分，一直贯穿到今天仍然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而不是将1949年作为一个历史时间点，将现代文学的发展给予人为地终止。许志英教授就认为:“现代文学就是一个可作延伸的概念，不仅现在的文学可叫做现代文学，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文学也可叫做现代文学。只要在未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态没有出现像一九一七年那样与前代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大的文学史分期的‘界碑’，现代文学就可以一直延伸下去。”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才会不断出现新的学术增长点，产生新的活力，现代文学的学科建构才会不断得到完善和丰富，中国文学才能得到新发展。

二

显然，从上部分的论述，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命名是不科学与不严谨的。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命名的本身而言，以1949年为分界线划分文学时段的分期方式充分表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段方式上，还没有跳出传统的中国文学分段方法的窠臼，仍然以历史的分期为参照对文学进行分段，也就是通常那个所说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期方式。古代文学又以历史的分段划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等。虽然文学阶段的划分以历史分期为依据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学分期上和历史的分期有一定的重合性，但这种划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众所周知，文学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各自有各自的内在发展规律。文学紧随历史，无疑掩盖了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掩盖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我发展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命名进行质疑的同时，又提出新的命名方式，以期打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线，将二者汇融为一个整体，模糊二者之间的分界。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在1985年《读书》期刊第10期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文中，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给予新的命名，意将20世纪中国文学看成一个整体，以避免现代文学的相对缩短与当代文学的持续延展。这种命方式在理论上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强化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尊重了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但随着高等院校教学实践的展开，这种命名方法也逐渐也受到新时期研究者的再度质疑。提出质疑的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1949年前后，是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学体制之下，在文学观念，文学体制，文学规范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既然是不同的文学体制，那就不能够把二者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史处于民国机制之下，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处于共和国机制下。由此，一些学者在20世纪末、新世纪之初提出了“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概念，以规范处在两种不同文学体制下的文学范畴，但学者们对这两种文学之间的明确界限还是无法定论。显然，民国文学开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1949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民国文学退到台湾获得延续，也就是现在的台湾文学还处于民国文学史的范畴。共和国文学开始的时间我们传统地认为，肇始于1949年7月，以第一届文代会的召开为标志。但学者们对共和国文学开始时间也进行质疑，有的学者认为共和国文学应该起始于延安文学时期，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大众服务”的“二为”方针，奠定了共和国文学的基本建构，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文学基本上就是延续着这种文学规范和文学体制。有的学者认为共和国文学开始的时间应更早，向前推至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名提出的同时，上海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其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命名。新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来看待，提出中国文学的整体观，不再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分为现代与当代。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该书仍然沿用现代概念，但完全是在充分意识到它的巨大偏见的前提下批判性地借用;它虽然以新文学命名那个消除了现代和当代的偏见之后的文学史整体，但已经在实际内容上突破了旧的现代文学概念，直接启发了我在这里对/晚清至今尚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新理解。”诚然，新文学是相对于旧文学，也就是古代文学而言的，那么，新旧文学之间的分界线又如何确定呢?也就是新文学肇始于何时?新文学的起点如何确定?学者们对此课题也引起长时间的争论，提出自我见解。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新文学起源于五四时期，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虽然具体的时间点还有所争议，如有的学者认为起源于1915年，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有的学者认为应起源于1917年，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论文的发表为标志;还有的学者认为新文学的起点应是1919年，认为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等等说法。虽然学者们各自坚持的具体时间有稍微的差异，但认为新文学的起点起源于五四时期是趋同的，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在文学理念，文学创作，文学意识，文学体式等方面已经与传统的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白话代替了文言，是中国文学古典文学转型到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形成了以现代白话文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法定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大量创作着现代意识的白话文学作品现代文学。由此，一些学者认为新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新文学具备的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现代性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新文学在创作意识、创作方法、创作技巧、表现的领域等方面，已经具有了现代的创作理念。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口号，认为新文学的起点应该在中国文学的晚清时期。他认为晚清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言小说的创作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上，已经和中国古典的小说创作有了截然的不同，已经完全具备现代的创作意识，具有文学的现代性，只是当时这种现代性被压制着发展。王德威把我们传统上所说中国文学的近代时期(1840—1919)，纳入了中国新文学的范畴，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向前推了近80年。王德威所谓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指晚清的中国文学在创作观念上，已经开始了现代性的追求，具有了现代创作的意识，只是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者们以“打倒一切”“推毁一切”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学给予全盘否定，这必然会带来对晚清文学已经开始的现代性追求的忽略，对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的否定。“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更不客气地说，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理解为一个与文学分期有关的命题，时间太短一直是现代文学的学科焦虑，将新文学的起源由“五四”提前到晚清，大大拓展了新文学的疆域，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就扩大了许多，有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也更符合新文学的整体观。

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还是“中国新文学”概念的提出，研究者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视角，建构起一个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结构，给出一个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百年历程的一个最恰切的命名。在文学史写作上，能够涵盖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不给将来文学史写作留下缺憾。那么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其实在内涵上只是一个，那就是在新的历史视角，重新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新回到历史语境，重新提出历史，在新史料、新文献发觉的基础上，重写20世纪中国文史。其实，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的文学研究者，文学史的撰写者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再重新回到20世纪文学的前提下，文学研究的再度出发，重新回归文学的不同时期。我们已经提出和实践了不同的重回口号，由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重回五四”，到“重回现代”、“重回文革”、“重回十七年”等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期待真实的还原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真貌，真实的撰写文学史，科学的建构学科结构，呈现出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的多元视角。正如吴福辉所说，“以现代性整合文学史，以线性时间勾勒文学史线索必然会遗漏、遮蔽很多问题，使文学史出现缝隙、裂痕。文学形态复杂多样，不能人为抽绎出一种本质或主流文学形态，并以此来整合文学史。所以文学史应该是多主流、多视点的。”

［1］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J］.文学评论，2002(3).

［2］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M］.上海:三联书店，1998.

［4］胡景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高层论坛综述［J］.文学评论，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