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进

1860年，与林肯颇有交情的蒲安臣全力协助其竞选总统，并因此于次年丢掉自己的议员席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肯就职总统后很快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其就任。于是，林肯1861年6月14日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

1868年，就在蒲安臣驻华公使任期已满即将回美国复命之际，历史戏剧性地使他的外交生涯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赐大清国二品顶戴花翎，并受遣率清政府首个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各国，俨然成为中国朝廷的“钦差大臣”。

事情源于他在总理衙门为其举办的饯行宴会上的一番讲话，“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他的表态使恭亲王灵机一动。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西方，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仪问题感到左右为难。恭亲王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友好人士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这个意见随即被采纳。

恭亲王力荐蒲安臣率团出使欧美可谓形势所迫，也用心良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和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后，西方列强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当时，清政府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