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近代中国在早期城市化的推动下，各大城市里的同乡同业组织不仅发展迅速，而且发生了“现代性”的变迁。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社会团体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大批移民进入沿江、沿海的大城市，陌生的环境使这些或为官、或经商、或打工、或就学的城市新居民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困惑，于是，血缘、地缘以及由此而来的家乡认同、行业认同成为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纽带。上海在开埠以后陆续成立的同乡社团性质的会馆公所有21 个，同业性质的会馆公所有87 个，而在开埠以前业已存在的会馆公所总共才30个。汉口在民国初年有会馆公所123 家，其中可以确认为同业性质的有88 家。当然，也有不少同业同乡性质混合的会馆公所。如汉口的江南京南公所是由京苏帮、铜锣坊等8 个行业的江南商人为主体组成的。又如上海四明公所囊括了50 多个宁波行帮。

进入20 世纪以后，更加符合现代概念的社会团体，一批新型的同乡同业组织诞生了。其特征，简约地说，就是会员制、订章程、公益性、互助性，比传统的会馆公所有更加明确的社团意识和组织约束。1904 年成立的上海四明同乡会，是近代第一家不同于会馆公所的同乡会，1910 年四明同乡会又改组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辛亥革命前后，新的同乡会组织大量涌现。如上海的崇海同乡会、旅苏全浙同乡会、浦东同乡会，重庆的四明旅渝同乡会、山西旅渝同乡会、辽吉黑热旅渝同乡会等等。南京自民国初年成为政治中心，客籍商民、官员云集，于是同乡团体纷纷成立，据记载，共成立了涵盖全市的同乡组织有21 个，这还不包括学校、企业里的非正式的同乡小团体。

新型的同业组织更是应运而生。1902 年上海出现第一个行业公会性质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其立意在于集华商之力同外商进行商务交涉。1904 年，清政府为了“通官商之邮”，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工商界成立商会。同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更名为上海商务总会，1912 年又重组为上海总商会。南京的传统同业团体于1927 年改组为商民协会，1929 年又改组为同业公会，其中不少是由原来的同业性会馆公所改组而来。到了30 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推动下，上海的绝大多数工商行业都成立了行业公会。至此，各地行业组织已经颇为健全。

无论是原先的会馆公所，还是后来的同乡会同业公会，在近代移民社会中，这些同乡同业团体总是掌握在一些官僚、士绅、大商人、大企业家等社会名流手中。一是原先的名门望族进入城市以后，其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成为同乡同业团体的领袖人物，如盛宣怀、庄箓这两位出生常州望族的大绅商就当上了上海常州同乡会的第一、第二任会长。二是随着工商经济的发达而成为新兴家族的大企业家也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同乡同业团体的领导者。如棉纺织业和面粉行业的龙头老大荣宗敬就担任过无锡同乡会的负责人。中国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信诚银行的创始人周廷弼同时也成为锡金公所的创办人。

同乡组织的职能不外乎：联络同乡，增进乡谊，慈善救济，社会公益，保护权益，调解纠纷，信誉担保等。同业组织的功能则主要在于规范行业内部的经营行为，也兼及慈善、联谊、社会公益等。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以后，同业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拓展，成为联系政府与同业的桥梁。它牵头协调产销关系，规范商品标准和市场售价，提倡商业道德，矫正侵权违规行为，调解同业纠纷和劳资冲突，并致力于调查研究，采取促进行业发展的措施。

西方社会的近现代发展是以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为前提的，其中各类非政府组织十分发达，社会自治程度比较高。孙中山先生在论述民权主义时说道：“共和国，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之所有物”，要“使人民研究自治，实行自治，研究实行民治之自治”。孙中山关于人民自治的思想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个廉价政府的概念，也是基于政府职能可以大大简化，可以让渡给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这样的一种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建设的任务愈来愈显得重要，了解近代的同乡同业团体的状况，借鉴其中的有益经验，一定会有助于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