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军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的领导伦理的构建：基于政府发展理念的反思

□姚军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中变成了单一的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发展偏离了 “人本”的本质，逐渐演变为排他的发展，冷酷的发展，缺乏伦理的畸形发展。因此，重建领导发展伦理，使发展回归 “正统”已迫在眉睫。 “包容性发展”理念为领导伦理的重建指明了方向。

包容性；领导伦理；构建；反思

领导伦理属于领导学中“道”的层面，是深层次的问题。具有不同的伦理思想，为政者必然实施不同的领导行为。领导伦理的错位，必然导致发展行为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很多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中变成了单一的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理念，他们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诸如正义、公平、民主、和谐，使发展偏离了“人本”的本质。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但一些地方政府的畸形发展诉求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因此，要使发展回归“正统”，首先必须重建领导伦理。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思想，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又将其升华为 “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为当前重建领导伦理指明了方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战略的伦理性反思

（一）发展的伦理观

二战以后，大批亚非拉国家相继宣告独立，但其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难以满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所以，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对发达与不发达关系的研究，把发展作为理论研究的热点。［1］在战后的最初阶段，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而言的。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在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因此，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很快受到广泛的批评。目前，发展已由单一强调经济转向注重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整体进步。“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们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发展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2］（p50）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由是发展的五大目标。可见，发展是多元价值诉求的集合。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密切联系。［3］“社会发展不仅是受利益驱动规律作用的纯‘自然历史过程’，而且是内含着道德价值意蕴的 ‘社会历史进程’。”［4］也就是说，发展的过程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检视。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战略的伦理性反思

按照有关学者的总结，发展型国家都普遍地信奉“发展主义”的理念，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成为一种新形态的发展型国家，具有发展主义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在结束十年政治动乱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核心发展战略。30多年来，中国社会虽然历经重重挫折，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地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经济与社会两张皮。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环境急剧恶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民众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为此，2002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成为共产党的执政新理念。为了防止故意把“经济发展”偷换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在中央重要文件中反复出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并没有写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取而代之的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提法上的变化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然而，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完善，却没能转化为广大执政官员的“领导伦理”，在很多政府官员的思想中，发展最后演化为单纯的GDP数字的扩大化。为了经济发展，为了GDP，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生命。因此，矿难、血拆、火灾、泥石流、石化爆炸、工业污染……几乎每天都有突发灾难，而这一切却被很多地方官员定性为发展的代价。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现在的发展往往成为排他性发展，冷酷的发展，缺乏伦理的畸形发展。

二、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内涵界定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在以“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与贫困减除”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基于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距加剧问题，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概念，旨在提醒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倡导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亚洲贫困减除的“药方”，也是中国完善自身发展的需要。2009年，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的题为 《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再次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党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内。2011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将包容性增长升华为“包容性发展”。

所谓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倡导机会均等、公平合理地发展。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参与和分享经济增长。在其内涵的解读上，包容性发展包含以下要义：

第一，包容性发展是突出民生问题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更关注民权、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在制度公平方面的诉求。诸如住房、教育、看病、养老、交通、生活环境等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的民生难题，应成为政府施政的关注焦点。包容性发展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同步化。

第二，包容性发展是倡导公平的发展。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要义与本质特征。它强调的是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包容性发展战略期望实现的平等是多维的，具体表现为获得机会的平等、获得公共物品与服务的平等和社会安全保障的平等。本质是要消除贫困人口在上述领域相关权利方面的贫困，核心要义是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使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群体均能参与经济增长，合理分享增长成果。［5］

第三，包容性发展是倡导共享型的发展。包容性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共享式发展，它强调发展成果要由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来享用（有），包容性发展的包容主体或共享主体的外延极其广大：［6］它既包括代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也包括未来那些潜在的社会成员；在空间范围上，包容性发展的“共”享性还包括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共同发展，它不能容忍局域失衡、贫富分化现象的持续存在和恶性演进。

第四，包容性发展是倡导和谐的发展。［7］和谐发展是指国内城乡关系、地区关系、产业关系、利益集团关系要和谐。包容性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是一种全面协调的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包容性发展”概念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推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的领导伦理的重建

包容性发展不仅成为时下的热词，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它不仅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思想的升华，更是针对当前我国畸形发展态势实践的反思。倡导包容性发展理念已成国人的共识，而要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前提是领导发展理念上的革新与重建，特别是要从以下几个维度重建领导伦理。

（一）领导人本伦理的重建

人与物的关系问题是发展观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观：一种是主张以物为中心，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高于一切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另一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人的发展高于其他的人本主义发展观。人本主义认为，物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发展，人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目的性。人的发展是主体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摒弃了物本主义发展观，克服了单纯追求物的增长的发展观，树立了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发展观。包容性发展更是强化了这一理念。“包容性增长应是使经济发展回归增长本意，即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并且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所以，当前领导发展伦理的重建，首要的就是发展目标回归到人本上，领导者只有坚定了以人为本的发展伦理，才能在做人做事上以民为本，才能在经济发展中不会把人工具化，把民生边缘化。毛泽东关于“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向人民负责”的伦理概括，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发，胡锦涛总书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为民”观、“四位一体”观、“五个统筹”观等等，都是其重要内涵。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让普通民众都能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

（二）领导生态伦理的重建

当前，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和破坏，致使自然环境中的生物群落及其生态平衡被打破，这不仅造成了部分生物生存的困境，也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化解生态危机必然要求重建领导生态伦理，必然要求领导者树立和践行生态伦理观，引导科学发展。领导者要深刻认识到以往涸泽而渔之路不能走，只有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进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三）领导人态伦理的重建

时下，物欲横流、不讲诚信等不良行为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互助、相依的本质关系，出现了人态危机。所谓人态危机就是人际关系危机，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物化关系的强化和信任关系的恶化。目前，在我国以诚信缺失为特征的社会信用危机还在急剧恶化，其主要源头是一些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的公信力缺失。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核心和关键。要全体社会成员讲诚信，政府首先要做好表率，领导要以身作则。因此，当务之急是领导者必须以人为本、诚信谋事、伦理决策、道德执行，以缓解人态危机。这是和谐发展向领导行为提出的一个基本伦理诉求。任何政府和制度都要按照诚信的原则来组织和建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按照诚信的原则行使其职权。这样方能重塑诚信政府，打造诚信社会，优化和谐的人态环境。

（四）领导心态伦理的重建

当下，极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非理性个体行为的出现，折射出社会心态的失衡。心态危机的出现表面上看似由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激烈竞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根本缘由则在于社会发展成果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分配现实。近几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等交织在一起促成了不良的社会心态。缓解这种社会心态危机的首要路径，就在于领导心态伦理观的确立与践行，既需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抓住每一个契机，在决策和执行中宣扬“包容性”的理念，营造公正、平等的参政议政的社会氛围，以平等的官民对话和个案的公平解决慢慢消解撕裂性的敌意，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从而使人们过上有幸福感、有尊严的生活。

［1］江永平.发展理论述评［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2］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印金强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3］蒋志华，李庆子，李瑞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相关范畴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06）.

［4］陆昱.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思想［J］.经济师，2010，（01）.

［5］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J］.经济学家，2009，（01）.

［6］邱耕田等.论包容性发展［J］.学习与探索，2011，（01）.

［7］李民等.包容性增长理念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深化［J］.领导科学，2010，（12）.

（责任编辑：王秀艳）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eadership Based on Inclusive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develop

Yao Ju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some leading cadres have mistaken the center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single economic growth which strays from the essential people－oriented concept and gradually evolves into exclusive，grim and lopsided development without ethical convictions.Therefore，it is extremely urgent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eadership brings the development back to the “orthodox”.Since 2010，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Hu has provided a basic poi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eadership.

inclusive development；ethical leadership；reconstruction；reflection

D63－3

A

1007－8207（2012）07－0001－03

2012－03－27

姚军 （1973—），男，河南信阳人，广东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