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孙雪梅

（作者是《京华时报》记者）

在记者这一行业，年轻的我不过是一只“菜鸟”。关于暗访报道，我既没有做过“卧底”，也没有曝光过巨大黑幕，只不过做过几次体验式的暗访报道。不过，也正是几次暗访经历，在尚不算长的记者生涯中最让我刻骨铭心。

暗访记者得像个“演员”

在很多报社，暗访报道一般属于机动部或热线部，因为它属社会热线新闻的一部分。热线记者的经历不会枯燥，很多线索来自读者爆料，如某地下陷形成大坑、某类考试现作弊现象、某小区出现凶杀案、某公司用不合格药品充当正规药出售等。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也许同类，但绝不是简单重复。

在新闻线索中，有些重大新闻需要记者“深入虎穴”才能获得，比如地沟油的生产销售，商贩用工业盐冒充食盐等。在这些线索的暗访调查中，记者必须随机应变，见不同人说不同的话，通过扮演不同角色，获取真实信息。而一旦身份暴露，随时可能面临危险。

2010年10月，正值北京闹“血荒”，于是有一帮被称为“血托”的社会青年，先从各医院找到需要输血的病人谈好高价，比如400毫升血1600元，再组织学生、农民工献血，给献血者400毫升三五百元，从中赚取差价。

在接到线人爆料后，报社安排我和另一名记者去暗访。为了取得“血托”信任，我们把穿旧的几年前的衣服找出来，装扮成很缺钱的学生。由于我本身刚从学校毕业不久，还未脱去学生气，比较快地取得了“血托”信任。即便如此，“血托”约的见面地点还是一改再改，最后“确认”不是执法人员，才带着我们去血液中心填表，而带我们填表的，又是另一个人。之后，我们和血托谈好价钱，献血200毫升给300元。

填表之后，我们以身体不符合献血要求为由退出了。随后，开始试图联系“血托”中的高层，也就是专门和病人家属谈高价的“血托”。为了找到“高层”，我又扮演成患者家属，在多个医院转，四处找人献血，希望引出“血托”。由于没有人穿针引线，“血托”始终不现身。好在最后我拿到了医院的一张互助献血表，换一套行头拿着这张表再去血液中心时，好几个人围了过来，争着问我是不是需要找人献血，而这几个人，是“血托”中的几派，他们也在相互“竞争”。

花了将近一周，在与一名“血托”熟悉后，他将“血托”内部结构和盘托出，将分成的机制也讲了个明白，“血托组织有偿献血牟取暴利”的新闻得以报道出来。总结这次暗访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断转换自身“演员”角色，获取对方信任。在“演”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一言一行，因为转换不同角色时很容易露馅。

我身边的几位记者朋友，凡敢做暗访的，都是鼓着勇气去“演”。一位朋友曾扮演进货商，与卖假盐的商贩取得联系，通过近一个月暗访，获得对方信任，最终带着警察，查获一吨冒充食盐的工业盐。这位记者还假扮成医院护士，揭露了某医院欺骗患者，用普通仪器代替进口仪器进行手术，收高价费用的内幕。据其讲述，在扮演护士的过程中，有一次用U盘拷贝资料时，恰好被医生撞上，凭借多次暗访经验和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不动声色用一本书挡住U盘，才化险为夷。

做暗访被比作“上贼船”

在做了“血托”的调查后不久，线人又提供了“证券经纪人雇人开空户”的线索，涉及到北京多家有名的证券公司。这次体验式暗访相对更容易暴露，因为跟着被调查对象去开户时，必须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等信息。此外，直接联系学生或民工去开户的社会青年与之前揭露的“血托”是同一帮人。

当时，我与对方接洽，摄影记者在暗处，将证券经纪人雇人开空户的整个流程拍了下来。因为身份信息完全被调查对象知晓，我担心遭到报复，要求报道见报时不署真名。最初没有获得编辑同意，我竟然急得哭了，最终也没敢署真名。

第二天报道见报后，我就收到雇人开空户的联络人发来的短信，“你是记者？”我没有搭理。中午，他又打来电话“调查”谁是记者，我否认了。在问过一圈和他一起去开户的人后，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知道你是记者了，你给我小心点，小心被收拾！”我没回信息，对方再发信息再打电话也只能不理。

对于做过很多暗访的老记者来说，这样的威胁根本是小儿科，不过自收到那条短信后，我每天上下班都非常小心，时常看看前后有没有可疑的人，晚上不敢太晚回家。现在回想当时的心情“好比做贼一样”。可是转而又想：明明是去调查“贼”的，却发现自己比贼还心虚，因为我不知道对方背后有多大的能量，也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会采取报复行动。

一位同事曾被安排去暗访假羊肉销售，她事后给大家描述说，“我去暗访时，吓得双腿都在发抖，一说谎脸色就变”，此后她再也不做暗访。

尽管有些害怕，当时的我对暗访依然有些热情，还想做做卧底，揭露一些黑幕。不过，在我讲述了自己体验式暗访的经历，以及报道后所经历的恐惧之后，一位媒体同行与我开玩笑说，“做暗访有点像上贼船，上去了就下不来了”，建议我别去卧底，因为危险性太大，尤其对女记者而言，多做调查性报道是好事，但暗访做多了，心理可能会留下阴影。

有理想却也无奈的暗访记者

由于工作调整，后来我较少接触暗访报道，不过也时时关注着媒体同行所做的暗访报道。

2011年9月起，一则视频在微博上广泛流传，内容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一名男记者假扮智障人暗访智障人被交易被虐待的过程。该男记者假扮智障人，在河南驻马店火车站附近闲逛，并不时向人乞讨，捡拾地上烟头，还曾抢食地摊上食客吃剩下的半碗凉皮，终于迷惑住在附近物色“猎物”的奴工经纪人。后来，这位男记者被当做智障人拉到窑厂内，被强迫劳动，不给水喝，还要抽耳光，并用三角带抽打背部。最后，在窑厂流水线暂停后，记者终于被获准去伙房喝水，他借机逃出窑厂，三四个小时后，与接应的同事会合。

在看偷拍的暗访视频时，很多人不禁捏了一把汗，因为这名记者逃跑时被窑厂发现，后面有人追杀。他是从河沟里爬出“地狱”的，逃出去时全身湿透，身上还有大量划伤。该报道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前往窑厂执法调查，解救了大量智障人士。不过，记者付出的代价也着实让人震惊。

做暗访报道，很多人是怀着理想去做的。回到现实，你会发现很多暗访记者其实多有抱怨，比如收入不高，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如果调查的事件敏感，很容易被毙稿；有的事件调查到中途，线索断了，报道没法做，前期的付出就打了水漂，还得担心当月的工作量完不成；等等。

目前，有的报社正在试图进行薪酬改革，鼓励记者做暗访调查，会在底薪、稿费等各方面倾向暗访报道，同时给社会调查记者多买保险等。不过总体而言，现在的媒体环境不是很利于暗访记者的生存和发展，这应该引起业界的关注。希望媒体从物质、心理关怀等多个方面，加强对暗访记者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